到了醫院以後，我和護士再一次交代這位女孩子的情況，幾點摔下，傷勢如何，幾時開始昏迷。平日裡的我是個非常迷糊的人，在這個特殊情況下我意外的清醒。
交代完情況，護士邊不耐煩的打電話喊值班醫生出來，邊詢問我：「你是誰？」
「隔壁棟的，我不認識她。」
「隔壁棟？好心人啊？這年頭還有你這種人嗎？」她打量著我。我沉默，接不上話。
第一次看到這麼多個醫生圍著一位傷者，因為她傷及到的部位並不少，但她又處在昏迷狀態，基本與傷口相關的醫生都出現了。印象比較深刻的有骨科、牙科、整容科三位值班醫生——我也是第一次知道牙科也需要有急診，需要有人值班。
每位醫生都很負責的進行一輪檢查，檢查後就是數不盡的掛號，我拿著厚厚一沓單子跑去繳費，因為她關鍵的第一步是CT，需要排除內出血的情況。
「急診室人手不夠，你和看護一起推她去CT室吧。在另一棟樓里。」
護士話音剛落，救護車的工作人員在旁邊說：「這怎麼行，這是我們的救護車的床，你得先還給我們。」
他們在爭執著，我又一次沒忍住怒吼：「現在這個時刻到底誰更重要！」說完我就讓看護帶路，把她推走了。
CT室並不近，床也比想像中的難推，推了一半路程我已經有些出汗。我看著昏迷的她，突然覺得她的命似乎就在我手上。「萬一她就在我眼前死了怎麼辦？」想到這個我又加快腳步。我小小聲的喊了她名字：「佩佩，再堅持一下。」
到了CT室再次碰上人手不夠，醫生讓我把她抬到台子上，我趕緊哀求看護幫忙。成功抬上後，再幫她把身上的金屬物一點點卸下，卸的時候沾到了她的血，但並不害怕，只想著我們終於開始第一步的檢查了。
CT結束後，看護默默在門口等著，幫我一起推到了急診室。最開始接待我的護士看到我回來了，告知我接下來需要做的檢查和傷口處理，又是厚厚一沓單子，又是跑去掛號、繳費、找醫生，再經歷了抽血、插尿管、縫針。在這些過程中，我不記得自己回答了多少次「你是誰」這個問題。每位醫生護士知道後都有些詫異。
印象比較深刻的是負責縫針的那位醫生。縫針需要她本人同意並簽字後才能進行，醫生走過來讓我想辦法叫醒她讓她簽字。我說她現在不太清醒，偶爾醒一下又暈過去了。她現在的情況怎麼可能簽得了，我甚至懷疑她不知道自己在醫院裡。
醫生很冷漠，只是淡淡的說：「叫醒她。」我明顯感覺到旁邊的護士都倒吸一口涼氣。我說我叫不了。
「你能簽嗎？縫針過程出了什麼事你能負責嗎？你以為你擔當的起是吧？」
「那你要我怎麼辦！我只是一個住在隔壁棟的人而已！我就是叫不醒她啊！」
我確實不知道該怎麼辦，說這句話的時候已經帶點哭腔。我只是想陪著她而已，但我也確實沒法去承擔更多的責任了，我有些害怕了。
在我們爭吵的過程中，一位醫生推門而入喊：「這支筆你們用不用的？我這邊有家屬要簽死亡通知書。」
原來這麼大的醫院，會差我手上這一隻筆去簽這樣的文件；原來在我們爭吵這一分鐘裡，外頭剛有人離開這世界。
旁邊的護士說可以讓她指紋蓋章，蓋章前確保有人和她說明接下來需要進行的事就可以了。那位冷漠的醫生看著我說：「告訴她，快點。」沒想到在這時候女孩醒了，我趕緊告訴她接下來要縫針否則無法止血，需要她指紋蓋章同意。她似乎沒聽懂我說什麼，但她看著我，點了點頭。我感到被信任，終於我抬起她的手完成了蓋章。
她的傷口比較深，加上口腔內也有傷口，縫了快有一小時，至少我的感覺是。我需要全程抬高她的脖子，否則醫生不好處理。這個過程是那天晚上最漫長最難熬的。我沒辦法看著這個過程，邊抬著她的脖子邊扭過頭去。她在打麻藥的時候疼醒了，叫的非常慘烈。我沒忍住哭了，原本就淚點低的我再配上這個聲音，實在太心疼了。我不斷的撫摸她的頭，希望能安慰她，告訴她忍一忍，馬上就好。縫針的過程也伴隨著她的哭喊聲，縫沒多久她安靜了。
「她估計又昏過去了，是好事。」醫生還是一如既往的冷漠，但他說得沒錯，確實是好事。在縫針的過程中我再次接到警察的電話，詢問我女孩子情況如何。那時候CT結果已經出來了，骨科醫生說她腰椎骨折情況不樂觀，需要聯繫她家人或者朋友。我告訴警察拜託他們幫忙聯繫，結果又再一次聽到「我們無能為力」的回答。接著他們問我：「你打算幫到什麼地步才收手呢？」
「那你們又什麼時候願意捕手呢？」
「你知道你沒辦法一直幫下去對吧？」警察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我知道，但我在盡力。至少現在我還不能走。你們聯繫不上她家人，那我自己想辦法。」
警察沉默了一會兒說，因為我救了台灣同胞，所以他們會等我處理完醫院的事後送我回家。那如果不是台灣同胞呢？他們還會送我回家嗎？他們還會關心這位傷者嗎？他們還會關心我嗎？
我不敢細想。
那位冷漠醫生聽完我的和警察的電話後，大概猜到了我們的談話內容。他邊縫針邊說：「小姑娘，我知道你是好人，我知道你很想幫她，但你連她是一個什麼樣的人都不清楚都不了解，值得你這樣去幫她嗎？再樂於助人你也要先保護好你自己。有些事該撒手就撒手，別管那麼多。」
