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日中午，我從成都市錦江區啟程，在成都站乘坐Z50火車，開始了我時隔兩年的回家之路。
按照正常行程，我會在10月2號早晨達到石家莊，然後再從石家莊乘坐大巴，回到我的老家河北省邢台市新河縣。
在回家前，我媽對我說，網格員已經警告過他們，親人返鄉必須報備，不然就要承擔法律責任。
於是，我就通過一個二維碼錶單，認真填寫了報備信息，並上傳了自己最新的健康碼、行程碼和核酸陰性結果，隨後我就上了火車。
然後，我和這位網格員持續了二十四個小時的戰爭，就正式拉開了序幕。
我上火車沒多久後，就接到了老家小區網格員的電話。
他語氣嚴肅地告訴我，只要我回去，那就會把我拉進方艙，集中隔離七天。
我說，那不行，我從低風險區過來，成都和邢台的出行政策都寫得很明白，落地三天兩檢，連居家隔離都沒有，你居然直接讓我進方艙集中隔離，你是瘋了嗎。
他見我態度很是強硬，便換了柔和一些的語氣說，那七天居家隔離，你能接受嗎？
我說，七天五檢？
他說，不，是七天居家隔離，要給你家門口貼上封條的。
我說，那不可能，還貼封條，你是瘋了嗎？
他又說，那七天五檢？
我說，不，就三天兩檢。
他說，那這樣吧，咱倆各退一步，三天居家隔離，你儘量少出門，可以嗎？
我想了一下，然後說，好的。
然後，他就掛斷了電話。
到這裡，最讓我驚訝的還不是「即便從低風險區回來，也要進方艙集中隔離七天」這件事，而是「網格員口中的防疫規定居然是可以討價還價的」。
掛完電話之後，網格員讓我加了他的微信，然後在微信上要了我的行程車票信息，這些在之前填過的報備表單上都有，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要跟我再要一遍。
然後，他又問我要了我父母的身份信息和聯繫方式，說是小區用來登記的，我也沒有多想，就給了他。
我以為討價還價完之後，這件事情就結束了，沒想到這才剛剛開始。
在他和我索要完上面那些信息之後沒多久，他就又給我打來了電話，告訴我還是必須要集中隔離七天。
我問他，為什麼。
他說，因為所有申請和審批都是要由縣長批准通過的，而現在正是國慶假期，縣長是不上班的，所以沒有人審批這些返鄉申請，因此你就必須要進方艙集中隔離七天。
我說，所以，你的意思是說，因為縣長國慶不上班，所以我就要被拉進方艙集中隔離七天？
他說，是的。
我說，你聽聽你自己在說什麼瘋話。
他見我不吃這套，立刻就又改了說法。
他說，因為你到石家莊後，要坐大巴回來，而大巴一路都會不停地上人、下人，這種風險實在是太大了，所以你回來後就必須要進方艙集中隔離七天。
因為我老家這個縣城是很小的，小到根本就沒有火車站，更不要說通火車了。
也就是說，不管你從什麼地方回來，到家前的最後這段路都一定是大巴車。
我說，那你的意思是說，所有人不管從哪裡回來，不管是不是來自低風險區，只要是最後這段路坐了大巴車，回去就必須要進方艙集中隔離七天，對嗎？
他說，你可以選擇自駕回來啊。
片刻的沉默，迴蕩在我和他之間。
我說，你聽聽你自己在說什麼瘋話。
他又說，那你能接受什麼？
我說，居家隔離三天，這就是最多了。
他說，行吧，那我按照這個給你填表了，但能不能批下來，我也不確定哦。
我說，行。
就這樣，我們的第二次通話結束了。
但是，從他最後這句「能不能批下來，我也不確定哦」所流露出的意思，我就覺得這事兒不可能到此為止。
