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張照片就是甄××拍攝的，那時他是《南寧晚報》的攝影記者，我也是該報的編輯記者。文革前我們在一起共事，兩人都是三十而立的新聞工作者，比較要好，工作中曾有過圖文並茂的友好合作。不曾想文革開始後，特別是自1967年4月起，由於廣西軍區在群眾組織中做『讓韋國清站出來』的工作，使群眾組織中產生了不同觀點的『四二二『和『聯指』兩大派。我參加了反對韋國清的『四二二『派，甄××則參加了支持韋國清的『聯指』派，自此我們兩人分道揚鑣，勢不兩立。現在我們的據點被他們攻破了，我被他們抓獲，落入了『聯指『派兇手們的手中，作為『聯指』派的甄××，大喜過望的他為了羞辱我，，故而要拍下這張照片以作他們『勝利『的紀念，誰知我命不該絕，甄××的此舉卻意外的碰上了解放軍的到來救了我的命，實在是不幸中之萬幸」，「1983年廣西對文革遺留問題進行處理時，甄××於心不甘，曾情不自願的向我負荊請罪，賠禮道歉。儘管他作了這樣的表示，但至今我仍不願與他有任何來往」。
「此後你被押送到何處、給你定了何種罪名、何時被放出來的呢？」緊接著我又向王先生提問。
王先生接著說：「解放軍把我押送到看守所，一直關押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開之時，期間曾遭受過嚴刑的逼、供、信，誣我是現行『反革命』，『打韋、反軍『的黑幹將，逼迫我承認是『反共救國團的成員』，也曾被五花大綁、戴高帽、掛黑牌在南寧市區遊街示眾，受盡侮辱……其後未經司法審判，就把我送到農場監督勞動，直到1975年才把我從農場放回家中，恢復自由。」「釋放回家後，不久對我落實政策，先把我安排到南寧化工廠工作，雖然不如文革前的工作好，但總算是擺脫牢獄之災了。」
我接著又提問：「你的祖籍地是何處，是何學校畢業，何時參加工作的。」「聽說你釋放後成了一個優秀的多產作家，很想聽你具體地談談這些。」
王先生笑著說：「我的祖藉地是安徽，遷居到廣西南寧至今已經是第28代了」。「我是1958年南寧四中未畢業就留校工作的，因為那時是大躍進的年代，急需人材，我的學業優秀，就被抽出來當了學校共青團的書記。兩年後調入南寧廣播電台工作，1962年又調入《南寧晚報》從事編輯記者的工作，直至文革的爆發，此間我的工作都是積極肯干，是很優秀的一員」。「不曾想到1966年爆發了文革運動，為了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我作為報社的新聞工作者而被捲入到了文革運動之中，險些喪命，這些就無須再贅述了」。
停了一會，王先生又接著說：「我遭到非法迫害前後共有7年多的時間，1975年釋放恢復工作後，先到化工廠工作，後到南寧粵劇團任編劇，其後又調到南寧市文聯工作。1978年時我寫出了小說《彩雲歸》，是以『台灣回歸』為背景、以統戰工作為主題的小說，1979年5月人民文學出版社曾出版此書，獲得了第二屆全國優秀小說獎，此文並被改編成粵劇、話劇在廣西和全國上演，獲得好評」。「此後又寫了多篇小說，如《汪精衛叛國前後》、《綿綿帝妃情》、《明宮艷史》、《雍正皇帝》、《草莽將軍——陸榮廷傳奇》、以及雜文集《不認命集》等等作品，獲得過全國通俗文學獎。1984年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了優秀的作家，在此期間並擔任了廣西區、市的政協委員，區人大代表」。
「現在我們都是年過八旬的老人了，王兄你比我年長一歲，你的經歷是令我同情和敬佩的。你對過往所走過的路，有何體會與感慨呢」？我又再次提問。
