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就是反對「丁陳反黨集團」了。我在多次的黨組會上，已經看出丁玲與周揚之間的分歧，也知道了他們的分歧是從30年代開始的。但是老實說，經過了這幾年，我對於文壇的這些是非已經不像初來時那樣天真了。我想反正我又不知道你們過去爭些什麼，我最好是不介入。從人來說，我對周揚是較有好感的。因為他不擺架子，對待我這樣的年輕幹部也很親切，而丁玲則有一點傲氣。不過，我不想對他們過去的是非作評判。這句話，我對郭小川（當時的作協秘書長）說過。他說，他也跟我有同感。我們這些年輕了十好幾歲的人，哪裡會對他們的那些老豆腐帳那麼感興趣呢？中宣部的文藝處長袁水拍有一次聽我說了這種態度之後，也說：「是啊！他們這種糾紛，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他的感覺也一樣。
簡直說不清丁玲、陳企霞怎麼就會變成批判對象了。我只記得開始大概由於《文藝報》上登了一篇關於英雄問題的論文，陳企霞的觀點與流行觀點（實際就是蘇聯那一套一味歌頌英雄的觀點）有所分歧，但是這怎麼能扯到政治問題上去呢？他有一次在黨組會上為此拍過桌子。還有一個李又然，說是他的宿舍里張掛著許多裸體畫，是道德敗壞。我並沒有去看過，但聽艾青說：那是西方美術作品！若果真如此，以作家協會來提出這種「罪狀」來，真是可恥透了！對丁玲則是舊話重提，批判她過去的作品如《三八節有感》之類。又說她近兩年的作品全是以個人為中心，每篇散文都離不了個「我」。總之，我根本就記不得他們有什麼突出的罪狀。當時主持批鬥會組織工作的黃××，後來還在「文革」中間專門寫了一本紀實小說，記載反丁陳集團的詳細經過。她是把這個斗爭當豐功偉績來寫的。我想這本稿子倒實在應該保留下來，作為歷史的見證。可借那是在「文革」中間，我尚無這樣的歷史眼光。一聽到有這樣的來稿，只知氣憤，立即搖頭，以「真人真事不好寫」作為理由，叫編輯部把它退掉了。
在寶珠胡同婦聯禮堂開過二十幾次批判會，每人都得發言。我也不記得自己發了些什麼言，忙了一陣，把他們幾個定成反黨集團；可還未完全定案，忽然又來平反。中宣部新來的秘書長李之璉主持其事，與作協新來的楊雨民配合。他們找當時的發言人一一談話，要求訂正原來的發言，於是這件事看起來又要消解了。
就在反右派鬥爭發動的前些天，黨中央再三動員大家「大鳴大放，幫助黨整風」。那幾天我恰好到河北平山農村去，度不到兩星期的「創作假」，所以詳情並不知道。但是，那一段我的被別人左右的頭腦已經開始有點變化。不能不說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的秘密報告對我有很大震撼。這個報告我聽過兩次傳達，一次在北京市委，一次在作家協會，都參加了討論。在北京市委的討論會上，我親耳聽見彭真說：「這個報告一出，史達林一死，全世界的共產黨員自由思想了。」我還在這裡聽到了市委的負責幹部們議論：毛澤東主席說那次史達林強迫中國出兵抗美援朝，使他一肚子氣；還有以前史達林和蔣介石訂中蘇友好條約，是兩肚子氣。看起來毛澤東主席對於史達林的惟我獨尊也是很不滿意的。
但是當時我不懂得這一切。我積極去組織關於《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討論，以為這是按毛主席黨中央的意見行事的，是反官僚主義。我讀了劉賓雁的《本報內部消息》，讀了黃秋耘的《鏽損靈魂的悲劇》，真使我的靈魂震動。我在市委的討論會上發言說：「我是黨員，我聽黨的話。既然史達林犯了這樣大的罪惡，對不起黨和人民，儘管過去我非常相信他，現在我就不相信他了。」在作協的討論會上我們驚訝地討論，怎麼可能對伏羅希洛夫安裝竊聽器？怎麼可能那樣對待黨的中央委員？然後我們還傻瓜似的這樣慶幸，幸虧中國黨內沒有出過這樣的事情！
我從平山回來之後，編輯部的李興華他們就圍著我叫：「現在形勢可太好了！可大不一樣了！」他們正在忙著組織《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討論，把贊成和反對的兩派意見都登出來，但顯然是偏向於贊成的一面。這時作家協會正在開鳴放會，我參加了一兩次，聽到李又然、丁玲、唐因、唐達成他們的發言，大致是對前一階段（鳴放以前）那樣整他們、批他們，把《文藝報》當一個賊窩來追查，很有意見。我在這會上冒冒失失發了一次言。我本人並沒有受到任何打擊，所以那次發言純屬「打抱不平」性質的。我說：聽到有些人說，在這裡不敢講話，為什麼不敢講呢？應該讓他們講。不管是丁、陳，還是周、劉（周揚和劉白羽），應當有同等的發言權。讓他們都講嘛！