果然，沒過多一會兒，他又給我打來了電話。
他說，衛健局不同意我居家隔離三天，必須進方艙集中隔離七天。
我說，國家的出行政策和縣衛健局的公告，都寫得明明白白，低風險區回來的人，只需要落地三天兩檢，如果你要讓我去方艙集中隔離七天，你就拿出文件和政策來，不然我是不可能去的。
他說，這是衛健局說的，我也沒辦法，你要有問題，你就找衛健局吧。
我說，行，你把衛健局的電話給我。
他就給了我一個電話號碼，我立刻打了過去。
衛健局的電話是一個大姐接的。
我把網格員的說法給這位衛健局的大姐說了一遍。
大姐說，政策都是網格員負責解釋的啊，你為什麼會打到我這裡來，你問他們就好了。
我說，可是網格員要讓我去方艙集中隔離啊。
大姐說，那我就不知道了，不然你打防疫辦的電話問問。
於是，她就又給了我一個電話號碼。
然後，她就掛斷了電話。
這個防疫辦的電話，我至今都沒有打通。
於是，我就又給網格員打了過去。
在得知衛健局的說法是「一切政策都歸網格員解釋」之後，他的態度便更加驕傲、更加胸有成竹了起來。
但我堅持不肯鬆口答應進方艙集中隔離七天。
我就堅持住一點，那就是國家政策就是低風險區過來，只要落地三天兩檢就可以。
期間他用了各種各樣的說法試圖恐嚇、威脅我，讓我意識到如果不進方艙集中隔離，那問題就相當嚴重了。
但我就是不肯鬆口，堅持他們不能違反國家規定和政策。
他說，那我們就先按居家隔離三天來落實吧。
然後，他就掛斷了電話。
至此，其實我已經在和他的拉扯當中感覺非常疲憊了，想著居家隔離三天也不是不能接受，那就這樣吧。
結果，剛過去十幾分鐘，我媽就給我打來了電話。
我媽說，網格員給她打電話了，又是一通警告和恐嚇，讓我必須去方艙集中隔離七天，然後再回家居家隔離三天，總共要隔離十天。
到這裡，我已經非常生氣了。
他見嚇唬不住我，居然去嚇唬我的父母，原來他前面跟我要我父母的個人信息和聯繫方式，是為了用我父母來對我施加壓力。
我立刻就又給他打了過去。
這時，我的語氣已經很不好了。
我說，國家、衛健局公告都沒有說低風險區回去要進方艙集中隔離，你比國家還大嗎，你現在這屬於知法犯法，你要是不講法律，那我們就找個講法律的地方去，看看到底是你知法犯法的罪過大，還是我從低風險區回家拒絕集中隔離的罪過大。
他沉默了一會兒，嘆了口氣說，那我們還是按三天居家隔離來落實吧。
然後，他便掛斷了電話。
但到這時，我已經不相信他的話了，我知道他一定不會就這樣輕易死心的。
果不其然，大概過了一個多小時之後，他又給我打來了電話。
他用給我下最後通牒的語氣說，縣長剛剛下了通知，要求我進方艙集中隔離三天，不用七天了，這就是最終決定。
之前在他口中那個「國慶假期不上班的縣長」，突然就開始上班工作了，並對我這個普通人的回家政策做出了如此具體的指示。
到這裡，我已經覺得他嘴裡這一會兒一變的政策實在是太過幽默，一時間竟不知道該怎麼回應他這荒唐的說法。
我說，那我怎麼去方艙呢？
他就直接用微信里發了一個地址定位給我說，你下了車自己過去就行。
我說，啊？我自己過去？
如果我當真是有那麼巨大的傳染風險，那他就不怕我在自己去方艙的途中，把這風險帶給沿路經過的路人們嗎。
但他顯然是不覺得「自己去方艙集中隔離」這件事有什麼荒唐之處，還好心地給我提出了建議
他說，你也可以讓你爸媽開車送你去方艙，但不要和你爸媽有任何接觸，還有讓你爸媽給你帶著被褥枕頭，咱們這兒方艙里是沒有這些東西的。
