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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黨史專家司馬璐揭秘中共(20):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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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為了矇騙民眾,把毛澤東塑造成了神。許多不明真相的民眾也真把他當成了神。

與許多人一樣,司馬璐對毛澤東的認識經歷了一個由盲目崇拜到徹底否定的過程。

司馬璐是1937年底在延安第一次見到毛澤東,並聽到他的演講的。那年他18歲,興奮的簡直無法形容。在所有中共領導人中,毛澤東的講話是他最喜歡聽的。

85歲高齡時,回憶起當年的情形,司馬璐說:「我曾經愛過毛澤東」。「早年的毛澤東,曾使我對他的『個人崇拜』如夢如痴。他當時的確具有一種魅力,征服了我的心靈,在我那稚氣的年代,我能用毛澤東的聲音,背誦他的語言。我離開延安後的若干年,每與人談話,人家都說我是湖南人,可見我當年『毛化』程度之深。」

不過,司馬璐在延安時所見的毛澤東和他後來所理解的毛澤東,「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毛澤東」。「少年時代的毛澤東橫衝直闖,青年時代的毛澤東才思嚴密,中年時代的毛澤東狡猾奸詐,晚年時代的毛澤東死硬僵化。」「他在政治上權力愈膨脹,愈脫離群眾,他的地位愈高,愈神化,也就愈腐化。」司馬璐說。

毛澤東講話滿嘴粗口

據司馬璐回憶,在延安時,毛澤東講話時「就像談家常一樣,上下古今,東南西北,深入淺出,無所不談,幽默風趣,雅俗共賞。他愛引用中國舊小說的故事,引人入勝。常常說的哄堂大笑。他有湖南鄉音,但不太難懂。他站著講話時,有時抽菸,有時兩手叉腰,或以右手指像算數字一樣,表示加強語氣和幫助解釋。講話中有時夾一些粗話,髒話,也無傷大雅。他的講話聲音不大,愈到後部分笑料愈多,高潮迭起。他經常用『搞』字,在我的印象中,中共通常說的什麼『亂搞男女關係』,『把什麼搞上去』,『搞臭搞垮』等等,這個『搞』字,最初都是毛澤東『搞』出來的。

毛澤東的講話還喜歡用一個『操』字,例如『操你的』『操他的』,這些粗字,我們當時也愛聽,因為『搞』和『操』這些粗字都代表無產階級的語言,共產黨稱為代表工農無產階級政黨,毛用這些粗字更把他的領袖形象突出了。不過後日中共公開發表的毛的講話,也都經過紅色秀才的加工,把措詞美化了。」

司馬璐還揭秘道,延安時代的毛澤東有煙容和病容,但日後中共所發表的那一時期毛澤東的照片,卻顯的意氣飛揚容光煥發,那「都是經過美術加工的」。

秦始皇張獻忠李自成的翻版

「毛澤東這個人的本質和秦始皇、張獻忠、李自成是一樣的,不同的僅在他們生長的時代不同。」司馬璐說。在他看來,

毛澤東的一統天下,中央集權,清理異己,實行暴政,與秦始皇有驚人相似之處。

延安時代,毛曾以自許李自成而自豪。司馬璐說,「張獻忠、李自成和毛澤東有一相同的性格,他們一面是狂放,另一面是冷酷。以殺人為樂,缺少眾生觀念。」他舉了一個例子:1957年10月,毛澤東在莫斯科舉行的國際共產黨和工人黨大會中說:「未來的戰爭會使人類遭到多大的犧牲呢?約略估計一下是可以做到的。在世界的二十七億人口中,也許會有三分之一被消滅,也就是說,共死九億人。我曾經跟尼赫魯談過這個問題,他的看法比我悲觀得多,(馬註:尼赫魯認為核子大戰的結果,將使全人類消滅。)我對尼赫魯說:『即使半數人類被消滅,仍有半數留下來,而帝國主義將被徹底消毀,全世界只留下了社會主義。不消半個世紀,世界人口又可恢復舊觀,甚至更多。』」司馬璐認為,毛澤東的這段話,表現了他與張獻忠、李自成有著同樣狂熱冷酷的性格。