但是我這次「跳出來」，卻引起了當時作協領導的注意。他們以為我是偏袒丁、陳的。加以我在下鄉時候因為看見那裡的鄉村公共汽車對於乘客是那樣不負責任，寫了一篇短文，湊巧又登在即將被劃為右派的彭子岡所編的《旅行家》上，再加上我編的《文藝學習》發表了那些關於《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討論，後來作協就決定開會批判我了。把我和黃秋耘兩人一起來進行批判，還在《人民日報》發過一個消息。
那一階段，作協的其它工作均已停擺，天天開批鬥會，當然，其中規模最大的是批丁玲、陳企霞的，後來又加上了馮雪峰，而且馮雪峰占了主導地位。那個會批的究竟是什麼呢？其中給人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大概是陳企霞同他的情人周×的秘密通信。他是有妻子的，跟情人通信當然是保守秘密。結果，這就被批判成是他的反革命秘密暗號。再一件是丁玲的歷史問題，她怎麼從南京國民黨的監視下出走的？還有一件是馮雪峰在抗戰開始後，曾因在上海工作上的不愉快而離開，回到浙江，這事算不算政治問題？總之，這些即使都可算數吧，顯然也與他們政治上是否為右派毫無關係。但是，在那個批鬥會上，硬是一頂一頂「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從天而降。他們本人自然毫無置喙餘地。就連別的人，在會議上辯駁一兩句都完全不可能。記得有一位作協幹部陳××，與我們《文藝學習》編輯部本來素無組織關係，忽然站起來「揭發」道：「《文藝學習》編輯部還要發展反革命分子李××入黨！」這個李××原是國民黨里一個校官，由我們的解放軍部隊轉業來的，全編輯部都知道。我們支部從來沒有討論過要他入黨，也沒有一個人提過介紹他入黨。我當即起立解釋：「沒有這回事。」不料立即引起主持會議者的嚴詞制止：「別人提意見，要回去好好檢查，不要反駁！」於是一片喧嚷把我壓了下去。——這裡，根本不允許有任何申辯，不論有理無理。
此外還開了好多人的批判會。記得批秦兆陽，是說他那篇《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目的在於暴露社會主義的陰暗面。批唐祈的理由，是說他講了我們的有些批判捕風捉影。「捕風捉影有什麼不好？總是你有風可捕，有影可捉啊！」……諸如此類，不勝枚舉。作家協會總共不過二百人，右派劃了五十多個，「踩線」的還不算。但是，這也不足為奇，當時全國哪個單位不是如此？劉賓雁、王蒙、鄧友梅……與我們編輯部有點關係的作家都成了右派。我決不是埋怨那些經手劃入右派的人，他們中有的人的確也想盡辦法保護下幾個人。但是這一場狂潮是從上而下鋪天蓋地砸下來的。我知道，自己很有劃成右派的可能。我回家把此事告訴了楊述，他便轉告了蔣南翔（我的入黨介紹人）。蔣南翔打了個電話給胡喬木，說：「你把韋君宜調到作協，現在她快要劃成右派了，要開批鬥會了，你管不管？」胡喬木打了個電話給劉白羽，說我大約尚非右派。同時，楊述把這事也報告了彭真（我是個「一二·九」幹部，彭真知道）。我大概就是這樣才得倖免的。不過批鬥會還是要開，要我一面挨批鬥，一面在編輯部主持工作，繼續發批判稿批別人。
難道我能夠不批別人嗎？不能。也得批。李又然的妻子劉蕊華在我們編輯部工作，別人貼她的大字報：「警告劉蕊華，休想往邊滑。」我明知這完全是無理株連，也只好睜隻眼閉隻眼。由於李興華和陳企霞的關係，作協領導硬要把他劃成右派，我雖然代為打過一點掩護（我說我們編輯部沒有與丁、陳有關係的人），但是沒法幫助他。最後，只好由我親口向他傳達把他劃為右派的決定。這件事使我的心深深受傷。還有一個楊覺案，更加荒唐。因為他的妻子潘漪回鄉養病，他去探視。碰見了那個村因為與鄰村合成一個高級社，吃虧太大，一個窮村一個富村，分配太不公平。他們寫了封信，請楊覺帶到河北省委代為告狀，要求仍然分開核算。結果那位高級社社長就來信到作協，說楊覺煽動分社，是破壞合作化。作協正在找右派找得眼紅，發現了這個「破壞合作化」的，便要把楊覺也算上。我當時已經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但我還盡力提了一個意見：派人下去調查一下再定。