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林彪出逃，在蒙古溫都爾汗沙漠機毀人亡以後，毛澤東親自下令抓捕林彪在上海的親信——空四軍政委王維國以及在浙江的親信——空五軍政委陳勵耘。這次抓捕行動是由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和上海的王洪文去北京接受命令，並由王洪文、肖永銀副司令和我在上海具體執行的。所以我來介紹一下抓捕的詳細情況。
九屆二中全會以後的一些政治動向
先說一下我們是怎麼知道林彪出逃的。一九七〇年八月，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我們已經對林彪的所作所為打了問號了，但是既然毛澤東在《我的一點意見》中寫道：「我和林彪同志一致認為……」，所以我們覺得還是要領會毛澤東的意圖，要繼續根據黨章的規定，維護林彪作為毛澤東接班人的地位。
一九七一年四月，王洪文和我到北京參加中央召開的「批陳整風」工作會議。會上，我們看到了毛澤東對葉群、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五員大將的書面檢查所作的批示，非常震驚，感到毛的鋒芒是隱隱對著林彪的。雖然林彪沒有參加「批陳整風」會議，但是緊接著的一九七一年「五一」節毛澤東登上天安門的時候，林彪也隨著上了城樓。看來，林彪的接班人的地位並沒有變化。所以，我們只能在暗地裡對林彪有所懷疑。
一九七一年初，張春橋從北京回到上海。在從機場到招待所的路上，張春橋仔細地觀察了上海的街頭情況。到了興國路招待所，他就把我找去，對我說：「我出了機場，車子開到新華路轉盤大草坪的地方，看到轉盤周圍還樹著一幅大標語牌，上面寫著毛主席語錄的再版前言，裡面還有『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樣一些提法，你想辦法叫人換掉。」他雖然沒有明指林彪，但是我明白他的意思是在上海不要再宣傳林彪了，特別是再版前言的這種提法不能再公開用了。因為毛澤東一九七零年在廬山九屆二中全會上就反對稱「天才」了。我當時不動聲色地通知長寧區委，把從機場到市區道路上的標語牌更新，不露痕跡地把四塊標語牌一起換掉，換成新的毛主席語錄。
另一件事情：有一天，我發現我的警衛、空四軍派來的排長小邊，在看一本書，我順便問他：「你看的是什麼書啊？」
他說：「是空四軍軍部發的，空軍作戰部副部長林立果的講話。」
我說：「這我倒沒看到過，你給我看看。」我拿來一看，是林立果在空軍活學活用毛澤東著作積極分子大會上的講用報告。我在九屆二中全會上已經得知林立果是林彪的兒子，在空軍中是很有地位、很有影響的人物，既然有那麼一本書，我又敏感地聯想到廬山會議上某些人的活動，所以我就向警衛小邊借這本書。
他有點為難，說：「這書是我們的軍內讀物。」
我說：「我看看，我也會保密的，不會外傳，三天後就還給你。」這書是白色封面，標題印紅字，標明是內部文件。我急忙看了一遍，覺得很重要，就給張春橋掛了一個電話，說是有急事要找他。我搞得很秘密，這件事連張春橋的秘書何秀文也不讓知道。到了興國路招待所，等何秀文把我引進張春橋辦公室，自己退出去以後，我才從包里拿出這本書。張春橋一看，很有興趣，問我從哪裡來的？我說是空軍發的，人手一冊，他就把書留下了。過了一天，他很快就把書還給我，當時不加評論，沒有說一句話，但是我們彼此都知道，我們對林彪寵愛的兒子已作了一番研究。
當時江青等人表面上對林彪仍做出「和為貴」的姿態。一九七一年「八一」建軍節前，江青特意給林彪拍了好幾張藝術照和生活照。我到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時，曾經和王洪文、王秀珍等人到釣魚台看望江青，在她的大辦公桌上，看到江青拍的一些林彪的半身照。江青的辦公桌像打桌球的桌子那樣長，桌上放著一些照相冊，從這些照片中江青選了一張照片：林彪手捧毛澤東選集，翻開在看，江青給照片取名為「孜孜不倦」，用「峻岭」的筆名將它發表在一九七一年第八期的《人民畫報》和《解放軍畫報》上。試想，林彪是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出逃的，八月份全國性的畫報還在刊登江青給林彪拍的脫帽照片，林彪是禿頂，脫帽照片相當罕見，所以很引人注意。可見，當時江青等人還想和林彪搞好關係。
