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重慶中央大學建築系的吳良鏞，剛一畢業，就被徵調至中國遠征軍中擔任美國顧問團的翻譯。第二年5月，他從部隊復員回到重慶，正在尋找工作，就接到著名建築師梁思成托人帶給他的一封信，召他去做助手。
當時，梁思成在重慶主持「戰後文物保存委員會」，準備編制一本《全國文物保護目錄》，需要有人幫助繪圖。他在物色人選時，看見重慶中央大學油印的《建築》刊物上，有吳良鏞撰寫的一篇題為《釋「闕」》的論文，發現作者正是他要尋找的助手，於是托盧繩先生打聽到吳良鏞的下落，約他面談。
正是這次見面，改變了吳良鏞的一生。
吳良鏞給梁思成當助手的時間只有三個多月。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文物保護目錄也編繪完成，機構撤銷，工作結束，吳良鏞也就離開了梁思成，重新開始另尋職業。
沒想到剛過了兩個月，就接到梁思成先生的來信，告訴說清華要辦建築系，要吳良鏞去他那兒一趟。那時，梁思成家剛從李莊搬到重慶，吳良鏞去見梁先生時，第一次看見林徽因先生。林先生因病躺在床上，體型清瘦，面容疲倦。當天，房間裡還有一位客人，是傅斯年先生。看到吳良鏞有些怯生，林徽因說，你們何不到隔壁房間去談？
梁先生領吳良鏞來到一個四壁空空，連坐凳也沒有的空房間，梁先生就站著告訴吳良鏞，出於戰後建設的需要，清華大學梅貽琦校長已經批准成立清華建築系，希望吳良鏞能在新開設的建築系擔任助教，大家共同創業。面對這種千載難逢的機會，吳良鏞毫不猶豫地答應了，並從此確定了他終其一生的道路。
不久梁思成因為受邀赴美國講學，並出任聯合國大廈設計顧問和建築師，不能親自參與清華建築系的籌建工作，他交待給吳良鏞《建築初步》課程的十個作業題後，就匆匆地遠赴美國了。
到了1946年夏天，面臨開學，清華的王明之教授受林徽因之託，給吳良鏞來信，告知開學在即，希望他儘快到校。因鐵路中斷，清華上海辦事處委任吳良鏞帶領復員學生，搭乘上海至秦皇島的運煤船走水路北上，等趕到北平時，天氣已經帶了些許寒意了。
建築系的代主任吳柳生教授一見到吳良鏞，便要他去看住在新林院8號的林徽因先生。那天陽光明媚，林徽因也好像從漫長的行程中恢復過來，顯得容光煥發。一見面林徽因便說：「歡迎你來。」接著就問到吳良鏞的學習情況和工作興趣。林徽因特別提到，她看過吳良鏞的「釋闕」論文，並誇獎說寫得很好。然後談到中國建築的研究，當時怎樣從頭做起，怎樣陸續有所發現；談到屋內的擺設，講到做古建築研究必須遵循一條不成文的準則，即不玩古董，否則文物到處可見，自己又懂，抄一兩件，誰說得清呀？
林徽因指著屋子裡的擺設，告訴吳良鏞說，這些是老梁先生（指梁啓超）的，這是陳叔通送的。說到這兒，還講了一個故事：陳叔通曾指著自己家中的一件藏品，要梁思成說出是哪一年代的，說對了就送給他。梁思成脫口而出說是北魏的，陳叔通沒想到梁思成如此內行，就把藏品送給了他，還說不能再猜了，否則這裡的東西多半都會被他猜走了。
那天，林徽因談鋒甚健，一點也不像病人，毫無架子，和藹可親。吳良鏞也很興奮，無拘無束，就提到在重慶某處看到過林徽因的一幅水彩畫，不知現在還在畫嗎？林徽因說已經好久不畫了，等到找出來給他看。後來果然找了出來，是一張西班牙的庭園畫，非常強烈的陽光，對比色很強。這幅畫在文革中遺失了，就再也沒有見到。
那天，雙方相談甚歡，告辭時，林徽因還特別對吳良鏞說，等你好久了，現在可以著手籌建了。
當年，建築系設在水力樓二樓上，只是幾間空房子，學生已經到校。要開學，教室、圖板、畫圖凳倒是有了，但其他什麼也沒有，於是趕緊把圖書館的書調來，描示範圖，曬藍圖，先把《畫法幾何課》開起來，《素描》課上起來……
