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打成右派的人，人人都有一部苦難史。（網絡圖片）
被打成右派的人，人人都有一部苦難史，我也一樣。但與眾不同的是，我卻造就了一位二級教授。今天我就如實敘述這段戲劇性苦難史：
1954年秋，我19歲，性格開朗活潑，助人為樂，以第一名成績考入華東水利學院（現改名河海大學）水文系。1955年夏，華東水利學院按中央統一部署在師生中開展「肅清反革命」運動，簡稱「肅反運動」，只因我父親在台灣軍界任職，我即被系政治輔導員吳楓選定為鬥爭對象，被鬥七天七夜才過關。其時，校內有三千名學生，運動指標是「肅」出5％的「反革命」。在一個月內，鬥爭400餘人，處分60餘人，逮捕十多人。次年予以覆核，證明全部為冤枉。
本來嘛，1949年時年僅13歲左右的學生娃娃，後來又一直受共產黨教育、監管，與國民黨毫無關係，何來5％的「反革命」？何必非要逼著學生們互相咬來咬去？完全是這些官老爺主觀主義、官僚主義作祟，自己想虛報成績達到升官目的，不惜犧牲學生的前程和身心健康。群眾對極左主義領導頗為不滿。我曾為一位冤枉為「美蔣派遣特務」和另一位「包庇反革命」的同學向學校申訴，汪大年卻是個心地善良之人，聽了我的匯報，經過調查，給他們平反了。因為這件事，我在同學中的道德威信較高。汪大年還作了「肅反善後工作」的報告，所有被冤枉的師生均得到平反，並要求亂定肅反鬥爭對象的政治輔導員和瞎鬥人的積極份子向被鬥同學道歉。但是，這些極左份子拒絕認錯道歉，被鬥者與他們間的矛盾隔閡日深。
1957年春，黨中央「誠心誠意」號召黨外人士「助黨整風」，6月4日校領導決定停課「鳴放」，鼓勵師生，尤其共青團員要帶頭向領導提意見。我被同學全票選為「水文三年級鳴放領導小組」組長，領導本年級同學「鳴放」，主持鳴放會議，也就是讓同學們對學校各級領導的工作提意見。6月8日，我忽然被校黨委、團委、學生會「委任」為全校「民主講壇」的「主席」（釣魚！），要我主持大會，會上我作了題為《爭論一下，爭出個真理來》的「開幕詞」，其中有「肅反運動是三大主義的結晶」一句，有人就把這句篡改為「開幕詞」的標題，後來在「南京市高校反右派學習資料」中刊出，成為重點批判內容之一。
我在1979年的「申訴書」中，為此話辯護。因為毛澤東及黨中央的肅反政策是「不放過一個壞人，也不冤枉一個好人。」而這次整風的目標又是整「三大主義」，即「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1955年華東水利學院整出這麼多「反革命」，後來證明全是假的，這些人全被冤枉了，不是「冤枉一個好人」，而是「專門冤枉好人」。犯這種嚴重錯誤的根源就是「三大主義」，不應批評嗎？但當時不允許我為自己辯護，只得任別人給自己定罪戴帽子。
其實當天《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已經刊出，社論吹響了向「資產階級右派」進攻的號子，但是當日報紙尚未給同學公布，我尚被蒙在鼓裡，就這樣被校黨委騙上「民主講壇主席」的位子。在不久開展的「反右派運動」中，黨委先肯定那次「民主講壇」是右派向党進攻，指我主持「民主講壇」大會帶頭「向党進攻」，被第一個劃為「極右份子」，受到「開除團籍、學籍，留校監督勞動」的處分，受罪22年零5個月。我太幼稚了，被人哄了，釣了魚，中了「陽謀詭計」，被「打倒在地，踏上一隻腳，永世不得翻身」。
