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中國大陸的名牌大學中，天津的南開大學也是頗有歷史的，而很多中國人知道這所大學是因為周恩來曾在此就讀過。他的創始人是張伯苓，他不僅創辦了南開大學，還創辦了南開中學、南開女子中學、南開小學、南渝中學（重慶南開中學）等南開系列學校，成為民國時期中國私立學校的典範。
張伯苓曾自我描述道：「我既無天才，又無特長，我終身努力小小的成就，無非因為我對教育有信仰有興趣而已。」而他與曾在南開讀書的周恩來間的故事，也一再被中共官媒炒作。不過，很多人並不知曉的是，昔日周恩來曾經被張伯苓開除，其後才去的法國留學。而中共建政前，張伯苓因為誤信了周恩來，選擇留在大陸，沒有前往台灣，導致最終鬱鬱而終，身後其幾個兒子在文革中也慘遭迫害而死。
1876年4月生於天津的張伯苓，早年入北洋水師學堂，學習歐美科技文化知識，畢業後入海軍服務，想通過海軍使中國強大起來。甲午戰爭打破了張伯苓的「海軍救國」夢想，他決定回天津從事教育。按照他的一位朝鮮朋友的評語：「張伯苓是一個極其簡單的人，不能跟同時代的傑出人物爭一日之長短，但是他腳踏實地地苦幹，在他的工作範圍里，成就非凡。」這個工作範圍就是「教育」。
回到天津後，張伯苓首先在曾任貴州學政，即今天的教育廳長的老鄉嚴修家做家塾教席，講授數學、理化和英語。這在當時是個不小的新聞。而在教授之餘，張伯苓還和學生一起踢足球，一起玩玩惠斯特（橋牌的前身），帶學生到城外騎自行車等。不過，因為嚴修和其教育理念相同，且都熱心教育救國，所以兩人一拍即合。1904年改家塾為敬業中學堂。力倡洋務的直隸總督袁世凱視察後很滿意，捐出了5000兩白銀，資助辦學。1906年嚴修在南開窪購地建新校，改稱南開中學，張伯苓為監督（即校長）。
南開中學實行西式教育。在張伯苓的經營下，保持著良好的學風，不僅教師授課認真，對學生要求嚴格，而且課外活動豐富多彩，贏得了很高的社會聲譽。
彼時的南開中學有不少富二代、官二代。富家弟子吸紙菸當時是時髦。每次假期回來的訓育課，學校都要檢查學生手指的熏黃和口袋的煙味。一次，一個學生質問張伯苓：「您叫我不抽菸，您幹嗎還抽菸呢？」張伯苓一時無語，遂把菸袋撅斷說：「我不抽，你也別抽！」從此他一生再沒有吸過煙。
資料顯示，對於學生，張伯苓是相當的愛護，他喜歡清晨去學生的洗臉室，教農村來的學生使用牙刷和牙粉。他還常請學生到家裡吃飯，這其中就包括家境不富裕的周恩來。
在南開中學，張伯苓還嚴格查禁黃色小說，嚴禁學生進妓院，還在妓院多的街道派人巡查。學生無故夜宿校外的，須詳報行跡，甚至要到校醫室驗證。
有著如此嚴格管理制度的南開中學聲名傳播於外。於是，各地學子紛紛前來投考，包括梁啓超、馮玉祥、段祺瑞、袁世凱、黃興、胡適、葉聖陶、張自忠、鄒韜奮等名人也放心的把子女送到南開中學，一些學生甚至來自東南亞國家。數十年間，學生就發展到近千人。
而南開中學在一百年期間，師生成長為各類科技院士（包括少數外國院士）者多達60餘人，其中成為國民政府院士的有梅貽琦、陶孟和、吳大猷、錢思亮、殷宏章等。
創辦南開大學
1917年8月，張伯苓赴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進修教育，第二年4月，嚴修亦去美國考察。二人遍游美國和加拿大，考察各級各類學校，詳查其教育體制，訪問了許多校長和教師，同時也考察了與教育有關的設施如圖書館、博物館、教育行政管理機構等，為創建南開大學做準備。
回國後，擺在嚴修、張伯苓等人面前的第一要務，就是為即將成立的南開大學四處募集所需的大筆資金。據《嚴修年譜》及《張伯苓年譜長編》，1919年5月之前，嚴張二人為了籌款，曾赴天津、北京、太原、保定、南京等地奔走，拜見各方軍政要員。最終，南開爭取到徐世昌、黎元洪、李純、閻錫山、梁士詒等人的捐款。「五四運動」中被學生火燒住宅的曹汝霖即是南開校董。
