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相關研究在概念和事實層面，都比以往有所深化。王宏斌通過細緻考證，提出乾隆皇帝「從未下令關閉江、浙、閩三海關」。趙軼峰研究明清兩代對外政策，認為明代不應被認定為「閉關鎖國」，而是「有限開放」。清前期中國對外關係的基本格局既不是閉關鎖國，也不是全面開放，同樣是「有限制的開放」。
研究指出，【迄今為止，我們尚未在古代文獻中找到「閉關鎖國」的表述，它不是中國傳統的歷史概念。】中國古代文獻中「閉關」一詞，最初是「關閉城門」之意，歷代對「閉關」一詞的使用，都是中性表達，不具有封閉、保守的含義，不是貶義詞。
文章舉例說，明肅州巡撫陳九疇為防範「土番」侵擾邊境，上疏說「賊不可撫，乞閉關絕貢，專固邊防」。
此處，「閉關」被視為一種軍事防禦手段。
到了晚清，「閉關」才逐漸具有「保守」之意。
但在涉及國家利益時，「閉關」又被視作與敵國抗爭的手段或方式，被賦予濃厚的正面政治含義。
中文的「閉關鎖國」是近代嫁接詞組
文章說，【中文的「閉關鎖國」是近代嫁接詞組，是中國既有的「閉關」與19世紀初在日本出現的「鎖國」相結合的產物。】
「鎖國」概念被清末留日學人接納，傳至國內。這批留日學人大多是當時領國內風氣之先的人物，影響自然很大。
然而，中文「閉關鎖國」則強調人為的政策選擇或主觀上的保守與封閉。
1978年以後，基於改革開放的時代背景，出於對「文革」的反思，我國史學界在闡述中國歷史發展進程時，主張用「閉關鎖國」概括明清時期的對外政策。
康乾時期熱衷科技
文章認為，【用「閉關鎖國」形容明清時期對外政策，是特定時代「西方中心主義」影響的產物，並不是對明清時期對外政策的客觀描述。】
面對西方殖民勢力的步步進逼，明清兩朝統治者從軍事、經濟、文化等不同層面，採取了一系列政策。
如實行的海禁政策並不等於「閉關鎖國」。實際上，明代的海禁政策針對的是本國人民，目的是切斷敵對勢力從大陸獲得後勤補給和情報，並不是針對海外各國，更不是有意識地閉關鎖國。
文章指出，明朝和清朝政府的上述舉措，並非完全出於自給自足小農經濟的保守思想（事實上，傳統的自然經濟同樣不可能完全離開市場交易），主要緣於國家安全的考慮。
因此，我們認為明清兩朝中央政府採取的是「自主限關」的對外政策。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是否開放、如何開放、開放範圍多大，屬於國家主權範圍。國內外一些學者簡單地斥其為「落後」、責其為「野蠻」，甚至認為違反所謂「國際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研究認為：「自主限關」政策具有維護國家主權、防範西方殖民侵略的意圖，無論是形成還是發展，都有其歷史合理性。最新研究表明，「自主限關」沒有阻斷明清時期中外經濟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互鑒。自主限關」政策的局限性
對於科技進步，文章也拿出例證：事實上，康熙帝熱衷於學習、研究西洋科技，深知其許多地方優於中國；
18世紀後期，清廷已經深悉西方科學技術遠超中國。乾隆帝知道英國人「諳悉海道，善於駕駛」，他「詳細問到當時在場幫助安裝的使節團人員關於軍艦上許多零件的問題，以及有關英國造船事業的一般問題」。乾隆帝的皇子也「喜歡詢問外國事物，對外國的科學發明俱感興趣」。
「閉關鎖國」延緩了西方血腥東擴的步伐
衡量歷史是非須置於當時的特定環境，後人不能苛求前人。
客觀而言，自主限關具有其合理性，它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西方殖民主義者血腥東擴的步伐。
保守、落後、封閉不是明清時期中國社會的主要內容，也不是明清時期對外交流的全貌，不能把明清社會標籤化為「閉關鎖國」。
在16—18世紀不少西方社會精英看來，中國首先是一個擁有高度政治文明的禮儀之邦，是文明智慧與道德秩序的典範，東方文化價值體系對伏爾泰等啟蒙思想家產生了深刻影響，甚至成為他們闡揚新思想、批判舊制度的重要武器。此外，茶葉、瓷器等中國商品，也對歐洲社會生活產生了深遠影響。
至於19世紀中國形象在西方的改變，既是雙方力量對比的結果，也是西方政客、文人、學者出於偏見刻意操作的結果。
今人既不能為腐朽沒落的封建制度、封建禮教歌功頌德，也不能以「閉關鎖國」全盤否定明清歷史對中國、對世界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