王先生想了想，然後情有所思地說道：「回顧我這一生所走過的路，學生時代是勤奮好學，充滿理想的優秀學生。1958年被留校參加工作後，是積極肯干，受到好評的優秀工作者；雖然那時生活較為艱苦，但自己不怕苦，不怕累，一心為工作著想，心情是愉快的。然而天有不測之風雲，1966年爆發了文化大革命運動，自己響應毛主席的號召，關心國家大事，積極參加運動，結果卻慘遭迫害達7年之久，險些丟了性命。這一段經歷是我一生最痛苦的歲月，是一段永難忘懷的血淚史，至今想來仍令人心有餘悸」。「事實證明，，文革是一場浩劫，，特別是在廣西，出現了反人類的大屠殺，成了全國文革的重災區，是歷史少見的。所有的中國人都應該認識文革，反思文革，牢記歷史的經驗教訓，使文革之類的災難永遠不會再重演」。
「從上世紀1978年改革開放起，政治上出現了一個寬容、寬厚、寬鬆的環境，平反冤假錯案，經濟上迅速恢復並高速發展，我的生活安定，工作順心，使我能寫出了許多優秀作品，可以說上世紀從1978年起至90年代末，這是我人生中最好的一段時期，令我留戀、難忘。2000年我退休了，過起了頤養天年的晩年生活，是美好幸福的。當然，自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強盛了，各方面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國人是頗為滿意的。雖然現在社會腐敗，貪腐滋生蔓延，貧富分化懸殊，環境破壞嚴重，民怨多起等等社會問題嚴重存在，但我深信只要堅持打虎反貪，加強民主和法治建設，努力犮展經濟，重視文化教育和科技工作，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前途定會是光明美好的。這是國人的希望所在，也是我們老年人的殷切期望」。
聽了王先生的上述所言，他的人生遭遇令我同情，他的工作熱情和在文學上所取得的成就令人讚賞和敬佩。非常感謝王先生對我說了這許多寶貴之言，也要感謝明先生，是通過他的安排我才得以和王先生相見、並坦誠交談的。
是的，王先生說的不錯，他的一番感慨令人同情和深思，此次相識並交談令我獲益不少，深受啟迪。我很贊同王先生之所言，文革確是一場大浩劫、大災難，而在廣西所發生的災難更為慘重，不但殺人手段殘忍無比，殺人數量更居全國之最，無辜慘死者僅據官方的統計就達9萬餘人，學者和民間估計至少應在10萬人以上，是廣西有史以來未曾有過的反人類大屠殺。就以王先生當年所在的解放路據點來說，包括周邊「四二二」派所占據的數條街道，當這些據點被攻破後，竟有1340人被殺害（包括武鬥中戰死的數十人），被「俘虜」的「四二二」派人員6400餘人，居民2500餘人，這些被俘者其後許多人遭到了長期的關押、殘酷的迫害。造成這樣的嚴重惡果，這個責任當然是文革發動者毛澤東要承擔的，林彪和江青的「四人幫」是罪責難逃的；但主要的罪責應該算到韋國清的頭上，他是廣西1968年出現大武鬥及慘絕人寰大屠殺的罪魁禍首。只要回顧一下廣西文革發展的過程，許多事情就會一日瞭然的。
據史料所知，文革初期的1966年至1967年的11月以前，廣西文革與全國其它地方是大體相似的，並無多大區別。但從1967年11月兩派代表在北京經過談判達成停止武鬥，上交武噐，實現大聯合的協議後，韋國清、伍晉南、廣西軍區都交出了檢討，承認「在文革中支一派，壓一派，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要「向毛主席認錯，向革命小將和革命群眾認錯……」。