結果派了一個從未下過鄉的年輕女同志。她去了一趟，把那位高級社社長的全部談話都記下來，而對於對方一點也沒調查，就回來了，說那位張社長是怎樣怎樣的高風格，是一心為了合作化，所以楊覺非劃右派不可。叫我還有什麼辦法呢？只能勉勉強強同意把他劃上了。到1961年，楊覺提出申訴。恰好這時他的妻子潘漪在我所在單位——人民文學出版社，這時我已經是社領導，便想做一點好事，使自己的心靈得以平安。我去和作協張僖聯繫，共同受理此案。然後由我社派人去重新調查。我選派了曾長期做農村工作的人事科長劉子玉同志，加一個年輕精幹的何啟治，一同前往。他們調查的結果，果然與那位女同志的調查不同，兩面的話都聽了，連縣委認為那件事情本來不必要那樣大搞的意見也取到了。然後我們在作協開會，把當年處理此案的人都請來。除了那位女同志仍然堅持必須劃右派外，別人都說可考慮。看起來案子有可能扭轉了。——但是誰也想不到，中央突然通知，凡劃右派者，申訴要求翻案，一律不得受理。也就是一律不許甄別平反。全部的努力又都成空了。也就是說，當初各單位亂戳亂點的，甚至亂湊數字的這些「右派」、「敵對分子」，竟然連重新翻閱一下檔案，看一看輕重，都不允許！這一手比以前劃反革命、肅反、鎮反、三反五反，都還要利害。那都還是允許甄別的啊！
我在反右運動中間也幹了些違背良心，亦即違背黨性的事。我甚至寫過違心之論的文章。黃秋耘同志的《不要在人民疾苦面前閉上眼睛》《鏽損靈魂的悲劇》，都被中宣部點名批判。他是《文藝學習》的人，《文藝學習》必須表態。我竟然執筆去寫批判他的文章！在這一段，我和他是患難與共的。兩人一起受批判，又每天相對秘密訴說無法告人的苦悶和憤懣。這種文章我怎麼能寫！但是我居然寫了，我胡說八道了一番，署名「朱慕光」，寫完便交給秋耘自己看。他看了只笑一笑，說：「叫余向光更好，表示你嚮往光明，不曾看見人民疾苦啊。」
但是，他也還是比較僥倖的，由於邵荃麟同志的力保，竟然免劃右派，只弄了個留黨察看了事。還有許多人，雖然有人設法保護，也沒能保下來。例如陳涌，據說對他就在中宣部的會議上展開了爭論。何其芳說：「不能劃陳涌。如果陳涌該劃，那黃秋耘也該劃。」天！這已經到了人和人互相用嘴咬以維持生存的程度！還有個王蒙，楊述告訴我，在中宣部里討論時，他和許立群二人力主不要劃王蒙，與團市委負責幹部爭論，但中宣部最後「平衡」了一下，結果還是劃上了。許多人二十幾年的命運就是靠這樣「平衡」決定的。你並不太壞，但是他的壞也並不超過你多少，他已經劃成右派了，你怎麼好不劃呢？就用這種莫名其妙的「比較攀扯法」，統治了當時整個中國的運動。盲目的、毫無法律根據的「中央精神」，隨時變化的「領導意圖」，就可以隨便支配幾十萬人乃至幾億人的命運。在反右派運動中，我曾對秋耘同志說：「如果在『一二·九』的時候我知道是這樣，我是不會來的。」不過，說是那麼說，我們已經來了。那兩年的實際情況是一面牢騷滿腹，一面繼續做「馴服工具」，還在努力說服自己。只要氣候上稍微轉暖一點點，馬上就歡欣鼓舞，全原諒了。
那時我最熟悉的兩個單位，一個是作家協會，一個是共青團中央，也還熟悉北京市委。作家們的情況已如上述，團中央也把大批在解放前夕懷著一腔熱情投奔解放區的青年幹部劃為右派，有劉賓雁、李凌、丁望、王亞生、陳野……還有更早的學生幹部陳緒宗、陳模、李庚。劉賓雁是為了他的文章。我知道他那篇《本報內部消息》裡所描寫的那位到了中年就喪失了革命鬥志的總編輯，就是陳緒宗。但是到頭來，陳緒宗竟然也免不了劃成右派。原因是他的妻子曾寫匿名信對報社內某一同志攻擊、不滿。她攻擊不對，最多只能說是個人行動不對，與反革命什麼相干？但是，卻定了她一個「反革命分子」。她的丈夫陳緒宗出來代為辯護，就此把他劃成了右派，而且牽連到當年在延安「搶救」的事情。我知道，陳緒宗在延安時，曾因為無端被「搶救」，跳山坡企圖自殺過。那事情不是早過去了嗎？
劃陳模更是異想天開。他本人從未右過，這與我們《文藝學習》編輯部的李興華很相似。此時卻也成了右派。後來聽團中央的人說，他曾對別人講：楊述和我都是共青團做宣傳工作的人才，不宜放走，放走是失策。這也成了他的「右派言論」。
