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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家前後所發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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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有色合金鑄造二廠前身是潘欽記翻砂廠,成立於1936年,老闆叫潘恩欽,寧波人。潘欽記翻砂廠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中,成為了公私合營企業,改名為「公私合營上海有色合金鑄造二廠」,潘恩欽任私方廠長。1966年由公私合營轉為國營企業,文革中潘恩欽被下放到車間勞動。

文革開始後,作為資本家的潘恩欽是專政的對象,自然逃不過「紅衛兵」的抄家,而經歷過多次政治運動的潘恩欽也清楚自己是逃不過抄家這一劫的,事先做了安排,把一些貴重物品提前轉移到親戚家。

1966年9月2日,該廠的紅衛兵對潘恩欽家進行了抄家,抄走一些財物,包括他兒子的零用錢,但沒有找到金銀等貴重物品,抄家者懷疑他藏匿了東西,開始對他進行教育,經過三天的教育,迫於政治壓力,他交出了藏匿的財物,才算過了抄家這一關。就此事來看,對潘恩欽的抄家,只是文革中抄家風潮中極其普通的一例,並沒有太多特殊的地方。在筆者收集到的這次對潘恩欽抄家的資料中,有一些是當事者(潘恩欽、潘恩欽兒子以及藏匿財物的親戚)事後向組織的檢討書,從這些檢討書中可以體會到被抄家者的心理的變化以及在政治壓力之下屈服的情況,而這是不多見的。

潘恩欽的兒子潘積龍,文革爆發時是一位中等專科學校的學生,紅衛兵抄家時,把他的零用錢也抄走了,潘積龍最初表示不理解:

【……在學習「人民日報」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社論和「十六條」綱領性的文件,沒有接觸自己實際思想,只認為是搞本單位(指我學校文化大革命情況),沒有考慮××自己的家庭,因此當我昨天回來,悉知廠里「紅衛兵」來抄我家,進行革命造反,心中就有牴觸情緒,心中很不快活,更感覺的是「紅衛兵」把我自己十多年來的辛苦積的零用錢(當然也是家庭給我的)210元也拿走(銀行定期存單),心中更不滿意,認為這存單上寫我的名字,不能算家庭的,但是沒有想到這錢是家裡給的,但家裡是剝削勞動人民來的,因此想向「紅衛兵」們討還,因此當今天「紅衛兵」同志問我時,我態度很生硬,語言不客氣,頂撞×同志,現在經過×同志的教育幫助,×思想上也進行了激烈的鬥爭,深刻地挖掘自己腦子中的醜惡思想,並把它提高到原則高度來分析合測定,因此說深深地認識到自己的思想是不對的,錯誤是嚴重的,實在對不起黨和人民群眾,因此說我虛心地接受「紅衛兵」們的幫助批評,決心努力改正自己缺點,同時在這場運動中,好好地改造自己思想,懸崖勒馬,回頭是岸,迎頭趕上,決心幫助「紅衛兵」,並且同他們協作,造好我們家的反。我決心凡是自己知道的,清楚的,毫無隱瞞全講出來,協助本廠搞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後,再次誠意地希望上海有色合金鑄造二廠「紅衛兵」們對我進行教育幫助。(1966年9月3日午1時40分)】

潘積龍最初天真地認為,抄家只是抄有資本家身份的父母的東西,他們的東西是剝削所來,而自己既不屬於這個單位,也不是資本家,不應該把有他名字的定期存單也抄走。甚至還想向紅衛兵討要回屬於他的東西。作為資本家的「狗崽子」敢如此「囂張」,估計是受到了×同志的嚴厲「教訓」,讓他認清了自己的地位,於是「懸崖勒馬」、「回頭是岸」,並表示要造自己家的反。上述內容是寫於抄家後的第二天中午,當天下午,他又補充寫到:

【現在我保證,永不再犯類似錯誤,如果領導上把我家的剝削來的錢財沒收充公,我決毫不可惜,決不留戀,隨便領導上任何處理,做到不心痛、不留戀。今後要認識清楚家庭的醜惡面目和剝削本質,堅決叛變剝削階級家庭,並劃清界線,跟黨走,跟毛主席走,做個革命化的青年,從目前來說,我要協助「紅衛兵」把自己知道的,清楚的,全都老老實實,誠誠懇懇地講出來,請領導上相信我。(1966年9月3日下午)】

潘積龍從想不通到表決心跟剝削家庭劃清界線,僅僅只是一天的時間,只有巨大的政治壓力才會讓他有如此神速的轉變。潘恩欽也面臨同樣的政治壓力,在抄家的當天晚上,在向組織的陳述中講到:我看法,有鈔票應當拿出來,我全部存單已交出來了,一隻表一隻鑽戒、金鍊條,我其他沒有了,是剝削來的。過去思想不好,現在認識了。我一點沒有了,事情就這樣。

他說什麼也沒有了,組織並不相信,開始調查他周邊的親戚,並作他的工作。在領導和同事的「教育」幫助下,他把藏匿的東西上交給了單位:

【廠里「紅衛兵」要抄我家,我看情況不對頭,把有些東西東躲西藏,把一小袋金子(黃金0.997兩、金表鏈等物)藏到我妻子的姐姐家裡,把被單和絨線衫、陽傘(此陽傘是香港來的)藏到我樓下親戚家,等抄出後,李隊長對我進行教育,他講了兩個問題:1、在外面是否還有什麼東西藏著,現在交出來,隔一、二天,還不算最遲還是算自動的。但是我還是顧慮重重,思想上進行鬥爭,怕領導上不相信我,第二天,在化驗室,四位同志幫助我,我思想上還是很頑固,還想矇混過關。第三天,有許多同志幫助我,我才坦白出來,叫妻子外甥女把一小袋金子交出來,等回到家,問妻子還有什麼東西躲藏著,才知道還有些被單、絨線衫和一把陽傘,才叫樓下親戚交出來,上交於領導。】

潘恩欽妥協屈服了,他明白在這樣的政治形勢下,偌大的上海沒有一處可以藏得住他的財物,而藏匿財物的親戚也會受到牽連。事實也是如此,藏匿一小袋金子的妻姐9月4日被問詢:

【在九月二日,潘恩欽的女兒潘積×在上午八點左右來我家。他我說「這一包東西在你家放一放。」我就代她保管下來。是用一條有日曆的手帕包的,是在今天(九月四日)上午八點左右由我女兒羅月英送到潘恩欽家裡。

我這樣做事非常不好的,是幫了資本家的忙,做了資本家的防空洞。我的思想是太糊塗了,我是不應該這樣做,今後我一定提高覺悟,再也不作這種壞事。

首先我也沒有問世什麼東西,第二,我不應該接受下來。這都是我的錯誤,我不應該和這種事搭手。今後我一定和他們劃清界線。

我這(只)有這點情況,如果發生其他情況,一切後果由我負責。】

這份資料下面不但有她們母女的簽字,而且還有她們居住地居委的人簽名,說明這個廠的紅衛兵已經動用了組織力量,也讓她們母女在當地留下了「案底」。在極左路線統治下,她們受到此事的影響有多大,要看她們以後的表現了。

同樣,還有替潘家藏匿衣物的親戚,也遇到同樣的情況,這位親戚住在潘恩欽家樓下:

【我與潘恩欽親戚關係,住在他落下,我愛人是臨時戶口。……。包袱、被單、毛衫等,把(放)在我房間我一點不知道,我女人講,潘恩欽女人,8月30日早去買小菜,不知她聽到或看到外面有人家被收查,他女人得到消息後,就對我女人講有幾件衣服放你房間裡,別給你男人知道,到了第三次(原文如此,可能是「天」)是9月4日,我從廠里開會回家,對女人講,樓上有沒有東西放在我們房間裡,我們是無產階級,不應當幫助資本家藏東西,所以我女人對我講,樓上有東西,被單、毛線衣和羊毛衫、傘等,當時叫我女人拿出來,我女人就和潘恩欽女人講,放在我叫不好,別人要懷疑的,潘恩欽女人講,現在箱子都封掉了,放一放不要緊,又不是金子。當天晚上我就把這些東西送到樓上,對潘恩欽講,我房間不好放,潘恩欽講,抄也抄過了,明天也送到廠里去。第二天我準備讓廠紅衛兵來查,結果你們沒有來,現在我希望你們來查,絕對沒有意見,是應當懷疑。潘恩欽鄉下丈母娘,紅衛兵沒有抄之前約一個禮拜,由他的孫子國良陪到他媳婦家住,國良是復員軍人,在江寧工具機廠做,潘恩欽上海主要親戚,侄女潘鳳仙,潘恩欽女人阿姐,住在虹口許昌路幾號不知,鄉下丈母娘,是前女人的娘。

今後如有金子發現在我家,一切由我負責,現在對我女人非常嚴格,她做得很不對,紅衛兵和她談了以後沒有講,她是家庭婦女,覺悟不高,今天你們到我單位來,我們支部書記也知道了,我再做資本家的防空洞,今後前途有(由)我負責。】

這份陳述下面的公章是這位親戚的所在單位「革新電機廠」保衛科的,說明這位親戚為此事也被單位調查,雖然他把一切責任推到只有臨時戶口的妻子身上,聲稱他事先並不知情,但也看得出他誠惶誠恐,生怕被牽連太多。不但如此,他還提供了一個信息,潘恩欽的丈母娘一周前來過又走了,言外之意就是有可能也是轉移財物,立功贖罪意圖明顯。

從潘恩欽父子到他的兩個親戚,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之下,都「現了原形」,該交出來的交出來了,該認錯的認錯了,該檢討的檢討了。巨大的政治壓力,一次抄家,就讓親情破裂,就讓人性扭曲。

題外話:潘恩欽從1936年開廠到1956年公私合營,經營了二十年,他的財產在各次運動中被剝奪,先是在土改運動中,他在老家鄉下購置的土地被沒收,在公私合營中他的工廠被「合營」,失去了經營權,文革中工廠轉為國營,他連名義上的所有也失去了,抄家,把他僅剩下的私人財物也抄走了。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故紙故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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