除了籌措資金，張伯苓也深知良好的師資對於一所大學的重要性。早在美國考察時，他就聘請了一些留美學生到南開任教，其後還在國內各知名大學招聘教師，承諾提供良好的待遇。
經過多方籌備，南開大學於1919年9月正式開辦，招收包括周恩來在內的96名學生，分文、理、商三科。其校訓是「允公允能，日新月異」。
張伯苓任校長的南開大學，倡導西式教育以及師生關係，不僅教師大多是在美國留學的青年學者，而且「課程、教科書、實驗、實驗儀器，包括實驗用的蚯蚓，都來自美國」。
此外，在校務管理上，張伯苓也非常尊重教師的意見，他提出了「校務公開，責任分擔，師生合作」的辦校方針。南開成立後不久，他即建立起師生校務研究會，定期徵求教師的意見，後來又印製師生意見書，分議案、理由、辦法等項，以期師生對校務積極建議，然後分類討論，早日實行。而讓教師們更為滿意的是，南開機構精簡、辦事效率高。行政人員很精幹，都能踏實努力的工作。因此，到南開任教的知名學者越來越多。
對於自己，張伯苓則嚴格要求。在南開中學，他只取校長的一份薪水。大學成立後，他也只在大學加領三四十元，相當於當時大學畢業生工資的二分之一。而他每次到北京辦事，為替學校省錢，總是住前門外施家胡同一個普通客店，每天房費1元。對於捐贈的錢款，他也從不中飽私囊。張伯苓的兢兢業業和勤儉治校，為其贏得了巨大的社會聲譽。1919年11月，上海聖約翰大學授予他名譽文學博士學位。
不過，張伯苓因引入西方的話劇，並與學生同台出演，被人批評為敗壞「士林傳統」，有悖「師道尊嚴」等。此外，過多重視西方教育而缺乏中國傳統人文教育也讓其飽受批評。
因為受到批評，張伯苓開始重新思考中國教育的方法，思考如何西為中用，用西式教育辦中國事，由此他發展出實業興學路線。1928年，張伯苓提出《南開大學發展方案》，提出「土貨化」方針，並開設不少實用課程：講演術、辦公室管理、售貨學及廣告學等。當時化工是天津的產業支柱，張伯苓就在南開成立了應用化學系，研究成果無償地提供給相關廠家，就連遠到雲南的廠家都來南開求助。
憑藉這種實業興學的路線，20年代後期，南開大學聲名鵲起，這也使得南開大學畢業的學生沒有失業的。然而，「唯利是從」的「實業興學」也使張伯苓受到非議。
據說，作為私立大學的南開當時的學費非常高，「一學年90塊大洋，連其他費用一年下來要120塊大洋，相當於中等收入家庭四五年的收入，一般人上不起。北京大學一年也就30多塊大洋。」不過，其帳目是完全公開的，放在圖書館裡任人查看。張伯苓曾說，誰要是查當月帳目，他可以五分鐘之內告之。
當然，南開大學的收入除了學費，還獲得了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的支持和資助。1930年12月24日，張伯苓為爭取南開大學補助費，第一次到南京面見蔣介石等人，蔣爽快地答應了。自1932年起，國民政府開始向南開大學發放補助，1932年和1933年，每年為6.2萬元。1934年為14萬元加教育部補助4萬元，河北省教育廳補助6000元，總計達18.6萬元。而彼時南開大學的全年收入也不過40萬元。
後來，在南開內遷後，蔣介石等國民黨政要亦紛紛捐款予以支持，蔣個人捐贈法幣5萬元，行政院長孔祥熙、四川省主席張群、第七戰區司令長官劉湘等亦慷慨解囊。
在張伯苓成功創辦南開大學後，1923年，南開女中成立。同年，大學也由男中校址遷到八里台。1928年，南開小學成立。至此，南開終於成為一所包括四部的系列學校。
戰火中的南開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不久，平津淪陷，南開校園被侵華日軍空軍於7月29日炸毀。坊間流傳，日軍摧毀南開，是因為「南開」二字暗喻「面南而開」，是為帝王之業。當時日軍在把南開大學夷為平地之前還開了記者招待會。而當時的張伯苓正在南京向蔣介石尋求經濟資助。