一九七一年七月，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我作為會議領導小組成員，參加討論修改《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八月，周恩來總理和張春橋兩人一起到林彪的住地——北戴河去看望林彪，向林彪匯報工作，而且還帶去了經毛澤東批准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請林彪圈閱以後，作為中央文件向全國下發。這一切舉動，在我看來，都是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一些人主動向林彪表示團結的象徵。當然，我完全沒有想到林彪等人已經在暗中策劃陰謀了。
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毛澤東乘專列到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地南巡，找當地黨政軍領導談話、吹風，談到廬山會議有人搞突然襲擊，但仍然強調要團結，不要分裂。毛澤東聲稱自己回到北京，還要找林彪談談，然後召開九屆三中全會和四屆全國人大。這些動作說明毛澤東對林彪的問題採取的是「冷處理」的方針。
周恩來通過許世友告訴我們林彪出逃的消息
毛澤東是九月十一日下午離開上海的，臨走前，找王洪文和許世友談話。走的時候，他誰也沒通知。有的文章中說，我們已經察覺了有人要謀害毛主席，這是不符合事實的。我要強調的是，王洪文、我，還有馬天水，在毛澤東走了以後，特意到龍華飛機場送許世友回南京，當時王洪文好像鬆了一口氣，他已經幾天幾夜沒有合眼了。毛澤東和許世友一走，我們感覺到肩上的擔子輕鬆了，根本不知道有什麼陰謀正在策劃、醞釀之中。
九月十二日，《人民日報》刊登了關於毛澤東攝影畫冊正式出版的報導。這本畫冊是為了紀念中國共產黨誕生五十周年而編輯出版的，報導說：「這套照片中，有幾幅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副主席在一起的照片，使人親切地感到林彪同志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決貫徹執行和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是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學習的光輝榜樣。」我看到這篇報導前，收到過新華總社攝影部發來的通知，附有這本攝影畫冊照片的詳細目錄和文字說明。我知道，這些照片的發表都是經過中央審定的，這是當時中央對外的公開口徑。
接著就發生了「九一三」事件。中央馬上發布禁飛令，所有的飛機停航，包括民航客機在內，還通知陸軍部隊進駐機場。當時中央沒有說什麼事情，只是命令進入一級戰備。王洪文和我都很奇怪，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們打電話給張春橋、姚文元，都聯繫不上，這樣的事情在文革最混亂的時候都沒有發生過。
過了幾個鐘頭，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從南京打保密電話給王洪文：「剛才，總理給我打電話，要我通知你，你們那個姓王的上級的上級跑了！懂了嗎？」
王洪文拿著電話一聽，愣住了，沒有反應過來：「你再說一遍。」
許世友大聲地說：「你們那裡到廬山去開會的姓王的，知道嗎？」這樣說，王洪文明確意識到這是指王維國。
王洪文說：「知道，知道。」