這一切，都必須趕在1946年10月清華復員後第一個新學期開始前完成。當時的建築系，除了代理系主任吳柳生教授，和以編外身份長期臥床的林徽因兩人外，建築系能幹活的就只有吳良鏞一個助教。吳柳生主任對專業的事不太過問，林徽因就躺在病床上進行調度指揮，從桌椅板凳一類的瑣碎事務，到專業性很強的建築課程的講授，同吳良鏞密切合作，最終保證了清華建築系第一屆學生如期開學。
開課前的有些難題，離開林先生是無法解決的。吳良鏞到清華後，學校最初安排他與一位外文系的講師合住，對方感到不方便，吳良鏞自己也不習慣。林先生知道了，說那好辦，金岳霖教授在工字廳海棠西院有一間朝南房，有配套家具，房子正空著，你去住好了。林先生一句話，就讓初進清華的吳良鏞，在住房上享受了教授待遇。
又如學生上素描課，要有石膏，林先生讓吳良鏞去找美院的李宗津先生；告訴他採購繪畫用品，可去東單口永興洋紙行；需要教學輔助人員，可去頤和園找原營造學社的紀玉堂先生幫忙。甚至考慮到吳良鏞進城辦事趕不回清華，可以去中山公園，找一位70多歲的營造學社留守人，在他那兒過夜。諸如此類的問題，有些是林徽因在病床上想到的，有些是吳良鏞匯報時林徽因協助解決的。
1947年5月，清華校慶，這是從昆明回到北平後的第一次校慶，校園裡熱鬧非凡。新成立不到七八個月的清華建築系也作了一番準備，共開闢了兩個展室，展出營造學社的測繪成果和學生的設計作業及水彩畫作，引起了校方的很大關注。這樣的活動，林先生是一定要來參加的。那天她雇了一輛人力車，來到建築系館，梁先生的朋友樓光來之子樓格，當時在清華讀書，他跟在林徽因身後，把林先生抱上了二樓的建築系展館。吳良鏞看見林先生從未有過的興奮，以超出一般的神采和興趣瀏覽著一切，透支著她的精力，不知道又要花多長時間才能恢復。
1947年7月，梁思成從美國講學歸來，看到建築系從兩間空房到現在充實的面貌，十分高興，對吳良鏞前一階段的工作，給予了充分肯定。但他同時急需要做的一件事，是請大夫為妻子治病。林徽因低燒不退，發病越來越頻繁，經大夫診斷，是有一個腎出了問題，必須儘快摘除。
1947年12月，手術在今白塔寺人民醫院進行。手術後，摘除的腎放在手術盤中，醫生用手術刀把腎切開，裡面全是膿液。醫生對梁思成說：「裡面儘是這東西，人怎能好受呢？」病灶摘除後，林徽因的身體狀況有了好轉，參加的活動也多了起來。梁家的「午後茶聚」，又如同抗戰前一樣，重新恢復起來。
那段時間，每天中午過後，大概3、4點鐘，梁家都要準備餅乾、花生米之類的茶點，接待來客。客人是變動的，高興就來，有事就走。金岳霖、張若奚、陳岱孫諸先生是常來的座上客，主持人就是林徽因了，大家聚在一起，政治、社會、美學、文學，無所不談，實際就是一個鬆散的俱樂部，沒有固定主題的學術交流會。大家各抒己見，氣氛融洽。鄧以蜇教授有時會拿來幾幅畫，譬如倪瓚的樹和金冬心的梅，供大家鑑賞。
茶聚免不了要談一些時事，但總的說來十分超然，有魏晉清流的味道。午後茶聚是當時教授們彼此交流的方式，對林徽因尤其需要，她足不出戶也能了解窗外的世界，獲取與建築相關的藝術靈感。
因為梁思成的歸來，建築系的日常教學，進一步走上正軌，蒸蒸日上，生機勃勃。在一次系務會議後，梁思成對吳良鏞說，他離美前參觀了沙里寧教授主持的匡溪藝院，那裡「藝術環境很好，可同時學習建築與規劃，很適合你將來的發展，考慮到沙里寧教授已經七八十歲了，跟他學要趕快，否則就來不及了」。
為此，梁思成替吳良鏞寫了一封給沙翁的推薦信，林徽因看後說：「對吳良鏞的介紹應該這樣來寫。」並親自作了修改。一封推薦信竟然由兩位大師共同擬稿，說明他們對吳良鏞出國深造寄望之殷，用情之深。每當想到這件事，吳良鏞就深懷感激，無論林徽因生前身後，他都始終稱呼林先生。只恨當時慌慌張張，竟沒有把那封推薦信抄寫下來，成為難以平撫的莫大遺憾。