至於丁望等人，全是昆明「一二·一」學生運動里的人才。作家協會有個楊犁，也是這一群里的。1948年我在晉察冀邊區的平山縣，參加馮文彬領導的土地改革工作團，人馬基本上是從延安徒步行軍到這裡的幹部，我們已經和外界隔絕十年了。突然，來了這麼一批北平各大學的學生。他們都是「民青」（民主青年同盟盟員），有的還是黨員，當時學生運動里的最活躍分子。他們搞的反飢餓、反內戰活動，有力地支援了黨所領導的人民解放戰爭。這時，多半是由於太「紅」了，在北平存身不住，才被送來解放區的。因為是學生，由青委安排，馮文彬就都叫他們參加了土地改革工作團。那時我們多麼高興啊！他們把外邊的新消息、把放言無忌的青年朝氣又帶了過來，使我們這些先來十年的學生恍如他鄉遇故知，一見就和他們熟了。
他們會成了右派！而且不是一個，是大批地成了右派！劃右派時他們都還最多不過二十歲左右。李凌等幾個在團中央被劃了，楊犁在作協被劃了，「一二·九」運動的領導幹部袁永熙在清華大學被劃了。我並沒有一一了解這些人的「案情」。那幾乎是用不著問的。楊犁的妻子黎陽，原是在北京大學由楊犁領上革命道路的，人極幼稚、極單純，真是人家說什麼她都信。他們二人原來極其相愛，從兩人取的名字都用同樣的字互相顛倒，即可察知。但是到了這個時候，楊犁一被打進旋渦，這個單純的姑娘竟立即宣布和他離了婚。她真的以為他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他是罪人。離婚之後，她一個人跑到了山西。在那裡，她按照那種把一切知識分子當成黨的仇敵的哲學，與一個小學畢業的男同志結婚，一直過了二十幾年。到1985年，這時楊犁早已改正，回到了北京。黎陽也因公來京。她和楊犁見了面，楊犁解釋說明了當年他們對他的一切誣陷，黎陽才有所醒悟。但是，他們的頭髮都已經花白了，雙方都已經另外結婚，一切都晚了！黎陽坐著公共汽車走她當年天天下班回家時所走的那條路，風物依稀，感概諸多。她對我說起這件事時是含著淚的。
光是為此離婚的也非止一個。前述的袁永熙，妻子是國民黨要人陳布雷的女兒陳璉。她曾經勇敢地背叛家庭，獨自在北平貝滿中學教書，參加共產黨幹革命，後來被捕，鬧得國民黨報紙都競相登載。她有這樣的勇氣。但是到1957年，她卻沒有勇氣去對抗當時如大山一樣壓下來的政治壓力，她和袁永熙（「一二·九」運動的戰友）離了婚，後來一直沒有再結婚，獨身，至「文化大革命」又遭批鬥，終至自殺。
我所認識的「右派」中，地位高的有柳湜、王翰，也毫無例外，都是知識分子出身的老幹部。1957年我和他們沒有多少來往。直到1984年，王翰去世，他的妻子張清華來找我，要求幫著寫傳記，我才知道了他的生平。他是「一二·九」運動在上海的領導者，復旦大學畢業生。在上海領導「社聯」時代，就主張不能以工農黨員人數的多寡作為標準，來判斷支部工作的優劣（這是可笑的標準！在這種標準推行下，有的被「發展」的工人黨員竟不知道自己是黨員）。在新四軍他參加建立五師，開闢中原解放區。在五師時他任政治部副主任，為了給戰士編文化課本教文化和使用大學生幹部來做政治工作，當時就受到很多非議。後來在中央監察部任副部長，他主張學業務，主張在經濟建設時期做監察工作必須自己懂得工業，知道工業工作的漏洞在哪裡才能查得出是非來，還公開反對過唯成分論。就為這些，把一個功勳卓著的老幹部打成右派，去當了16年的鐵工，勞動改造，不摘帽子。看了他的材料，實在使人覺得無理可言。如果是出身工農的幹部，有王翰這樣建立部隊開闢根據地的功勞，怎麼也不可能打成敵人吧。
倒是黨的機關北京市委，右派反而劃得少一些。市委宣傳部只劃了一個鍾鴻，還實在是七拼八湊硬湊上的。這個鐘鴻曾在我兼任市文委副書記時幫助我做過工作，所以常來我家，和楊述也熟，是一個溫柔沉靜的女子，黎錦熙先生的女兒。她文筆很好，我從來就沒聽到她發表過什麼言論。那幾天劃右派的時候，我只見楊述天天往外單位跑，去開會、比較、定案。到最後，幾位管機關支部的來找他匯報本部門要劃的人，只聽楊述說：「這樣，不夠吧？」另一個說：「唉，這也算可以了。再沒有別人言論比她更重的了。」
原來，他們是因為一個單位如果一個不劃，實難交代，是因為再找不著別人了，就這麼「矬子裡選將軍」。我知道楊述確實不想劃她，而又不能不劃她，對這點我能理解。但我同時又看見他參加高校黨委有關劃右派的爭論，一派主張多劃學生少劃教授，另一派主張多劃教授少劃學生，楊述是屬於後一派的。他說：「年輕人犯錯誤該保護」，這就算當時態度不錯的了。他說：「傅鷹那樣老罵街的都不劃，還劃學生？應當劃傅鷹。」但是，他完全想不到，所有這些人，老的、少的，都不應該劃，他們都不是敵人，都沒有反社會主義。這時候，他任部長既久，已經變成以上級的思想為思想了，自己的一切思想只能在這個圈子裡轉，不能越雷池一步。他已經和綏德時代不同了，我們兩個常常談不到一起了。