許世友又說：「他的上級的上級跑了，現在聽懂了嗎？」
王洪文想：王維國是駐上海的空四軍政委，王維國的上級是南京軍區空軍，南空的上級是在北京的空軍總部，空軍司令是吳法憲，吳法憲在廬山犯過錯誤，給毛主席寫過檢討，開「批陳整風」會時，毛還嚴厲地批評過他，王洪文的領會是吳法憲跑了。
許世友很急，電話里又不好說林彪跑了，只是不停地問：「你聽懂了嗎？你聽懂了嗎？」
王洪文回答：「懂了，聽懂了。」
許世友掛了電話，任務完成。許世友是在南京軍區打的電話，沒想到我們會把南京軍區空軍作為空四軍的上級，這樣就差了一級。王洪文按照空軍的機制去想，只想到吳法憲為止。我們隨便怎樣都不可能想到林彪會跑了，聽了半天電話說「懂了，懂了」，結果還是沒有聽懂。
王洪文擱下電話，趕快跑到康平路我的辦公室找我。九屆二中全會以後，張春橋、姚文元指定王洪文和我共同主持上海的工作。他詳細地敘述了許世友的電話內容，我們兩人又仔細地分析，結論還是：「吳法憲跑了！」
我說：「空軍司令調一架飛機很容易的，可能他飛走了。不過，他究竟會跑到什麼地方去呢？」王洪文也想不通：「國內不象，總是朝國外跑。」
正當王洪文與我密談的時候，市委機要室送來一份絕密電報：《毛澤東攝影畫冊》暫不發行，特別提到第幾號、第幾號照片要刪掉。這本畫冊不僅在北京發行，還在上海製版印刷。我馬上拿出早先收到的畫冊目錄，一幅幅對照，一看，這些指令刪掉的照片竟然全是毛澤東和林彪的合影，也就是說凡是有林彪出現的照片都要刪掉。王洪文和我大吃一驚：怎麼會是林彪呢？難道他跑了嗎？但是在沒有正式看到中央文件以前，我們都不敢指名道姓。
飛機停航以後，中央通知軍隊系統進入一級戰備。正好有一個朝鮮高級新聞代表團訪問中國，他們搭了一架安東諾夫24型專機飛到上海，下一站要去訪問毛澤東的故鄉韶山。禁飛令一來，朝鮮代表團走不掉了，怎麼對外解釋呢？外交部也說不出理由，就說改道走吧。我沒有辦法，只好讓市革命委員會外事組安排他們改乘火車到韶山去。
（二）
中央通知王洪文緊急去北京
到了第三天，王洪文突然接到中央辦公廳通知，要他馬上乘火車去北京。
我們分析：這次去一定跟有人跑了有關係，可能涉及到廬山會議，最好不要讓王維國知道。同時，王洪文到北京去這件事要保密，儘量不告訴其他的市委常委，所以我們兩人商量，此事只有我一人知道，也由我一人去送他。當時康平路大院的警衛由空四軍派來的處長李松亭負責，警衛也都穿空軍制服，假如李松亭和警衛們看到王洪文上北京去了，也會向王維國報告的。王洪文就叫秘書小廖把警衛支開，然後叫從工廠調來的司機小常開一輛北京吉普，停在他家門口，我和王洪文兩人悄悄地坐上車，到當時的北站。
誰知道，我們剛剛進北站，還沒登上火車，就碰到市委警衛處的空軍幹部，他的家屬到上海探親，他到火車站去送行的，這下子又暴露了王洪文外出的行蹤。王洪文對我說：「這樣吧，你回去後索性開一個市委常委會議，名義是討論別的工作，會上你宣布王洪文到上海小三線安徽去了，理由是中央布置一級戰備，王洪文到小三線檢查戰備去了。」
送走王洪文，我到康平路開市委常委會，宣布王洪文的去向。王維國也是市委常委，那天他請假不來，說是病了。我估計他肯定從北京空軍那裡打聽到什麼消息了，他一個人究竟在幹什麼？打的什麼主意？上海的空軍部隊掌握在他手裡，我怕有什麼變故，就說：「我去看他一次。」
我給王維國打電話，他說：「我身體不大好，正在家裡休息。」我說：「你生病了，我來看看你。」他推辭說你很忙不要來了。我說：「我很快就過來。」我這是第一次到王維國家裡，他住在江灣軍部大院對面的家屬宿舍。王維國的妻子杜貴珍，原來在同濟大學工作，後來調到空四軍後勤部當副部長。一聽我要去，杜貴珍就在家門口迎接我，送我到二樓的寢室，王維國躺在床上，見了我，欠著身子，很熱情地握手。
王維國四方臉孔、中等身材，說一口標準的普通話。那天他的方臉盤上的倒八字的眉毛比平時皺得更緊，顯出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子，當然也可能是真的生病了。我問他：「維國同志，你的病情怎麼樣？」他說：「肝臟不好，正在請中醫治療。吃了幾帖中藥，還不見好轉。醫生說我的肝臟裡面有毒素，規定我吃中藥時要忌口，什麼葷腥都不能吃，每天只能喝一點白粥，解除肝里的毒性。」為了證實他的病，說到這裡，杜貴珍就端來一碗白粥給他喝。說了一陣病情後，就把話題轉到形勢方面。