1948年8月，受梁思成推薦，吳良鏞獲得匡溪藝術學院獎學金，進入美國匡溪藝術學院建築與城市設計系，投身於世界著名建築大師沙里寧門下。當吳良鏞離開清華赴美國時，建築系已經有近30名學生，十幾位教師，成為清華無論學術文化還是教學活動方面都非常活躍的一個系。
回首兩年來的創建過程，林徽因對建築系的成長操心最多，貢獻最大。
在美國留學期間，吳良鏞跟隨沙里寧，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提升自己，努力深造，在1949年5月獲得碩士學位。之後，吳良鏞繼續留在美國，完善他的研修學習。第二年，吳良鏞接連收到幾封信，催他趕緊回國。其中有一封信是林先生口授羅哲文先生代筆的，空白處有好多行斜斜的文字，一看便知是林先生臥床親筆寫的。大意是國內形勢很好，要他趕緊回來參加新中國的建設，並囑吳良鏞去波士頓大學費慰梅處，將梁先生的「圖像建築史稿」帶回來。
吳良鏞讀信後，立刻去了哈佛費慰梅處，轉達了林先生的意思。然後便收拾行裝，動身啟程回國。
一別兩年，吳良鏞又回到了熟悉的清華園。再次見到林先生時，吳良鏞明顯感覺林先生的精神狀態有了明顯變化，顯得精神煥發。比起兩年前來，她的生活內容豐富多了，會偶爾參加一些市裡的活動和會議，聽報告，看演出，參觀展覽。那時候的林先生是興奮的，充滿激情的，有太多太多的憧憬，並將這種憧憬，具體投入到許多開創性的工作中，經常忙忙碌碌。
但到了1952及1953年後，她的精神上就開始有了負擔和壓力。
1952年下半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隨後一邊倒的學蘇，並加以貫徹落實。整個這一套蘇制體系，和梁林兩位先生寬鬆的學術環境完全是兩碼事。
「在這種情況下，林徽因先生哭了……」
此時，隨著大規模建設的需要，北京開始醞釀拆除牌樓。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倍感興奮，積極推進，導致了對古建築的大規模拆除開始在整個城市蔓延。
在一次吳晗主持的討論會上，鄭振鐸提出：「如有要拆除牌樓，最好事先和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聯繫，由上面決定，不應採取粗暴的態度。」對此吳晗綿里藏針地回覆說：「全國性的問題請示上面決定。」
言下之意，只要不是「全國性的問題」，就不需要「請示上面」。
但林徽因的態度很鮮明，堅決反對拆除文物，她說：「保護文物和新建築是統一的。北京的九個城門是對稱的，如一旦破壞，便不是本來的基礎了。」
梁思成說：城門和牌樓、牌坊構成了北京城古老街道的獨特景觀，這類似於西方都市街道中雕塑、凱旋門和方尖碑等，可以用建設交通環島等方式合理規劃，加以保留。
聞聽此言，吳晗拍案而起，怒斥梁、林觀點：「將來北京城到處建起高樓大廈，這些牌坊、宮門在高樓包圍下豈不都成了雞籠、鳥舍，有什麼文物鑑賞價值可言！」梁思成據理力辯，吳晗便說：「你想把新中國的首都變成封建主義的紀念館！」
據國務院的工作人員回憶，在會上，梁思成被數次氣哭。最後，上面發話：「北京拆牌樓，城門打洞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
拆與不拆，已不是單純的建築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在這場博弈中，梁思成林徽因註定只能是失敗者。
後來，在文化部舉辦的歐美同學會上，林徽因和梁思成再次和吳晗唇槍舌劍，針鋒相對，林徽因大聲譴責，怒斥吳晗「必將身敗名裂」。當時林徽因肺病已重，聲音沙啞低沉，但神情與膽魄都讓吳晗無以應對。