這次反右派運動最後波及面到了推翻歷年「統戰」政策，亂打亂鬥，很像「文化大革命」的預演。把台盟的主席謝雪紅（實為台灣左派領袖）、雲南起義的首領龍雲、民盟的章乃器、羅隆基以及自己的老黨員柳湜、王翰、沙文漢……全劃上了。又是中央比地方更厲害，我看北京市委就比中央還好些。如果因建築學思想不「正統」而屢遭批判的梁思成在中央，那早就把他劃上了。但北京市委彭真為了他，多次召集會議研究，明確方針保護他過關。所以，我覺得有些民主黨派人士講：「大和尚的經是好的，被小和尚念歪了。」實非探本之論。有的小和尚越念越歪，有的小和尚還念得比原經好一點。
更重要的是，當年經手劃右派的人誰都以為這又是一場運動，和過去「三反五反」之類差不多，過一段時間就會過去的，劃上一個人，委屈他一下，以後就沒事了。誰能料想就是這樣裁定了一個人的一生？
而社會風氣和幹部作風呢？從這時候起唯唯諾諾、明哲保身、落井下石、損人利己等等極壞的作風開始風行。有這些壞作風的人，不但不受批鬥，甚至還受表揚、受重用。骨鯁敢言之士全成了右派，這怎麼能不發生後來的「文化大革命」！
我親眼看見，一個人（姑隱其名）和別人一起負責編輯一個刊物，兩個人是好朋友。一切定稿都是兩人一起乾的，另外那人寫的文章發表以前都交這位看過。但當反右風潮一來，這個人竟出來揭發他的朋友，說那人如何如何寫右派觀點的文章，如何如何把別人的文章改得越右越好……於是，他的朋友劃成了右派，而他，卻從此青雲得路，提升上去。還有一個人（也姑隱其名），平時在編輯部里顯得頗為正直，發起議論來滔滔不絕，自命敢言。同事中有一個，這時正與「丁陳集團」沾了點邊，怕出問題，十分苦悶。他們住同一宿舍。有一天這位同事順便請這位「正直分子」小酌，和他談心。而他竟在幾天後，在編輯部開全體會時，把這位同事請他吃飯、「陰謀拉攏」的罪行揭發出來。他後來果然當了下放小組長，又在農村里見到那位已經劃成右派的同事，把他是右派分子的秘密向農民宣布，根據就是那人在農村里吃了較好的鹹菜，是不肯改造！這樣的人，後來卻越爬越高，而且不斷造謠打擊和他地位相同而行將提拔的人。
這類事情，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百倍成千倍地翻版。我看起源實出於反右。正氣下降，邪氣上升。我自己明白，在我最困難的那一段，如果我把一切問題都推到黃秋耘同志身上，如上述某某人之所為，那我是可以被從輕發落的。但是，我心裡的痛苦會達到最深度。我從少年起立志參加革命，立志變革舊世界，難道是為了這個？為了出賣人格以求取自己的「過關」？如果這樣，我何必在這個地方掙這點嗟來食？我不會聽從父母之命遠遊美國，去當美籍華人學者？參加革命之後，竟使我時時面臨是否還要做一個正直的人的選擇。這使我對於「革命」的傷心遠過於為個人命運的傷心。我悲痛失望，同時下決心不這樣干，情願同罪，斷不賣友。在給我定罪（黨內嚴重警告）之前，有一次作協開會討論到一位反覆無常的人（一會兒靠到丁、陳方面，說周、劉這邊的壞話；一會兒又靠到周、劉方面，揭發丁、陳的「罪行」），我實在忍不住了，我說：「像那樣的行為，你們就給予嘉獎嗎？如果這樣辦，下回他又翻過去，你們將如之奈何？」這幾句直率的話倒是使主持會議的劉白羽一再頷首。他當然也會明白事情的確是這樣，但是，按政策，他們還是不能苟求這樣的人，這人仍然出任方面。而我，則緊接著就受了嚴重警告處分，下放農村。
劉白羽本人是作家，但是那一陣他在作家協會表現真厲害。在作家協會的一次全體大會上，他作報告說：「中國作家協會藏垢納污，等於一個國民黨的省政府！」而這個人又真奇怪，當散了會之後，你去單個拜訪他，他會真的像一個作家一樣，跟你談什麼作品呀、普希金呀。我記得有一次他問過我：「你青年時代最喜歡哪個作家？」我說我喜歡屠格涅夫，他寫的那兩代矛盾，青年一代的苦悶，叫我聯想起自己。這時他就談起來，說他自己從前最喜歡契柯夫，像那條狗木木，叫你永遠忘不了，還有那篇《困》，哎呀怎麼怎麼困呀！困死人了……他這麼說著，好像與作報告意欲將別人置之死地的人，不是一個人。
他手下最得力的是一班女將，當時編制在作協的一班作家們，一聽說她們，真是聞風喪膽。我記得那一次開全體會，由其中一位主持會議，她宣讀劃羅烽、白朗為右派的決定，那聲音剛脆，森冷瘮人。簡直使人覺得那聲音本身就有殺傷力，每一句話就是一把刀。真可怕！還有一位，用縴手指著一個老編輯，說：「就是要狠狠地整你！」那模樣至今仍在我眼前。她們幾位，都是只有中學程度（大約是初中）的幹部，參加革命卻都很早。在革命的學校里飽受黨領導一切的教育，然後出來就在作家們中間做黨的工作，儼然變成黨的化身。但她們實在不懂文藝。（這並非貶低她們，當時的我，也比她們高得有限，我是後來幾經挫折，才覺悟了這一點的。）於是，在從上邊來的各種指令之下，由她們動手來搞這個運動那個運動，整人。而她們還覺得自己是在執行神聖任務。這些事情，能專怪她們嗎？
