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阿大非要當場解決。我怕陳阿大鬧得太過分，只好打電話把「工總司」頭頭黃金海叫來勸說陳阿大。黃金海來了，但是勸說無效，陳阿大仍然發瘋似地大吵大鬧。不得已，我又把楊浦公安分局辦公室主任朱朝漢請來，再做陳阿大工作。朱朝漢是老公安，與王洪文也非常熟悉。陳阿大見到朱朝漢，以為朱朝漢是來幫自己的，更加氣壯如牛，不停地謾罵。我們三個人一直耐心勸陳阿大，還將王洪文的意見告訴他，說不要太過份了。陳阿大才無奈地表示接受，不過還是將手指著派出所所長，憤憤地說：此事還沒有結束，我以後還要找你們算帳！
誰都沒有想到，陳阿大以後會「平步青雲」，在張春橋、王洪文的庇護下入了黨，還當了黨的「九大」和「十大」代表；在張春橋、王洪文的縱容下，在文革動亂時期，哪裡有武鬥，哪裡就有陳阿大，哪裡就有「陳表態」，這是市民對陳阿大喜歡亂表態的調侃。
1967年5月17日，上海普陀區發生「武寧路橋事件」，幾千人靜坐一星期，要求警局釋放造反派頭頭張宛卿、鞏桂堂。同日中午，在上海延安西路33號海格大樓，陳阿大召集造反隊開會，讀毛主席語錄時，將原話「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故意讀成「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工人造反隊」，然後又說，我就是工人造反隊！
1967年2月25日，王洪文在上海烏魯木齊北路456號靜安區工人文化宮召集「工總司」總部會議，搞了一場「宮廷政變」，抓了「工總司」常委范佐棟。陳阿大原來是緊跟范佐棟的，經常和范作棟一起吃住，關係很不一般。但王洪文抓了范佐棟，陳阿大馬上表態，倒向王洪文，表示一切聽王洪文的，堅決支持王洪文，深得王洪文的好感。
在「工總司」為慶祝成立半周年召開的「5.9」大會的後幾天，上海市區有六個地方張貼了「新工總司宣言書」，內容直指王洪文與上海工總司「五子登科」（房子、妻子、兒子、車子、票子），意思就是「工總司」不為工人辦事，只謀私利。「新工總司宣言書」的出現，立即在上海工人造反隊隊伍中引起激烈反響。「工總司」總部在全市捕風捉影，到處捉拿「新工總司」成員，矛頭直指曾經是「一兵團」司令的戴祖祥、「二兵團」司令的耿金章；還懷疑曾被王洪文關進監獄後出獄不久的范佐棟。懷疑「新工總司」是以這些人為主發起的。嚇得他們趕緊登報聲明自己與「新工總司」無關。王洪文還是非常不放心，派我去臥范佐棟的底，了解他們的動向。結果弄假成真，我莫名其妙地被誣陷為「新工總司」的策劃者。此後王洪文也不擇手段地對我進行迫害，將我工作單位的革委會和造反隊顛覆掉。
張春橋在1967年6月3日的文化廣場大會上表態，堅決支持「工總司」，反對「新工總司」。張春橋代表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表態引起軒然大波，幾乎所有「工總司」所屬組織都在全市極力尋找「新工總司」的蹤跡和線索，以砸爛「新工總司」為藉口，大搞「打、砸、搶」活動，陳阿大成了此造反派內部爭鬥活動的積極者！