到底是怎麼一種「爸媽開車送我去方艙」的方式，才能既做到「送我去」，又做到「不和開車的爸媽有任何接觸」呢。
我是想不出我應該在車的哪個位置才能做到這個了。
但我此時已經被他說的話荒唐到啞口無言、無從駁起。
而且，方艙里連被褥枕頭都沒有，那裡面到底會是個什麼生存條件，我確實也不太敢仔細想像了。
但他顯然把我問「怎麼去方艙」這個動作理解成了我我已經鬆口願意去方艙了。
於是，他立刻嚴肅地對我進行了又一次的警告。
他說，這是縣長剛剛下的通知，你要是還有意見的話，可以打電話問縣長，但我看縣長是不會搭理你的。
他一邊說著這句話，一邊忍不住輕蔑地笑出了聲。
然後，他就掛斷了電話。
我就是被他這聲輕蔑的笑給徹底激怒了。
此時，車窗外的天已經漸漸黑了下來，我被他氣到根本沒有胃口吃東西，更不要說休息片刻了。
到這時候，我其實已經沒有那麼在意到底是要去方艙集中隔離七天還是三天了。
我完全就是被他輕蔑的笑聲和放肆的挑釁給徹底激怒了。
我已經是抱著「既然你非要把我送進方艙，那我也一定要給你填夠麻煩才行」這種自暴自棄、魚死網破的心情了。
我就抱著這種心情，開始去搜尋所有可能有用的投訴和舉報方式。
從成都開往北方的火車是會不斷穿山脈、進隧道的，手機信號也因此時斷時續，非常不穩定。
常常是我剛在一個頁面輸入完投訴信息，點提交時網絡斷了，我就又要從頭來過。
整個投訴過程一直持續到後半夜。
我把國務院客戶端、國家衛健局網站、河北省衛健局簡訊……等等所有可以投訴的渠道全都投訴了一遍。
其實我在做這一切的時候，也並真心沒有覺得這些投訴能真的有什麼用，我也知道這些投訴最有可能的結果就是石沉大海。
因為我在搜尋的過程中，就已經看到有許多人的投訴是沒有得到回應的。
但我就是不服氣，我就是覺得不能任由他在我頭上這樣放肆地拉屎撒尿，我必須要為自己做一點什麼。
所以，那天晚上，我就在已經非常疲憊的狀況下，憋著一口氣做完了所有這些事，然後在火車上迷迷糊糊地睡著了。
那晚，我在火車上睡睡醒醒的，就這樣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到石家莊了。
在石家莊站做完核酸、做完抗原、做完報備，然後就出站了。
然後，我就搭計程車去了石家莊的南焦客運站，買了回家的大巴車票。
到這時，我忽然想起，他前面說過，坐大巴回去風險很高，自駕回去就沒問題。
那我如果打一輛計程車回去，不就等於是自駕了嗎？
雖然搭計程車會多花一些錢，但也比去方艙集中隔離來得好。
於是，我就給他打了電話過去，說出了這個解決辦法。
他可能是看我態度跟昨天比起來更加妥協了，所以他便更加強硬地說，那怎麼能行呢，我說的自駕是說你從成都就開始自駕，而不是從石家莊開始自駕，你坐火車也是風險極大的，所以你必須進方艙集中隔離三天。
我沒有說話。
他見狀，便又換上好心安慰的語氣說，我也不是沒有為你爭取啊，我該為你爭取的都爭取了，可是縣長不同意啊，我也沒有辦法。
我深吸一口氣，然後說，你，或者縣長，都不能越過國家的政策和規定，國家就是定了低風險區回來落地三天兩檢，你們這樣做就是不合理的，不合理的事情我是絕對不會配合的。
他可能是見我並沒有徹底妥協，於是就破罐破摔地說，那我也沒辦法了，我現在也是等縣長給衛健局的通知，然後衛健局再通知我，等會兒通知來了，我把通知轉發給你。
我說，好的。
然後，大巴車就開動了。