在上邊指揮的是周揚。後來，他對自己的所作所為確有悔悟。以前，把胡風打成反革命的責任也不能由他負。但是，那時候中央在文藝上的確是依靠他。文藝界反右運動基本結束後，曾以他的名義發表了一篇《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殺氣騰騰，蠻不講理，可謂登峰造極。發表的當時，我們都已知道，這文章是領導上親手改過的，不全是周揚的手筆。直到198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出版《周揚文集》的時候，張光年還出主意：「別把那篇文章收進去，那裡邊提的一些問題至今還很敏感。」周揚自己為這文章也曾在1983—1984年表示過：他不知道怎麼處理。按說這是文學史中的重要文章，但若收入他的文集，他個人無法負責。除非逐段註明，哪裡不是他自己寫的。但這樣辦又不大好。以前，周揚還對我說過：他當時本不想劃艾青為右派。
儘管如此，上邊那時確實是把周揚當成可以隨心所欲使用的將才，聽老帥的話，指到哪裡打到哪裡。因此，在反右中，周揚的確幹了很多錯事。「文化大革命」，江青把他打倒，翻臉不認人，才使他從一場大夢中醒過來。這是後話。
在反右中，我是沾上了，但尚非「主犯」。還得更多記錄一些耳聞目睹的事情。
這次反右運動，波及達上百萬人。究竟為什麼要這樣做？當時身受其苦的人都想不通。只覺得冤枉。我就再說幾個我所親見親聞的人。
一個是王蒙。他本是頭一個受到毛主席保護的人，並且使許多希望思想自由的知識分子都為之歡欣鼓舞。王蒙那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說的是青年人要求改革共產黨內組織部內的官僚主義、官風官氣，當時就引起文藝界和共青團許多人的討伐。奇怪的是毛主席竟為這個青年的作品仗義執言，說：「誰說北京沒有官僚主義？」還說：「太守以上的官，都反對我。」大家歡喜極了。於是寫文章說話的人紛紛湧出，真是空氣為之一新。萬萬想不到的是，5月13日（1957年）《人民日報》突然變調子一百八十度。原來是天天鼓吹要「放」、要「放」的，竟提出個「這是為什麼」的問題。說現在人們在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你們反對官僚主義的人，都是心懷叵測，是資產階級右派。這當然引起大批擁護毛主席主張的知識分子為之譁然。
王蒙那時才24歲，15歲入的地下黨，真正耿耿忠心。一下子成了反革命大目標。他在共青團市委，他們不好意思公然把毛主席保護過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拿出來打，就另找口實。但是王蒙實在沒有寫過反黨文章，無目標可找。於是他們就跟他談話，日夜不休，要他狠挖思想。有沒有寫過宣揚資產階級自由思想的文章，頭腦里想過沒有？對別人偶然提過沒有？想出一點點，也要老實向黨交代。年輕的王蒙，在這種苦逼誘供之下，拼命自己打自己，想自己有什麼不符合黨的方針的偶然動念。聽人說，他說自己曾想到過，像英國的海德公園那樣，誰有什麼主張，都可以拉一個肥皂箱來，自己站上去任意發表，那有多麼舒服，多麼自由啊。他這個想法，其實從未實行過，自己既從未去講過，也沒勸別人去講過。但是他已經供了出來，這就是資產階級右派的鐵證。像這樣的例證有這麼兩三件，王蒙的右派就跑不掉了。同時，毛主席所仗義執言保護的人和作品，就此完全作廢。這個青年作家就此開除黨籍，先打發下鄉，後發往邊疆，達25年之久。成了「陽謀」的典型犧牲品。