從1954年1月起，北京開始大規模拆除牌樓。內城原有的9座城門，只余正陽門城樓、箭樓、德勝門箭樓，外城原有的7座城門，無一遺存。
戰亂沒有毀滅的京城古建築，卻在吳晗的運作下灰飛煙滅。
病重中的林徽因絕望地追問：「為什麼我們在博物館的玻璃櫥里精心保存幾塊殘磚碎瓦，同時卻把保存完好的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古建築拆得片瓦不留呢？」在抑鬱的情緒中，林徽因開始拒絕吃藥。1955年4月，她因肺病去世，年僅51歲。
林先生去世後，梁思成給吳良鏞講述了一段往事。林徽因病勢沉重時，曾請了北京的名中醫施今墨大夫去會診，從拍攝的片子上可以看出，大部分的肺都壞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林先生還在為保護古建築大聲疾呼。她真的是死不瞑目啊！
追悼會在賢良寺舉行，這是梁思成帶著吳良鏞共同察看保護下來的一座舊寺廟，去了一些友好和建築系的人，悼詞是錢端升教授寫的，歌頌她為中國的建築學術事業，貢獻了畢業精力，雖然受病魔困擾，但從未停止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
林徽因走的這一年，建工部正在召開設計施工會議，批判建築中的復古主義和形式主義。這次的大會非同尋常，清華建築系除吳良鏞參加外，還另派校長辦公室主任參加。吳良鏞當然知道會議的指向是誰，所以倍感壓力。會議在國際飯店舉行，而梁思成就住在一街之隔的同仁醫院樓上的病房裡。會議中吳良鏞去探視梁先生，梁先生要他到隔壁病房看看，吳良鏞不解何意，待進入病房，才發現林先生也躺在那兒。林徽因看到吳良鏞就笑了，說「你看我們這對難夫難婦」。這次見面，林先生例外地避而不談業務，但她好像還爽朗，只是吳良鏞的心情卻格外沉重。吳良鏞沒有想到，這竟是他和林先生的最後一面，不久林先生就去世了。
等到建築思想的批判高潮過後，梁思成出院回到家中，已經物是人非。但他以極不平靜的心情，很平靜地做了兩件事：一是在夫妻倆共同使用的小圖板上，完成了林先生墓的設計圖樣，包括大樣尺寸，一一註明，請莫宗江先生用營造學社特有的字體，勾畫出「建築師林徽因之墓」幾個字，並從人民英雄紀念碑工地，取回了一件林先生設計的紋樣，放在她的墓前。梁先生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把林先生的詩找出來，古代人有所謂詩囊，即興而作，片紙只句納入詩囊，定時整理成集。梁先生用他的工整楷體謄寫，整個抄錄了一遍，以宣洩對林先生的思念。可惜這份無價之寶，在史無前例的大混亂中失去了。
幾十年來，吳良鏞偶爾去八寶山參加追悼會，總要悄悄地去林先生的墓旁，向恩師致以哀思。在吳良鏞心目中，林徽因是中華第一女建築師，是才華橫溢的學者，她在文學藝術方面的造詣，別人很難企及，而在建築方面又能與梁先生並駕齊驅。她一生貢獻良多，特別是最後十年，她對籌備創建清華建築系操心最多，但在教師名單中卻沒有她的名字；在清華大學建築學院的門廳里，也沒有她的塑像。這是很不公正的。
也是這最後十年，讓她生逢其時，又生不逢時。
參考資料：
1、吳良鏞《我的老師林徽因先生》
2、《吳良鏞：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謀萬人居》
3、吳良鏞《林徽因的最後十年追憶》
4、《國匠吳良鏞》（光明日報）
5、袁帆《國匠風範仁壽大鏞》
2022-08-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