我說：「九月十三日，中央下達禁飛令，現在中央軍委部署全國軍隊進入一級戰備，不知道究竟是怎麼回事情？現在洪文同志接到中央一級戰備命令後，到小三線檢查去了。你那裡情況怎麼樣？聽到些什麼消息？」王維國是河北人，普通話說得很標準，他說：「沒有啊。我們的機場現在給陸軍接管了，飛機也停飛了，我打電話問北京空軍司令部，根本打聽不到任何消息，我們很納悶，怎麼會有這種事情？」當然，我不能告訴他許世友給我們打電話的情況，我想摸他的底，他當然也想摸我的底，事後才知道他早已經把兒子派到北京去通風報信去了。
我們談了一陣子，我沒有把底交給他，他也沒有任何消息告訴我，我說：「你好好養病吧。」看起來，他現在還沒有什麼動作，我就告辭了。
毛主席下令逮捕「三國四方」
告別王維國，回到市委後，我等著王洪文在北京的消息。我一人在那裡演了兩天獨腳戲，真是度日如年。
九月二十日上午，我辦公室里的紅機子電話響了，是王洪文的聲音，他說：「老徐，你趕快到常德路警備司令部來一下。」我很奇怪：「啊？你怎麼已經回上海了？」他說：「快來，來了再說。」我也感到很吃驚，王洪文回上海，連康平路市委大院也不進，直奔上海警備區司令部，肯定有重要事情。我趕到常德路警備司令部，大院深處有一幢小樓，過去是陳毅的辦公室，現已變成警備區司令部辦公樓。
我踏進二樓的司令辦公室，看見王洪文神色興奮，露出很得意的樣子，跟我握手的時候，說：「我這次到北京去，許司令也一起去的，這裡還有一位肖副司令。」馬上向我介紹南京軍區副司令肖永銀。「我和肖副司令一起從南京趕回上海。」我們坐下後，他從資料夾里拿出一份文件，說：「你先看看。我一看，這是毛主席批准下發的中央紅頭文件，文件的上方印著：中共中央關於林彪叛逃出國的通知1971·09·18；中發［1971］57號毛主席批示：照發。」
我趕緊認真地閱讀文件：「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於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倉惶出逃，狼狽投敵，叛黨叛國，自取滅亡。現已查明：林彪背著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極其秘密地私自調動三叉戟運輸機、直升飛機各一架，開槍打傷跟隨多年的警衛人員，於九月十三日凌晨爬上三叉戟飛機，向外蒙、蘇聯方向飛去。同上飛機的，有他的妻子葉群、兒子林立果及駕駛員潘景寅、死黨劉沛豐等。在三叉戟飛機越出國境以後，未見敵機阻擊，中央政治局遂命令我北京部隊立即對直升飛機迫降。從直升飛機上查獲林彪投敵時盜竊的我黨我軍大批絕密文件、膠捲、錄音帶，並有大量外幣。在直升飛機迫降後，林彪死黨周宇馳、於新野打死駕駛員，兩人開槍自殺，其餘被我活捉。對林彪叛黨叛國事件，中央正在審查。現有的種種物證人證業已充分證明：林彪出逃的罪惡目的，是投降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根據確實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飛機已於蒙古境內溫都爾汗附近墜毀。林彪、葉群、林立果等全部燒死，成死有餘辜的叛徒賣國賊。……」
我讀完文件，很震驚，但也很興奮，連聲說：「想不到啊！想不到啊！」王洪文說：「這次到北京，主席下命令，要把『三國四方』抓起來。許司令與我商量，請肖副司令到上海與我們一起執行這個任務。」
「三國四方」是借用「抗美援越」時期常用的稱呼。「三國」指越南、柬埔寨和寮國，「四方」是因為越南南方、越南北方要算兩方。
一九七零年廬山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林立果召開秘密會議，借用「三國四方」的說法，「三國」是指南京軍區空軍、上海空四軍、浙江空五軍。「四方」是指空軍政治部副主任、原南空政委江騰蛟、南空副司令周建平、上海空四軍政委王維國、浙江空五軍政委陳勵耘，他們於一九七一年在上海岳陽路少年科技站開過號稱「三國四方」的秘密會議，會後根據林立果的旨意，寫成了《「五七一工程」（「武裝起義」的諧音）紀要》。