到了1985年，我才得知葛佩琦的事。這個人的問題是在「陽謀」口號剛剛提出來時，在報紙上作為最狠毒兇惡的右派首先打擊的。說是他曾在人民大學公然喊叫：「要打共產黨，要殺共產黨」。這樣的敵人不消滅他還等什麼？這樣的人存在，說明了反右派鬥爭的必要性。開始我也以為這人發了瘋，真這麼說，那是該批該鬥了。但是後來偶然在一段報紙報導上，看見一段稍長的引文，原來他說的是：「共產黨要為人民，如果共產黨不為人民，那人們也可以打共產黨，殺共產黨。」那意思就完全不同了！說的是必須為人民，共產黨不能高於人民。哪裡是盲目的要殺共產黨！可是宣傳還是照舊宣傳，沒有一個人敢出頭來為這個大右派鳴冤叫屈一句。我是不知其詳，只在大批右派中，感到這姓葛的並無大罪而已。這樣過了二十來年，不知此人下落。直到1985年，在紀念「一二·九」的會上，有人向我介紹一個老頭子，說：「這就是葛佩琦。」他名聲太大，我不由得懷著敬意說：「你就是那全國第一名大右派啊！你能來，太好了。」但是此人卻低著頭，「王顧左右而言他」去了。後來有人才告訴我，此人是我們清華的老校友，老黨員！我回家查了舊清華周刊，果然發現了他的名字。這是一位資格比我更老的老黨員。他只為說了一句人民很重要之類的話，毀掉了自己的大半生。直到胡耀邦同志逝世後，報紙開禁了三四天，登出親赴胡家流涕弔唁的有這個葛佩琦，我才明白大約是胡耀邦親自過問才救出了這位冤枉一生的第一號大右派！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內，都冤枉了他！
再一個儲安平，也是全國知名的大右派。這個人的「罪行」，簡直就不用捏造，簡單明確的一句：他說過共產黨要「黨天下」。這還不是反黨？別的話都不用了。這種罪名，莫說外國人聽了百思不得其解，就是一般尚未深受黨的浸透骨髓教育的普通人，也會想不通：怎麼「黨天下」是正確的，攻擊這句話就是「反黨」！或者，共產黨本來就以天下為己任，所以不許把天下與黨二詞聯在一起？或者，共產黨的天下本來非常民主，民主到不能再加一分，所以不能再說它黨天下，說了就是諷刺？反正不論怎麼說，說了這麼一句話即系十惡不赦的大罪，這種說法本身就使人看明白了是怎麼回事，不必再搜集許多材料了。
我不能一個一個詳細列舉許多右派的罪證，人太多，我只舉出一些著名右派原來是怎樣的人，這樣的人如何變成右派。
先說章乃器。章是當年七君子之一，在「一二·九」運動時，北平派了陳翰伯等人當代表去上海，就是找的章乃器聯繫。章是一位銀行家，又很熱心救亡運動。他找來沈鈞儒等，開成了會，搞成了大遊行。（這都是後來陳翰伯他們回憶起來的。）後來章本人因出頭搞救亡而被捕，成了聞名全國的救國會七君子之一。這個事實上緊跟共產黨的人，卻在解放後劃成右派。根據就是在一次發表個人意見的會議上，說了「民主黨派可以跟共產黨輪流做莊」一句（意思是如同打脾，你拿了莊家脾，下次讓他拿），由此變成了反黨頭目。他們大約以為新的國家建立以後，他們這些參加建國的人，總會有說說話的一席地，等於參加政治協商會議。哪裡曉得只有吃飯和鼓掌的權利？那個羅隆基，也是一樣。這是個大學教授，是我們這些「一二·九」學生經常請來幫我們說話的人。他家在天津，我就到他在天津的家去邀請過他。他在五四紀念活動時來清華講過，痛斥胡適等人如何放棄了當年五四的傳統。在西安事變時，他更加勇敢地到清華來，說蔣介石如何如何不得人心，說清華老同學只想做官，我們必須反對。這個人在新中國建國之後，當然會以為這個國家將符合自己的理想。
說到羅隆基，聯想起一位女將浦熙修以及與她有關的幾位才女。浦熙修和羅隆基有戀愛關係，但是她的出名完全由於人所共知的她早年參加的革命政治活動。在重慶時，她是著名的新聞記者，往中共方面跑得很歡。她的妹妹浦安修是彭德懷將軍的夫人。憑這條關係，她在重慶新聞界中號稱「浦二姐」，寫了許多有利於中共的新聞。日本投降以後，她又跟著重慶文化界的人一起到了南京。在南京，發生過國民黨軍警動手打群眾代表的「下關慘案」。浦熙修也在裡面，挨了打。解放後她來北京主編《教師報》，當《文匯報》的記者，活躍如故。這樣一位左傾新聞記者，竟會被劃成右派，實在令人難以理解。要不，就是因為她會當一個如實報導的新聞記者，而當不來專搞「陽謀」的筆桿子吧？反正事實弄不清楚。解放後新聞界有四才女之稱，除她之外，還有一個也被劃成右派的彭子岡。她也是在國共雙方對壘的時候，就寫了許多如《漫步張家口》之類歌頌解放區的文章。可是解放之後，只因為她有篇隨筆，說了句「咱們現在大家互相之間朋友來往都很少了，還應該有一點」，這就被劃成了右派，被認為是攻擊了新社會。第三位被劃右派的才女是戈揚。她本來是出名的左派，曾擔任過新華社華東總分社社長，後來主編《新觀察》。她寫過一篇文章說，二十年之後（時間我記不清）共產主義天堂實現，人們將不會再哭，除非笑得太厲害，笑出眼淚來。這篇文章被一向被認為右的黃秋耘寫文章駁斥，說如果家裡死了人也不哭嗎？一時引為笑談。但是戈揚心裡真的怎麼想的呢？她的丈夫胡考被劃了右派，她背地裡偷偷對人說：人們有話現在只能回家說，在辦公室是只能說假話。這句話被揭發出來，於是她被劃為右派（胡考是一位名畫家，也是著名左派）。這幾位才女被劃成右派，罪名既不昭著，以前的功勞、才華亦均予一筆抹殺，隨隨便便一句話就變成「黨和人民的敵人」，隨手扒掉了。還剩下一個逃脫「右」網的「才女」就是我，也不用多說了，有什麼才，有什麼名，都是白費！名記者惲逸群，名編輯曾彥修……名人太多，舉都舉不過來，真的都白費了。