聽聞南開大學被炸的消息，張伯苓悲痛欲絕。8月1日，時任國民政府主席的蔣介石約見平津教育學術界人士張伯苓、蔣夢麟、胡適等。張伯苓慷慨表態：「南開已被日軍燒掉了，我幾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國家有辦法，能打下去，我頭一個舉手贊成。只要國家有辦法，南開算什麼？打完了仗，再建一個南開。」蔣當即安慰張伯苓：「南開為中國而犧牲，有中國即有南開！」這個許諾後來成為張伯苓向蔣介石申請經費時必提的一句話。
其後，張伯苓在接受《中央日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敵人此次轟炸南開，被毀者為南開之物質，而南開之精神，將因此挫折而愈益奮勵。故本人對於此次南開物質上所遭受之損失，絕不掛懷，更當本創校一貫精神，而重為南開樹立一新生命。本人惟有憑此種精神，絕不稍餒，深信於短期內不難建立一新的規模，現已在京成立南開辦事處。」
不久，南開大學奉命西遷長沙，與清華、北大共同組成長沙臨時大學，後到昆明又組成著名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南開中學則西遷重慶，併入張伯苓校長於1936年提前建設的重慶南渝中學，組成戰時辦學體系。1938年南渝中學更名為重慶南開中學。
在此之時，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同樣給予了張伯苓以幫助。據《大師之大：西南聯大與士人精神》一書記載，除了在經費上扶持外，從1938年到1946年，蔣兩次到南開中學參觀，五次拜訪張伯苓，還借南開中學大運動場舉行閱兵式。
1942年，張伯苓患病，蔣介石亦親往探視。1944年1月，國民政府為褒獎張伯苓終身從事教育，頒發一等景星勳章，以示嘉獎。而張伯苓則在抗戰期間，不論在任何時候，都明確表明自己的立場——「蔣介石是全國的抗日領袖」。他並於1941年加入國民黨。
而彼時眾多南開學生開始分散，或參軍抗戰、或西去複課、或觀望彷徨、或加入中共，不少南開學生為國捐軀，如在國民政府空軍中犧牲的南開校友有記錄可查的共7位，其中就包括張伯苓的四公子張錫祜。
抗戰後的南開
抗戰勝利後，1946年，天津南開中學和南開女子中學（後為第二南開中學）在天津復校，重慶南開中學在渝續辦，與抗日戰爭期間按南開體系承辦的四川自貢蜀光中學，形成為南開體系四所姊妹學校。
至於南開大學，因校園被日軍炸毀，抗戰勝利後張伯苓也無法籌款重建，遂於1946年被國民政府教育部收歸國有。1946年4月，蔣介石親自簽署了將南開變為國立大學的文件。這是履行蔣介石答應張伯苓的一個諾言：對於這所大學在1937年7月29日—30日在天津遭受日本侵華軍隊文化摧殘的補償。同時，核定了三校復員經費預算，遷移旅費70億元，修建費30億元（北大10億元，清華12億元，南開8億元）。
1948年夏，張伯苓出任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不久辭去。
張伯苓與周恩來
周恩來是1913年秋考入南開中學的。入學後，因在學習和課外活動方面表現突出，受到校董嚴修的賞識。嚴修還因其家庭困難，減免了其學費。據說，周恩來是當時南開中學唯一的免費生。在校期間，張伯苓還時常邀請周恩來等去自己家中吃飯。
1917年6月周恩來畢業後，在嚴修和張伯苓等的資助下，赴日本留學。1919年9月，南開大學成立前，周恩來應嚴修之召回國，並參加了入學考試，成為南開大學第一屆學生。然而，彼時的周恩來已受馬克思主義影響，不再專心讀書，而是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1920年初，因組織學生抗議活動，周恩來等四人被天津當局逮捕，投入監獄半年。釋放後，北洋政府教育部命令南開大學開除周恩來的學籍，並不贊成周恩來所為的張伯苓予以接受。