《紀要》中寫道：「我們要以暴力革命的突變來阻止和平演變式的反革命漸變。反之，如果我們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變，一旦他們得逞，不知有多少人頭落地，中國革命不知要推遲多少年。」「利用特種手段如毒氣、細菌武器、轟炸、五四三（飛彈的代號）、車禍、暗殺、綁架、城市游擊小分隊」，「一場新的奪權鬥爭勢不可免，我們不掌握革命領導權，領導權將落在別人頭上。」
王維國、陳勵耘兩個人的經歷
毛澤東為什麼下令要把王維國、陳勵耘抓起來？這裡要單獨介紹一下這兩個人的情況。
王維國：一九一九年八月出生，河北元氏人。一九三八年四月參加革命工作，一九三八年六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元氏縣獨立營指導員，游擊大隊主任。一九四零年參加八路軍，歷任：一二九師政工隊學員，一二九師十一旅教導大隊指導員、營教導員，山西晉東獨立營副政委、五十四團副政委、團長，太行軍分區三十四團政委，中原野戰軍九縱七十三團團長、政委，豫西軍區警衛一團、警衛二旅四團、河南軍區警衛一團政委，河南軍區政治部青年部部長。解放後任空軍師副政委、政委，空軍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空四軍第二政委、第一政委。文革期間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一九六零年晉升為大校、為中共九屆候補中委。
陳勵耘：一九一九年九月生，四川成都人。十七歲在成都就讀於天府中學，就在中共領導下參加學生運動，一九三八年三月參加革命，一九三八年二月到延安，七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抗日軍政大學三團排長、抗大總校文工團團長。蘇中軍區抗大九分校政治處組織股股長、政工隊政治指導員。新四軍一師山炮團連指導員、營政委，新四軍一師政治部秘書。蘇浙軍區一縱政治部組織科科長。華東野戰軍六縱後方留守政治處主任、六縱十六師四十六團政治處主任、副政委。華東軍政幹部學校政治部宣教部副部長。華東軍區教導三總隊十四團政委，華東軍政大學五總隊政委，華東軍區教導總隊副政委。一九五一年任空軍航空兵航空師副政委、政委。一九五五年九月被授予空軍上校，一九六二年十一月晉升空軍大校。為中共九屆候補中委。陳能說會道，是當時為數不多的有才華的師政委。一九六四年升任空五軍政委，文革中任浙江省革委會第一副主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分管公安系統。汪東興回憶說，陳勵耘掌握著杭州的警備大權，直接負責毛澤東在杭州住所的警衛工作。王維國和陳勵耘都是跟著毛澤東轉戰南北的年輕將領，一九六九年當上九屆候補中央委員時都只有五十歲，可是因為他們都被林彪和林立果看中了，受到過林彪的單獨接見，又參加過一九七一年三月林立果在上海召集的「三國四方」會議，會議確定王維國是上海地區的頭，陳勵耘是浙江地區的頭，把他們作為「骨幹力量」寫進了《「五七一工程」紀要》。因此，毛澤東懷疑他們謀反，並且捲入「謀害」的陰謀，就下令立即把他們兩人抓起來，並命令這個任務由許世友和王洪文執行。抓捕措施由許世友叫南京軍區副司令肖永銀隨王洪文到上海後具體落實，確定抓捕方案。
（三）
我們在上海常德路警備司令部辦公室作了縝密的研究。肖副司令年近六十，精瘦能幹，頭髮有點白，一看就知是位身經百戰的將軍。王洪文介紹說他是管作戰的，肖副司令首先提議說：「先抓王維國，再抓陳勵耘，怎麼樣？江騰蛟在北京，由北京解決；周建平在南京，由南京解決。至於王維國、陳勵耘怎麼抓法？我們商量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