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39年生的，比「共和國」大十歲。目前已經步入老年，往事雖不敢說都歷歷在目，但自信還沒有到統統忘光的地步。趁著鐵流先生彙編《往事微痕》的機會，趕快把那些還有「微痕」感觸的回憶寫成文字，以為後來者們將來修訂「官史」時參考吧！
一、這「反」那「反」，不斷地「反」！
按說，50年上初中，53年上高中，記憶力應該是不差的了，可惜當時對政治實在是一竅不通。所謂「感覺得到的並不等於就能理解，只有理解了的才能更深刻地感覺到」，一點不差。那時各種各樣的「反」，雖然感覺中是一個連著一個，但已經記不清、分不出：三反、五反、鎮反、肅反、反胡風運動，是從哪年始，到哪年終的了。
那時一般人家不訂報紙，更沒有收音機。國家大事只能是聽各人所在的「組織」傳達（那時還沒有後來的廣播大喇叭）：學生聽學校的，居民聽居委會——所以才有「國民黨稅多，共產黨會多」的說法。
印象最深的是，一個教得比較好的數學老師和一個語文老師忽然不見了。後來才慢慢透露出來，一個是「肅」出來的歷史反革命，一個則是「隱藏」的胡風分子。一個小縣城裡的規模不大的中學老師隊伍里，起碼就「反」出了兩個，比例恐怕已經不會低於5%了？
還有一件印象較深的事是，看槍斃「反革命」：在中學操場外面，隔著城牆，經常會聽到槍斃人的「砰、砰」聲，膽子大的先去看過的同學會回來描繪那「刺激」的場面。女生是斷斷不敢去看的，男生如果一次都不看又怕會被譏為膽小。於是我大著膽子跟同學去看了一次：遠遠地聽見有幾聲槍響，等部隊撤了以後人們才圍攏過去。地上匍匐著三個人，似乎還是穿著長衫的，當然是一地的「紅」和「白」。臉朝地，看不清啥模樣。我想，即使臉朝天，恐怕也看不出模樣——那時似乎還沒有後來的「人道」，槍只打心胸。更讓人心悸的是，一個面如死灰的女人從人叢里衝出來，向其中的「他」撲了下去。並沒聽到哭聲和見到眼淚，只見她把「他」從頭摸到腳，然後把他掉了的一隻單鞋後跟拔了上來，又把另一隻單鞋後跟同樣拔好…，看到此處，我已不忍再看下去，別轉身快步跑回學校操場了。
後來到60年代學雷鋒時才反省到，對敵人就應該像冬天一樣殘酷。所以才有後來文革中張志新的被割斷喉嚨；林昭的向家屬收取五分錢子彈費；江西的李九蓮被槍斃後，家人也「殘酷」到不敢去收屍，以致發生「奸屍」的「怪案」；共犯鍾海源竟在死刑前就被某軍醫院「取了」活腎——這創造了中國死刑犯執行過程中的吉尼斯之最！
二、我記憶中的「反右」
我是56年考上交大的，57年春天正是大一的下學期。「鳴放」開始了，除了雷同於一般社會上的「向黨提意見、幫助黨整風」外，由於交大還牽涉到「遷校」的矛盾（那時除了台灣有一個新竹交大外，大陸就只有一個交大，正由上海遷往西安中），利害所關，提意見的老師和學生的「介入面」就要廣得多。提意見的「面廣」，當然「打右派」的面也廣。我所在的小班，一共30名同學，就打了6個；同校的電制52班，竟因右派比例太大而遭致解散重組？
在知識分子集中的單位有「比例」地打右派，是在很久以後才逐漸披露出來的黨內秘密。但大學生中比例高達20%，恐怕能算交大反右的「特色」了？至於在教師隊伍里的比例，有的還不止於此，據說馬列主義教研室的老師還被打成了100%（？）這讓我初次領教了「政治的殘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