被南開大學開除的周恩來，其後在嚴修的資助下，前往法國留學。周恩來辜負了嚴修讓其求學上進的期望，在法國加入了中共，主持中共旅歐支部的活動，還主導了中國留法學生大鬧中國駐法領事館、里昂大學等暴力活動。從此，周恩來的命運與中共緊緊的聯繫在一起。
幾年後，周恩來留學歸來，繼續參加中共革命，行蹤十分隱秘，十幾年間，與張伯苓斷了來往。1937年日本侵華後，張伯苓因要為南開學校籌款，與身在武漢、重慶的周恩來重新有了往來。國共內戰期間，雙方的聯繫再次中斷。
誤信周恩來留在大陸鬱鬱而終
1949年11月，在中共軍隊即將攻入重慶之際，關心張伯苓的蔣介石兩次來到重慶南開中學催請張伯苓到美國。蔣介石還表示：「只要張先生肯走，什麼條件都答應。」「去台灣也可以，無論去哪兒，生活一切等，都由我給想辦法！」張伯苓低頭不語，其夫人則稱：「我們哪裡也不去，他捨不得兒孫，更捨不得他的南開學校！」
不知這是否是個藉口，因為就在此前，張伯苓剛剛收到南開校友的來信，信中有這樣一句話：「老同學飛飛不讓老校長動。」「飛飛」是周恩來在南開時的筆名。張伯苓最終相信了周恩來，拒絕了蔣經國提供的飛機，留在了大陸，而這個選擇是他一家悲劇的開始。
最初，在周恩來的關照下，張伯苓暫返北京居住。其次子張錫羊要求張伯苓「為了南開，為了家人」寫個擁護新政權的表態材料，張伯苓則以要對中共新政權再看一看，他不同意「才和蔣先生分手就和共產黨一樣罵蔣先生，需要多想一想」。而這應該是其遭到中共冷遇的原因所在。
中共建政後，私立南開系列學校均被中共收歸國有。張伯苓1950年9月回天津後第二天，即去了南開中學，卻受到冷遇，最終還被轟了出去。他去南開女中時，學生則圍著他起鬨。
半個世紀後，研究張伯苓數十年的梁吉生在南開大學的教師公寓裡講述這段歷史時表示：「張伯苓說：『我是被新中國拋棄的』。南開是他建的，幾乎是他的私人產業。你可知道，1947年，他從國外回到天津時，整個城市夾道歡迎呀。幾千人到了天津東站，基督青年會幾乎決定整個城市的鐘都要鳴響。」
1950年10月17日，是南開中學校慶。張伯苓被拒絕參加，他只能頹然坐在椅子上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誤信周恩來的張伯苓此時是否開始後悔？
四個月後，即1951年2月23日，張伯苓鬱鬱而終。除《天津日報》的簡短報導外，大陸報刊對其近乎採取了集體沉默的態度。他臨終遺囑希望南開師生「擁護自由，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國，誓死抵制專制極權」。可嘆的是，他的願望至今都沒有實現，而這難道昭示其臨死前已然看透了中共的嘴臉？
另外，張伯苓的遺願是埋葬在南開大學校園內，但有人以南大是人民的不是張伯苓的加以拒絕。而低調參加弔唁的周恩來在看到張伯苓的遺囑時說：「可惜少了兩句話，即張伯苓應表示悔過，向人民低頭。」
而得悉張伯苓病逝的蔣介石在日記中寫下了「痛悼無已」的字句。3月31日，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在台北為張伯苓舉辦了隆重的追悼大會，蔣介石親寫輓聯「守正不屈、多士所宗」以誌哀悼。台灣南開校友紛紛以紀念集、悼文等予以紀念。以後，每至張伯苓逢十華誕紀念日，台灣都要舉行紀念會。
張伯苓死後，他的家人也沒能逃過中共的運動。文革中，身為數學家的長子張錫祿、身為商人的次子張錫羊和三子張錫祚都被摧殘、迫害致死。而這樣的命運在張伯苓選擇相信周恩來的那一刻起，就已經註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