中央也同時作出了「關於解決廣西問題的決定」，成立了「廣西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下稱「區革籌」），此時廣西的問題理應解決了，社會可以平靜，人們也能安寧地生活了，廣大人民群眾是高興的。然而後來的事態發展卻出乎人們的所料，廣西的形勢不但沒有變好，反倒越來越糟。從1967年11月起至1968年春，廣西一些地方（如玉林、容縣、靈山、宜山、荔浦、全州、賀縣、欽州、梧州、桂平、鹿寨、羅城等等許多地方），就不斷出現「聯指」派圍殲「四二二」派的事件，一些地方並出現公開的亂殺人事件（殺地主、冨農和他們的子女，也殺「四二二」派人員），而「區革籌」、廣西軍區及各地方的軍分區、縣武裝部等政權機關對此則聽之任之，不能妥善解決和依法處理好這些事件，使事態不斷發展擴大。
在此種形勢下，各地受迫害的「四二二」派人員，有的被迫逃到鄉下上山躲藏，有的則逃到「四二二」力量較強大的南寧、柳州、桂林等城市中以求得生存。如果此時的韋國清和廣西軍區負責人，能站在公正立場上依法正確解決好所出現的問題，廣西就絕不會出現後來的大規模武鬥，更不會出現一系列的兇殺案。因為「聯指」派的既定方針是「消滅四二二，建立革委會」，而韋國清及軍區、各軍分區和縣武裝部繼續玩弄手腕，仍然在支一派，壓一派，把南寧、柳州、桂林誣稱為是什麼「伍修集團三點一線的最後堡壘」，必欲最後除之而後快。為此，他們一方面向中央謊報軍情，誣指南寧、柳州的「四二二」派和桂林「老多」派對他們的批評、抗議是什麼「反對新生的紅色政權革委會」；當這些地方的造反派因受壓、受到武裝圍攻準備武裝保衛自己時，被他們誣指為「反革命爆亂」，為此他們就調動農民進誠、甚至公然調動部隊協同「聯指」武裝圍殲南寧、柳州及桂林的造反派。更為惡毒的是，為了配合他們的武力圍剿，他們又通過當年的《廣西日報》大造鎮壓「四二二」派的輿論，誣指「四二二」派「殺人放火，搞反革命暴亂」，並別有用心地發出「六·一七」公告，製造「反共救國團」冤案，並胡說「反共救國團」就在「四二二」派據點內，有的「反共救國團成員」成了「四二二」派的頭目。他們的這一系列胡作非為就騙取了中央下達「七三布告」，於是他們獲得了尚方寶劍，就可以打著落實中央「七三布吿」，打著落實「六一七公告」清查「反共救國團」的旗號，堂而皇之、公開圍殲「四二二」派及桂林「老多」派了，終於造成了廣西慘絕人寰的大屠殺。
人們怎麼也不會想到，至今也仍然想不通，廣西在文革中會出現一場反人類的大屠殺，事後又長期不作任何處理，讓兇手逍遙法外，有的並得到升遷；韋國清和他的繼承者喬曉光之流並嚴禁人們議論文革中殺人之事，誰敢於議論和揭露大屠殺之事，就會被他們以「現行反革命」罪抓捕判刑，如1974年桂林的張雄飛、李新等等20多人就是因為寫大字報貼到大街上，揭露廣西各地大屠殺之事，就被非法抓捕判刑，就是這樣的典型案例。他們大肆宣揚文革中廣西始終有一條「正確路線」，這純屬胡說八道的謊言。要不是那時中央新的領導人胡耀邦等人的英明決策，八十年代初兩次派出中央工作組到廣西調查文革中殺人之事，在此基礎上於1983年開始了文革的處遺工作，廣西的十多萬無辜慘死者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才能得到平反昭雪啊！雖然那時懲辦了極少數殺人兇手，追究了少部分兇手的刑事責任，但對大多數殺人兇手則未依法懲處，僅作黨紀、政紀問題來處理，就未免處理過寬了，使廣大民眾、特別是受害者家屬不滿意。儘管這樣，這樣的處理仍是一個歷史進步，比之韋國清和喬曉光當政時要好多了。
這段慘痛的歷史悲劇雖然過去50年了，但在今天仍是值得我們永遠牢記、認真總結、深入反思的。
作於2018年5月中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