與我一道在校監督勞動的有二十多個右派，每天干強體力勞動，拖扳車、掃馬路、掃廁所，什麼都干，每月只給12元（當時相當8美元）的生活費，吃不飽飯。說我是「反面教員」，其實是殺雞嚇猴，以「教育」廣大學生老實些，別再對領導提意見。但我沒有放棄自己的人生理想，每天勞動之餘依然餓著肚子繼續搞科研。1957年秋，我寫出三篇科技論文，老師審閱後認為頗有價值。我請求校方允許在校慶（10月26日）科研報告會上發表，被拒絕，理由是「右派無發表權！」一年後，在圖書館我看到新書《全國第一屆水文預報工作會議文集》，讀到了趙人俊署名的論文《兩種槽蓄曲線的建議》。趙人俊是我的水文預報課講師，系教師黨支部書記，還負責監督我的思想改造，我曾把該論文送他審閱，後因受處分，無遐顧及此事，未索回。我發現該論文的「前言」及「第二種槽蓄曲線方程式」完全抄自我送他審閱的論文稿，且使用的文字、外文符號、公式形式均系直抄，略有刪節。會議主持人水利部華士干教授對我這部分內容評價很高（當時他尚不知此文系我所作），我極為驚喜。蓋因中央對右派處理有「一技之長可從寬處理」政策，還有「立功贖罪」之說。那時能發表論文是稀罕事，何況又是有較高價值的論文。我幻想可因此摘帽。遂夜訪趙老師，冀他提攜。我祝賀他論文發表，他說：「這是會議交流論文，刊出並無稿費。」以為我來分享稿費矣。我吞吞吐吐說：「我發現你論文中的論點、公式與我送你審閱的論文很雷同。」他驚訝地說：「喔，你那篇論文我還未閱過呢。」我聽了似五雷轟頂，分明想剽竊我論文了，就說：「那就請把論文原稿退還我吧，我想進一步研究。」他進房十分鐘後出來說：「找不到了，也許給孩子弄丟了。」並警告我「要努力改造好思想才有出路，別異想天開，指望一、二篇論文能救你。」我空手而回，萬分苦惱，不明白堂堂一講師何必要剽竊學生之作，而不肯施以援手。世事難料，人心叵測。雪中送炭者寡，落井下石者眾。我決定向上申訴，不放棄救命稻草。遂寫信給水利部副部長兼華東水利學院院長馮沖雲（他在文革中被害死），報告他，該論文是我所寫。不敢說趙剽竊我的論文，只能說由趙老師代發表了。
希望領導看到我的一點才華和貢獻，給我摘掉「右派帽子」，安排個小工作，有口飯吃，可以贍養老母親。59年11月某日，我被召到水文系總支書記辦公室，他取出一信交我，說：「這是馮部長來信，你看看。」一信二紙，一頁給黨委：「史伏初來信轉閱，請黨委核實他所反映情況，應按政策處理。」另一頁給我：「你要好好改造思想，仍有前途，學院會按政策處理的。」總支書說：「趙先生已承認他論文中摘錄了你送閱論文的部分內容，為此寫了檢查，你要好好改造，學校會按馮部長指示辦的。」誰知這件事引發校內許多極左幹部的妒恨，說我「反動立場不改，繼續攻擊污衊黨員」。
因為當時《人民日報》發表過社論：「攻擊黨員個人就是攻擊整個黨！」說我向馮部長寫信，含沙射影攻擊趙人俊（黨員），就是攻擊共產黨，絕不予寬大，不予摘帽。嗚呼，一旦中了「陽謀」，就成了人人可以宰殺的畜生！被冤枉為右派，戴上這無形的「右派帽子」後，就莫名其妙被剝奪了公民權，也被剝奪了為國貢獻發表科技論文的權利。而黨員卻賦予了任意掠奪、剽竊他人科技成果的特權。真沒想到，業餘搞科研竟會獲罪！
我以威武不屈的精神在後來的六年中繼續進行研究，每天八小時勞動後，夜裡從18點到24點不停研究，又寫出五篇科技論文：《洪流演算新方法》、《雨洪徑流計算新方法》、《小流域暴雨徑流計算》、《天然河流流量公式及其應用》、《退水過程》，共約二十萬字篇幅。曾多次寄《水利學報》等期刊請求發表，幾個月後收到編輯部來信：「都知你是右派，右派無權發表論文，今後別再寄來了。」真是愛國無路，報國無門啊！科技創造有時效性，不及時發表就會喪失價值，國內既不允發表，應設法到國外去發表，不敢指望到美國、台灣、香港等西方去，那有殺頭的風險。當時我認為蘇共比中共開明，比較重視知識和知識份子，於是在1963～1964年給蘇聯駐中國大使館寫信聯繫，此信被當局截查到，立即被逮捕起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