我說：「我現在撒手後有人管她嗎？她會被怎麼處置呢？她還有這麼多針沒有打，報告沒有拿，你們會管嗎？」
醫生說：「沒人照顧的患者我們會走應急通道，只要這個人是活著的就行，但其他我們不會管的。」
「是阿，所以她現在有我在照顧著。」
縫完針醫生再次很認真的勸我：「把她交給警察，以防萬一。」我說：「謝謝你我會的，但不是現在。」
四
我確實不知道這位女孩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不管是好人，壞人，所謂的爛人，都應該被愛，都值得被善待。很希望這些冷漠到我這裡為止，很希望能在我的能力範圍內，最大程度的讓這些冷漠變成溫暖，傳遞出去。我並不希望別人去走我走過的路，哪怕是個陌生人。
如果每個人都能在十分的冷漠裡留一分溫暖給需要的人，很多事情都會不一樣。
縫針後我陪著她在急診大廳等待著打點滴。在等待的半小時裡，我看到從搶救室里推出一個黃色裝屍袋，後面跟著兩位臉色凝重的中年人，也許袋子裡那位是他們的家人吧。我微微地鞠躬，心裡默念一路走好。看了下急診大廳，大部分人都沒注意到這個袋子，大部分的人都在自己的世界裡苦惱著。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我能做的，也只是鞠躬。
在她成功打點滴後，我翻出她的手機，用她手指解開手機之前，我在她耳邊說：「抱歉我要打開一下你的手機，我需要聯繫你的家人。」
她的微信置頂就是家人，我點開她媽媽的聊天框，從畫面顯示的內容來看家人都在台灣，我在對話框裡簡單描述了女孩的情況並留下我的手機號碼，告訴他們請聯繫我。那時候是凌晨五點，我想短時間內也不會回復了。
我走出急診大廳，坐在了醫院門口的花壇上，才意識到自己這一整晚沒坐下來過。我的身體疲憊到極致，抽菸時手臂也在發抖。我給警察打了電話，告訴他們我給女孩家人留了我的聯繫方式，也給醫院留了一個，希望他們能先送我回家休息，等她家人回復後再看看怎麼處理。警察說：「麻煩把我們的電話也留給醫院吧，局長說要送你回去讓你好好休息，剩下的交給我們。」
也許我真的該交給他們了，我也該相信他們。
在我準備走的時候女孩清醒了，她很詫異的看著我說：「你怎麼還在這裡？是你一直在陪我嗎？」她不敢相信。我告訴她的傷勢，也告訴她聯繫了她家人但還沒回復。她不斷說謝謝，我說但很抱歉我現在要回家了，需要我的話可以聯繫我，我就住在隔壁棟。然後給她留下我的手機號。
來接我的警察大概只是聽領導安排，並不知道我發生什麼事，也好，終於遇到一個不會審問我的警察了。我坐上車，像第一次來到這個城市似的，好奇的看著窗外。
兩個月以來，我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上海，太陽剛出來，照亮了這個滿是垃圾的城市。鳥兒在馬路上找吃的，人類關在家中，我坐在警車裡。開到靜安寺的時候，我每天回家都路過的建築物，它變得很陌生。
推開門，我的狗狗異常興奮的來迎接我，這是封城以來我離開他最久的一次。我在客廳拿了一大包抗原，急沖沖回房間脫掉所有衣服去洗澡。躺在床上的時候已經早上六點多了，渾身無力的我還是發了消息給室友，坦白自己去過醫院會進行自我隔離。
我看著天花板想，也許這是一個選擇善比惡要艱難的時代，但我希望自己有能力，一直選擇善良。
作者後記
那天睡不到三小時就接到女孩家人的電話，聽出來很著急，她家人說一直聯繫不上她。我安撫他們的情緒也交代了情況，至少在我走的時候女孩情況是穩定的。因為封控原因我沒法再去醫院，和她家人結束通話後我就聯繫了警察，希望他們能跟進一下女孩情況，後來他們很負責任地聯繫上醫院，也聯繫了小區居委，不斷和我匯報最新情況。最後女孩在和醫生溝通後，決定回家休養直到上海解封回台灣治療。
在上海未解封前，我們在小區見了一面，為了歸還當時幫她卸下的耳環戒指。她走路有些不穩，臉也還是歪的。她說每天都在吃止痛藥然後睡覺。她一直以為我那天是碰巧路過救下她，我說我是在家裡聽到聲音後下樓的。她不斷感慨：「我這條命是你救回來的。」我強忍著壓抑著自己不哭出來。
五年前我的朋友跳樓自殺，在那之後，很希望自己能成為一個「拯救者」，我知道我救不回他了，但我能儘自己最大的努力，「拯救」他人。女孩的這句話讓我覺得，我做到了。
那晚之後我不斷做噩夢，夢到渾身是血的她，夢到她在縫針一直抓著我，夢到警察和醫生圍著我質疑我。我能理解每個人的不同，但直面這些人性冷漠時，還是需要時間去消化。在縫針醫生質問我的時候，確實有那麼一刻動搖，好人真的有好報嗎？
沒有好報又如何呢，忠於自己，不被影響。
前幾天寫這篇故事的時候看了下她朋友圈，已經回到了台灣和家人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