提起功勞來，想起當年的雲南省主席龍雲被劃為右派。龍雲原是一個軍閥，若說思想，恐怕談不上什麼馬克思主義，按思想，倒真可說是資產階級右派。但是解放戰爭時，他在雲南毅然起義，對共產黨建立了何等大功啊！論功行賞，總應有人家一份。
還是說打得最多的文化界吧。剛剛聽見軍樂隊在奏《八路軍進行曲》，想起了詞作者公木，即張松如。他到底是因為什麼劃右派的？我和他同一單位，都沒有弄清楚。只知那時他擔任文學講習所所長，聽他來作協匯報過，說的都是一本正經，按劉白羽同志的指示一一照辦。到最後決定右派榜時，也沒有聽說他有何突出言行。大概平時為人老實，也不寫什麼文章。只做教學工作，不知在背地裡跟什麼人說了幾句什麼犯禁的話，就此也被打進去了。此人被打成右派後，遣往東北。我在多年之後，又見到他，他在教書。見我時，頭髮已白，開口只談教書的話，一句不提當年如何劃成右派。這就是「向前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太陽」的作者。這個歌，人民解放軍至今還在唱。
至於作家挨打的，前邊已經說了不少，說不勝說。想起一個最可笑的，詩墮胎沙河。他不曾對黨的方針或社會風氣有一句非議。只是寫了一首情詩，那詩我還馬虎記得一句，是：我把你的嘴唇，當做醇酒一杯，我捧起來吻到沉醉。詞句記不清了，但是意思是明白的，就是說戀愛中的熱吻，別無他意。而這個詩人竟因此劃成右派。只能說，我們這裡不准講戀愛，不准說接吻，接吻就是資產階級右派行動。當時批判他的文章的確這麼說，說他黃色、荒淫無恥。但是黃色何以就成了資產階級右派，而且作為罪行，作為撤職開除的罪狀？還是沒有理由。
教育界給我印象深刻的是老同學錢偉長。他在國民黨時期曾偷偷在自己家裡組織讀書會，偷讀馬列主義的書。剛一解放，我們幾個黨員回校，他立刻跑出來主動接待，說應該紀念烈士們。後來他還很熱心地跑到團中央去看我們，還說要組織清華職工球隊，向師大挑戰……後來劃成右派，是因為他主張讓教授參加學校領導，大概是提了「教授治校」的意見吧。共產黨當時已決定由黨委領導一切，他提出早年大學裡教授治校的主張，成右派理所當然。清華當時的校長是蔣南翔。他早在二十幾年前就提出反對「搶救」運動，在這次反右運動中又曾盡力保護過我，但是他卻手下無情地劃上了錢偉長。這為什麼？他說過錢偉長這個人不怎麼好，可是不怎麼好不能等於右派呀！是那種全國的政治形勢使人都不能自保，亦不能保朋友了，還是等著將來再甄別他？可是二十五年未予甄別。對此局面，我代老蔣解釋也解釋不出來了。
還有更多更多無法預料的人成為右派。北京市高等法院院長王斐然，被劃為右派。他是北京市級幹部右派中級別最高的，照道理他有何罪惡應當公之於眾。但是沒有，簡直沒聽見，就悄悄地劃上了。看起來，由於北京市幹部也必須劃上些右派才能搪塞過去，所以才拋出這一個的吧。這種辦法，各級都不能不如此。前邊我說了「矬子裡選將軍」，硬拔出鍾鴻當了右派的荒唐故事。書法家啟功、木刻家彥涵後來出選集，其作品都說成是人間瑰寶，可是當初為什麼把這些人的二十五年光陰隨意拋棄，誰也不能回答。
我還碰到過很多位右派，一問從外地調回者，差不多全是。他們幾乎全都避而不談自己當年劃右派的情節。實際上這些情節根本沒法提——根本不成其為情節，甚至根本沒有這回事。
以上隨手列舉的右派所受處分，最低的是開除黨籍，行政降幾級，不准當領導。高的則發往農場勞動改造，更重的送入監牢。總之，都受了行政以至法律處分。而他們所犯的罪行，可以列舉一下，並無一個主張資產階級思想的（如果這算犯罪），甚至人人都是主張擁護共產黨的。這些人的二十五年怎麼過的，無法過問。這一部血淚凝成的歷史，我們不去算老帳，圖報復，只希望這種悲劇在中國不再發生。中國的可憐的老百姓，太容易高呼萬歲。讓我們再呼幾聲吧，我至今還常提起那些能夠在運動中伸手設法幫助別人免劃右派的人，對他們應當感謝和讚揚，高呼萬歲。哪怕他也劃了別人，但是能少劃一個，也是好的。
（選自韋君宜著《思痛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