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總統普京下令對基輔和其他烏克蘭城市進行飛彈襲擊，此前許多戰時領導人都曾試圖通過轟炸敵方首都來嚇唬對手。
自從納粹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通過最早的遠程飛彈和戰機轟炸倫敦以來，幾乎每場重要戰爭都有類似襲擊。
其目標幾乎都是一樣的：迫使目標國領導人降低戰爭投入或求和。
通常這樣做是要迫使這些領導人自問，首都的文化地標和經濟功能是否值得冒風險——尤其還可以恐嚇該國民眾，讓他們減少對戰爭的支持。
但是，堅持這種策略的領導人總會看到它一再失敗。
更重要的是，這樣的打擊往往適得其反，會令對方的政界和公眾更堅決地戰鬥——這樣的決心正是這些領導人本想削弱的——甚至還會刺激被攻擊國家制定更高的戰爭目標。
「二戰」中獲勝的盟國確實強調對城市進行大規模轟炸的戰略，這也是此後各國多次重複這一戰略的部分原因。德勒斯登和東京等城市被摧毀，上萬平民喪生，數百萬人無家可歸。
然而，歷史學家現在普遍認為，即使這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給這些國家造成巨大消耗，但主要是因為它對德國和日本的工業產出受到了損害，而不是因為它造成了恐怖。軸心國也積極地轟炸敵方城市，這令人們進一步懷疑該戰略本身是否可以成為決定性因素。
而且，「二戰」中的教訓對人們理解之後的戰爭未必有幫助，因為各國迅速從那場衝突中吸取教訓，將軍事生產從城市中心轉移出去。很明顯，這種轟炸從那以後就很少奏效。
美國的戰爭策劃者在朝鮮戰爭中發現了這一點，轟炸平壤只會強化朝鮮的決心。十年後，他們在越南再次嘗試。但五角大樓的一份內部報告得出的結論是，對北越首都河內的襲擊「回過頭來看，是一次嚴重誤判」。
基地組織為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襲擊辯護的理由已經改變，但該組織表示，其目的之一是迫使美國從中東撤軍。但美國人並沒有像基地組織領導人所希望的那樣，反對國家在海外的部署，而是團結起來支持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
雖然每次衝突都是不同的，但這種模式並不是巧合，而是有政治和戰爭心理上的解釋。二者似乎都適用於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
對首都進行打擊的本意是推動政府走向和解或撤退，卻在很大程度上斷絕了這些出路。
在實踐中，這類打擊告訴目標領導人，除非他們通過徹底的勝利消除威脅，否則他們（或許還有他們政府的存在本身）不會有安全。作為回應，他們傾向於升級應對方式，而不是像攻擊者所希望的那樣退縮。
而像普京所敦促的那種通過談判達成的和平，對這些領導人來說將變得更加難以實現，因為這意味著接受對首都的威脅還將繼續存在這一現實。
公眾往往會得出同樣的結論，將攻擊他們的人視為不可調和的威脅，只有打敗對方才能消除。
這種打擊所激發的堅定決心可能是戰略上的，也可能是情感上的。
「二戰」期間，德國對英國城市的火箭和空襲被稱為「倫敦大轟炸」，目的是削弱英國的生產和公眾對戰爭的支持，從而使英國同意退出衝突。
然而當時的民意調查顯示，這些襲擊導致英國人對英德和談的支持率大幅下降，加大了英國領導人堅持戰鬥的壓力。
德國領導人曾希望把整個倫敦街區變成廢墟，可以刺激英國人反對那些堅持戰鬥的領導人。但英國人對政府的支持率上升到近90%。
1972年國會對五角大樓文件的一份審查報告顯示，在越南，美軍從1966年開始轟炸其北部城市，其明確目標是「削弱民眾士氣」，並「向河內領導層施加壓力，要求結束戰爭」。
相反，五角大樓官員私下裡得出的結論是，空襲迫使北越領導人採取了一種戰略——驅逐向他們的城市投擲炸彈的美國人。
五角大樓的分析人士說，這些襲擊還激怒了北越在莫斯科和北京的盟友，以至於這些國家增加的軍事援助超過了轟炸機所摧毀的東西。
空襲造成的損失越多，無論是經濟損失還是人員損失，越北民眾對戰爭和共產黨政府就越忠誠。
在轟炸行動進行了三年之後，中央情報局的一份報告發現，「大量證據」表明北越民眾「在每天面臨轟炸帶來的危
這似乎違反直覺。但是，看到外敵投下炸彈，炸毀自己的家鄉或鄰里，就會產生一種團結在旗幟周圍的強烈效果，甚至可以抵消日常生活所帶來的疲憊。
甚至可以說，正是此類襲擊使他們要恐嚇的人群變得更進取。
2000年代的「第二次大起義」，也就是以色列軍隊和巴勒斯坦組織之間的衝突，也產生了類似效果。對以色列城市的恐怖爆炸旨在向以色列人施壓，以減少或結束該國對巴勒斯坦領土的占領。
但在衝突期間進行的研究發現，每次爆炸反而使依靠軍事升級衝突的右翼政黨的選票增加了1.35個百分點。
隨後幾年，巴勒斯坦人對以色列城市進行火箭彈襲擊，可能和普京對烏克蘭的襲擊更為相似。人們發現這使強硬派政治候選人的支持率提高了6個百分點。
這種效應可能比政策傾向的影響更深。心理學研究發現，對以色列城市的火箭和炸彈襲擊讓以色列猶太人感受到了一種更強的團結感——不僅團結在他們的旗幟周圍，而且團結在身份認同中。
這些襲擊還使這些地區的以色列猶太人更願意支持對巴勒斯坦人採取更嚴厲的政策，更傾向於完全勝利，而非和解或妥協。
像普京本周的這種襲擊還可以從另一方面增強一個國家的軍事承諾並降低其妥協的意願。
當戰鬥僅限於前線時，普通民眾對戰爭的體驗可能與士兵和領導人截然不同。
俄羅斯本身可能就是這種情況。儘管那裡的人對戰爭的強烈反對和對徵兵的恐懼明顯上升，但對於該國大部分地區來說，在報喜不報憂的官方媒體報導下，這種體會很抽象。這可能會讓人們更容易承受戰爭，但也會認為這是個不利的負擔，尤其是在經濟損失和其他成本上升的情況下。
但對住宅區的襲擊抹去了士兵和平民之間的區別。倫敦大轟炸中的倫敦人說，他們深深感到與海外的英國士兵團結在一起，導致許多人組織起來支援戰爭，而不是要求他們的領導人退縮。
這種全社會的團結意識也可以加深人們為勝利而進行長期且代價高昂的鬥爭的意願，以及他們相信沒有比這更可靠的安全之路。
遭受俄羅斯炸彈襲擊的烏克蘭家庭描述的感覺大致相同，襲擊將前線帶到了他們的家中。
在現代戰爭中，像普京這樣的襲擊屢屢適得其反，以至於一些分析人士懷疑他的目標是否會更多集中在——至少部分集中在——國內：安撫沮喪的俄羅斯強硬派。但是，如果以歷史為鑑，那些批評人士可能會發現，他們對戰爭進展的不滿只會因周一的襲擊而加深。俄羅斯總統普京下令對基輔和其他烏克蘭城市進行飛彈襲擊，此前許多戰時領導人都曾試圖通過轟炸敵方首都來嚇唬對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