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芷芬1952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出入證
讀葉永和夫婦《1957年語文教材改革風波》一文（見《炎黃春秋》2011年第2期），觸動了我隱藏在心底50餘年的一處傷痛。葉文所言的1957年語文教材改革風波，簡言之，就是當年由中宣部指令搞的將中小學語文分為「文學」與「漢語」的改造，而時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的葉聖陶先生曾表達了不同意見，未被採納；因這一改革有模仿蘇聯教材的傾向，在中國與蘇聯關係惡化後，怪罪下來，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在人大常委會擴大會議上倒打一耙，稱是人教社「一意孤行」所為；葉聖陶先生在接受《教師報》記者採訪過程中略談了這一經過，表達了憤慨，之後就有了6月4日胡喬木登門婉商撤稿，6月8日教育部副部長董純才直言不諱的恫嚇，和6月9日人教社副社長辛安亭的婉轉暗示等一系列動作，迫使葉先生罷手。這在葉聖陶先生當年的日記中有詳細記錄。其實這一事件到此遠未終止，因這場語文教材改革風波，在人教社被打成右派者竟有14人之多。其中包括孫功炎（語文專家）、李賡序（歷史學家）、陳爾壽（地理學家）、凌伶（圖書館長）、徐保衡（財務處長）等多人。葉聖陶先生在悲憤中說了一句：「主帥無能，三軍受困。」
而這14人中以我的父親盧芷芬命運最為悽慘，不但因為他是14人中職位最高、與葉聖陶先生關係最為切近的一個，而且更是因為他在一次整風會議上對「一意孤行」之說做了徹底澄清，因此成了一隻「替罪羊」。為了這一番仗義執言，他最終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上世紀20年代，盧芷芬肄業於無錫國學專科學校，後投到上海開明書店王伯祥先生門下。在此期間，他協助伯祥先生編纂了《二十五史》、《二十五史補編》，又與周振甫先生合作編撰了《二十五史人名索引》，盧、周二人長期合作中結義為兄弟。抗戰期間，他奔赴雲南昆明，任開明書店分店經理，不久與同去的伯祥先生的六女王漢華結婚，婚禮的主婚人是朱自清先生。他們夫婦苦心經營書店，與西南聯大的沈從文、羅常培、唐蘭、華羅庚等一批知名教授結為朋友，為他們出版文稿，解決他們的生活困難。當年巴金先生就住在盧家完成了小說《火》。著名美籍友人李敦白的這一中文名字也是由父親為他起的。
抗戰勝利，父親與葉聖陶等一批開明同仁從重慶乘木船返回上海，迎接解放。1949年8月他趕到北平，為解放區的中小學籌辦編印新教材事宜，他自告奮勇按照地下黨預先安排好的路線，先到香港，然後乘船到山東石島，護送葉聖陶夫婦等一批民主人士。在穿越解放軍防線時，假稱「被俘」，輾轉來到開國大典前的北平，出席全國政協會議。建國後，他先後參加了華北聯合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籌建工作，後任人教社總編輯室主任。
50年代中期，他曾多次與我們兄弟講到，他每年要負責千萬冊教材的簽發，責任太大，作為一個黨外人士很不相宜，多次提出辭去總編輯室主任的職務，但終未獲准。此時他聯繫了古籍出版社，取回一套線裝《晉書》，開始做圈點注釋工作，做好了隨時從崗位上退下的準備，以重操文史研究舊業。
1957年夏天，在中國圖書發行公司做財務工作的母親因傳達民進中央關於幫助黨整風的精神，被認為是「猖狂向党進攻」而被劃為右派。母親性格剛烈，爭辯了幾句，終被劃為「情節嚴重」、「態度特別惡劣」的「二類右派」。此時王伯祥先生的女兒、兒子、女婿中已有5人被打成右派，他們大多是民進會員。父親時任民進北京市委常委。
母親要發配到北大荒853農場勞改，這趟發往東北的右派專列上有艾青、丁玲、吳祖光等人（吳曾與我母親在一個伙房磨豆腐）。專列不允許在前門車站始發，眾右派被集中在通縣雙橋農場的貨場，火車月台是一溜土墩，絕大多數家屬未敢前往送行。父親和我們三兄妹騎自行車趕到農場，當專列出發後，站台上空留我們四人向列車招手。這一鏡頭給車上的右派難友留下深刻印象，每每向我們提及。
到了1958年的秋冬之交，反右鬥爭的狂風惡浪已經過去多時。一天凌晨，人教社蓮花池東側的席棚突然貼出了一組大字報，通欄橫幅是「堅決打垮右派分子盧芷芬的猖狂進攻」。當晚，父親對我說：「上面說了，你一個非黨人士在這麼一個要害崗位上不合適，所以決定要把你打成右派。」
當時，社領導通知他說因為你的妻子已經到了北大荒，考慮到你的孩子還小，就不讓你去勞改了。於是，父親就從工字樓辦公室被趕了出來，到圖書館做勤雜工，負責搬書、打掃衛生。
不久，「上面」又追查下來：為什麼還不把盧芷芬轟出北京？於是，出版社領導又找父親談話：「現在要叫你去北大荒，不是勞動改造，是『下放幹部』，為期一年，回來就給你摘帽子」。
父親服從了這一安排，一方面有一年可摘帽子的誘惑，一方面他以為到北大荒有可能見到母親。出發前一天，我陪他去向外公伯祥先生辭行，因外公與葉聖陶先生是幾十年的世交，此番女婿去替摯友受過，他心情十分複雜，兩人長時間對坐無語。臨別說了一句：「去看看漢華吧。」出發那天，我到教育部大院送父親遠行。