從石家莊到新河縣大概是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小時的車程。
到這一步，我其實已經基本絕望了，我知道已經沒有什麼希望。
但我怎麼也沒想到打垮我的最後一根稻草，是我的爸媽。
我在大巴車上收到了我爸的信息。
他問我，昨天和網格員溝通得如何了？
我說，他現在說等通知，等我到了以後，再看情況吧，他就是在知法犯法。
我爸說，你能保證你這一路過來都沒有被感染嗎？
我說，我低風險區過來，為什麼要平白無故被拉去方艙集中隔離？
我爸說，你要重視起來，千萬不能大意，這事關爸媽的健康。
我說，你們是怕我傳染了你們嗎？
我爸沒有說話。
我又說，你和媽媽也覺得我應該去方艙集中隔離，是嗎？
我爸還是沒有說話。
我說，行，我知道了。
然後，我們就沒再說話。
我其實知道這不能全怪爸媽。
他們在老家這個小小的縣城裡生活，能接觸到信息確實有限。
對病毒、對政策、對網格員和網格員身後所代表著的某種不可知的權威，都有著比我多得多的恐慌和畏懼。
所以，我知道我不能怪他們在此時決定和我劃清界限。
但要說我真的不心酸難過，那也不是真的。
至此，我已經接受了這個最壞的結果，也接受了自己下車就要進方艙集中隔離了。
我在車上給自己做了很多很多的心理建設。
比如，去方艙就去方艙吧，我不是一直自詡是青年小說家嘛，去一趟方艙說不定還能積累下很多珍貴的一手歷史素材，也不全是壞事。
就是類似這種自我說服、自我催眠的心理建設。
就這樣，大巴車距離我們縣城越來越近，就在還剩下最後二十分鐘車程時，我接到一個陌生號碼的來電。
我接起電話，對面是個男人，他說，他是縣衛健局的。
他問我，梅驍，是嗎？
我說，是的。
他說，是你昨天在國務院客戶端留言舉報了咱們縣過度防疫嗎？
我說，是的。
他說，你們小區的網格員讓你進方艙集中隔離？
我說，是的。
他說，這怎麼可能，咱們縣從來沒有這種政策，咱們縣的政策就是落地三天兩檢，不可能讓你低風險區回來的，還去集中隔離的。
他又接著說，讓我來確認一下，你是來自成都錦江區？
我說，對的。
他說，錦江區這都一周多沒有新增了啊，整個成都都只剩金牛區還有仨中風險而已。
我說，是的。
他說，所以，沒問題的，這些網格員真是瞎胡鬧，你就跟他說衛健局給你打電話了，你不用集中隔離，只要三天兩檢就可以。
我說，好，如果他再有問題，我就打這個電話聯繫您就可以了，是嗎？
他說，是的。
我說，好的，謝謝您。
然後，我掛了這位衛健局工作人員的電話。
我正打算給網格員打電話，還來得及沒動手撥打，他就先給我打了過來。
網格員說，沒問題了，你直接回家就行，咱們還是三天兩檢，前三天儘量不要出門。
我說，好的。
然後，我就掛斷了他的電話。
十分鐘後，我下了大巴車，然後回到了家。
至此，我和網格員持續整整二十四小時的拉鋸戰就正式結束了。
我這算是勝利了，可我卻完全不覺得開心，只覺得身心俱疲。
在這一天一夜裡，我但凡在任何一個時刻、任何一個環節，有任何一點軟弱，那我此刻就已經在方艙里集中隔離了。
而且，我也不確定國務院客戶端的投訴是不是就一定有用，因為在搜索投訴信息、投訴渠道的過程里，我確實也看到了很多人的投訴是沒有結果的。
我只能說這一次在我這裡是管用了的。
我希望這不只是運氣好，因為我們不能只靠運氣活著。
我希望以後大家再遇到類似荒唐的狀況時，這方法都能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