1967年9月1日下午，上海機電一局176家大型單位從全市各地區出發，用幾百輛大卡車載著3萬多人湧向上海閔行地區，參加「工總司機電一局聯絡站」主要負責人黃勝亮在上海汽輪機廠大草坪上舉行的砸爛「新工總司」的誓師大會，把對立派組織「上海汽輪機廠井岡山」成員呂林福和「上海鍋爐廠聯縱」成員韓啟等人捆綁起來，當場示眾。嚴刑逼供，讓呂、韓等人在他們預先準備好的認罪書上簽字畫押，承認自己是「新工總司」領導成員。在大會上，陳阿大代表「工總司」講話，說：我只用一個小指頭，不需要用大拇指，可以把他們統統打倒。參加大會人員熱烈鼓掌，呼喊口號，讓陳阿大得意萬分。陳阿大還煞有介事地點了我的名，說我是「新工總司」常委，代號「老K」——完全是莫須有。
會後陳阿大的講話在上海主要馬路大量張貼，許多單位的造反隊員被打成「新工總司」成員，他們到外灘「工總司」總部申訴告狀，我當時在總部辦公室辦公，他們看到我坐在那裡驚奇不已，以為我也被抓了！
為舉辦「打、砸、搶」誓師大會不遺餘力的黃勝亮，後來因濫用職權，不聽指揮，被王洪文送進了拘留所。我曾看到黃勝亮的家屬跪在康平路上海市委辦公室門口，哭著哀求王洪文釋放黃勝亮。
而在此大會前的8月1日晚上，王洪文、陳阿大等人就已把原《工人造反報》創辦人之一董興茂、輕工業局王兆良送進了上海第一看守所，最終審查了六個月。范佐棟等聞風逃到北京，後來范佐棟還是沒有逃過王洪文對他的迫害，被戴上「現行反革命」帽子，交原單位群眾「監督改造」。顯然，王洪文、陳阿大整所謂的「新工總司」是蓄謀已久的陰謀。
陳阿大在造反前是上海良工閥門廠的普通工人，負責保管廠區消防器材，當了三年養豬兵，但一直不能入黨。我們幾個造反早的工廠大多在上海楊浦區，文革初期各廠開辯論會，各廠戰鬥隊相互支持串聯，所以我1966年文革剛開始就與陳阿大相識。陳阿大中等身材，身體微胖，圓型臉，皮膚白皙，喜歡抽菸，平時話不多，卻愛在會上搶出風頭，表現自己，一遇辯論會就滔滔不絕，但是講話非常隨意，東扯西拉，毫無邏輯性，
1971上半年清查「5.16」分子運動中，有一個被審查人員在上海26路電車上見到陳阿大，就像遇見救星，希望陳阿大幫他還個清白。陳阿大不聲不響，當車開到常熟路華亭路站，陳阿大急忙下車，那人不知就裡也緊隨下車跟著陳阿大，只見陳阿大急忙走向馬路對面的徐匯公安分局，到了大門口立即向警衛講，我是陳阿大，有人跟蹤我，你們把他扣下來查一查。這個人也真不走運，剛從「5.16」審查室出來，一會兒又被關進了警局。
陳阿大曾是「工總司」的一個呼風喚雨、位高權重的重要人物，上海市民無一個不知曉，無一個不記得他，送給他「武鬥猛將」、「陳表態」、「五虎將」的稱號，更有甚者，他差一點就當上了「四人幫」的重臣。
但人一生總會有個交代。陳阿大隨著「四人幫」的垮台，也走向末路，被司法機關判處有期徒刑16年。刑滿釋放後，回到原單位不久就退休了。老年生活沒有了往年的威風和跋扈張揚。我有幾次在上海恆豐路大洋橋附近看到陳阿大，他在地攤上淘舊貨和便宜貨，還討價還價；聽說他發給別人的名片上印有某公司高級顧問的頭銜，在大連西路一家公司推銷美國技術的飲水機，有時還做些工程仲介生意。
陳阿大與我有一次時間很短、但非常有趣的對話，那是在2004年春節後的一次路上相遇。我們互相作了問候，他突然非常感慨地對我說起了王洪文和徐景賢。陳阿大說，老王（指王洪文）夠朋友，講義氣，就是耳朵皮太軟；講到徐景賢，陳阿大說他這個人門檻精，太刁滑，我現在從來不和徐景賢來往。只是王洪文和徐景賢不知道陳阿大對他們的評價。在2004年陳阿大去世的「告別會」上，徐景賢還托人送上了人民幣101元，反映了徐景賢人情味的一面。
陳阿大1942年生，逝於2004年，享年62歲。
《記憶》2011年12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