父親走了，當時我正在北京八中念高中，從此負起了主要的家庭事務，負責給他寄生活費，打點包裹，轉送信件，記錄家庭帳目。離家最近的一個郵局在沙灘北大紅樓門外。每次給父親匯寄錢物的時候，營業員都一應拒絕，說在北大荒的都是勞改犯，不能寄錢物。我回到人教社人事處詢問，幾經請示終於獲准，開出證明，寫明「下放幹部」的字樣方可到達他的手裡。父親寫回不少信來，但出言十分謹慎，從未流露出任何怨言，這些信件為他身後的摘帽子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59年的暑假，我哥哥元鍇曾去北大荒看望過他。在極其繁重的伐木勞動中，他不堪重負，人極度消瘦，心力交瘁，這是父子之間最後的一次見面。一年的時間到了，無人兌現召回的允諾。父親仍然在北大荒度日如年。這時已進入困難時期，北京城已經出現了遮掩不住的饑饉，北大荒的災荒更是可以想見；正常人已經難飽三餐，誰還憐憫這些強勞犯？父親工作能力雖強（據說他離開總編室後，由四個人共同接替他的工作），但是生活能力極差，他過去身體偏胖，很快就突發了風濕性心臟病，寫信、拍電報回來要求返京治療，但無人理睬。
1960年，他的身體每況愈下，再次寫信給人教社，要求回京看病，得到的答覆始終是：「就地治療！」元鍇為此去哀求人教社的人事處長楊定遠，遭到他厲聲叱責。
當年年初，由於周總理的過問和干預，文化部發配到北大荒勞改的右派們得以返京，我的母親終於回家。但「下放勞動一年」的父親卻難離苦海。同年11月的一天擦黑時分，葉聖陶先生的兒媳夏滿子急匆匆跑到我家，告訴母親「芷芬去世了」，母親呆坐，欲哭無淚。
又過了一段時間，一位陌生的客人來到我家，他自稱是生物科學家童第周的外甥，曾和盧芷芬一起在大興安嶺的密林里燒炭，那時到山上還常有老虎和狗熊出沒，他們二人經常遇到危險。他們住在密林深處的一個陰冷低濕的窩棚里，靠採食野果度日，過著野人般的生活。他目睹了盧芷芬臨終時的慘狀：在零下30攝氏度的雪地里，窩棚四處透風，沒有糧食充飢，沒有冬衣禦寒，父親離開人間的最後一句話是：「給我一碗玉米糊糊喝！」而竟不能如願。
他帶回的父親遺物證明了一切，那是一口皮箱，幾十年來曾隨父親從上海到昆明，從昆明到重慶，又經上海到北京，最終面目皆非，蓋子已經掉落，箱底殘破，用幾道草繩勉強綑紮起來。打開箱子，裡面已無一件完整的衣褲，但完整地保存著一摞書信。這位沒有留下姓名的難友放下皮箱，叮囑我們千萬不要和他聯繫，便從此隱去。
父親的遺體被草蓆一卷草草埋在荒坡上，電話通知單位，單位告知家屬，年僅50歲的他就這樣「入土為安」了。完達山的一面山坡布滿已故右派們的墳塋，每個墳塋前插著一塊木牌，幾經風雨就字跡難辨了。我的父親盧芷芬究竟何時何地病故？遺骨究竟留在何方？都是一個無人知曉的謎。
1978年終於開始了對右派的「改正」，但父親的冤案仍然石沉大海。我們兄妹三人去人教社理論，當時人教社和高教社合併，很多當事人都不在了，人事處一位叫張可寬的瘦長個子一直推諉不辦，我們只好找到原副社長戴伯韜先生。一聽我們的來由，戴立即說：「你們父親的冤案我是親身經歷的，我非常清楚，非常清楚，一定要改正，一定要改正，你們放心。」以後他十分動情地講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在安徽勞改時被造反派毆打「致死」，已經抬進太平間，準備火化，負責簽署死亡證明的醫生竟是他的學生，趕到太平間來向他的「遺體」告別，發現一息尚存，才搶救了過來。他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說明了政治運動害人害己的教訓，以及他為我父親伸張正義的決心。
事情到此並沒有結束，這時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1979年巴金先生寫的《關於龍·虎·狗》一文在美國《僑報》發表，文中提到他與父親在昆明的一段交誼，文中感嘆我的父親在反右鬥爭中遭受不公平待遇，客死他鄉。這篇「出口轉內銷」的文章，引起中國青年出版社原社長李庚先生的注意（他在1957年也被打成右派），轉到教育部一位副部長的手裡，教育部終於做出按司局級待遇在八寶山舉行盧芷芬骨灰安放儀式的決定。那天來的人很多，因為取消了致悼詞的程序，儀式靜悄悄地進行。大家都默默地移動著腳步，葉聖陶先生由至善和滿子攙扶也擁在人群中，他神色凝重，自始至終未說一句話，雖然已時隔20多年，其悲痛之情依然至深至切。在鴉雀無聲中，母親突然爆發了一句「芷芬，你終於回來了！」這是對父親唯一的一句悼詞。
大約一個月後我們到人教社去接受教育部黨委關於父親的改正決定。這個決定讓我們大為震驚，通知列舉了1958年盧芷芬被打成右派的八條所謂「右派言論」，其中三條經查證屬「查無出處」（如發動隋樹森等人向党進攻，純屬當時羅織捏造），有三條屬於對教育部個別領導的正常批評，有兩條屬於一般工作意見，「均不做右派言論」，故予改正。而對1957年語文教材改革，則隻字未提。
《炎黃春秋》201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