實用主義的「毛澤東思想」

司馬璐認為,「『毛澤東思想』標榜的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的結合』。實際的意思就是,凡是被毛澤東認為可以利用的東西,都被混合在一起,實際上『毛澤東思想』就是實用主義。資本主義國家的實用主義重在科學,『毛澤東思想』的實用主義重在權力的攫取與權力的集中。」

司馬璐說他曾在不同的場合,聽過毛澤東的內容和性質完全不同的講話:

在延安,有一次毛澤東這麼說:「中國革命勝利後,我們要建設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呢?同志們,我們要保證你們每個人都豐衣足食,安居樂業,有房子,有汽車,人人可以出洋……」

他說得聽眾高興極了,個個眉飛色舞。然後他又幽默的補充了一句:「兄弟還沒有出過洋呢,屆時也一定隨同你們一道去長長見識。」毛澤東的這段話,是對一批初到延安參加抗戰的愛國青年講的。

同樣是在延安,毛澤東對黨內幹部講的就不一樣了。他說:「我們不管中國革命何時勝利,我們要決心革一輩子命,我們自己犧牲了,把我們的武器,交給下一代,我們的下一代犧牲了,把武器再交給下一代,總之,我們和我們的兒子孫子,革命要一代一代傳下去……」

司馬璐還說,抗戰初期,延安還駐有國民黨的代表,在那種場合,他曾經多次見到毛澤東振臂高呼:「蔣委員長萬歲」,那音調也是很激情的,目的是爭取蔣介石多給共產黨一些錢。當時延安也時時有美國記者,毛澤東又說了許多「中國需要民主」之類的話,那是專門說給美國人聽的。

為了爭取共產國際和蘇聯的援助,毛澤東說了許多讚美史達林的話。抗戰期間,蘇日簽訂協議,中國人都認為蘇聯出賣了中國,毛澤東卻說,「蘇聯和中國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毛澤東恭維史達林,甚至說:「史達林同志的健康就等於中國革命的勝利」。後來毛澤東史達林翻臉了,毛又說,他以前歌頌史達林「不過是敷衍應景之作」。

司馬璐認為,毛澤東的文學作品海闊天空,他寫詩詞,寫字不拘一格,他在《沁園春》詞中寫出要與「天公試比高」,表現出他的誇大與幻想,屬於浪漫詩人的作品。但是,毛澤東自己的作品是一個標準,他要求別人的作品又是一個標準;他自己不要框框,卻喜歡給別人定框框,《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就是這樣產生的。比如,毛澤東要作家寫工農兵,他自己的詩詞卻歌頌帝王將相。

毛澤東的神權

司馬璐認為,毛自稱自己是「人民的勤務員」,卻又喜歡別人恭維他,歌頌他。尤其愛把一切榮耀歸與他自己。他對權威挑戰的目的,是要大樹特樹自己的絕對權威。他的思想,他的語言,他的行為,代表「神權」。

中共建政後,周恩來代表政,劉少奇代表教,毛澤東代表政教合一,他利用政控制人民,利用教麻醉人民,他利用政教衝突來鞏固他個人的至高無上的權威和統治。他是「神」,中共領導人的權力鬥爭中,劉少奇,周恩來,林彪都尊這座「毛神」,讀毛的經,供毛的香火,爭取做廟中的方丈住持,依靠神的權威,解釋神的語言,爭取對這座廟的控制權。他們都相信,「神」接受眾人的膜拜,自己不應該站出來說話的。「方丈住持本來是利用菩薩的,結果,毛澤東既做神,又要做方丈,甚至菩薩站出來造方丈住持的反,想方丈住持的權,只有毛澤東這尊菩薩才能做到。」司馬璐說。

政治魔術師

在司馬璐看來,毛澤東就是一個政治魔術師,他對人的貶褒,全憑自己的政治需要。他可以把千萬人玩弄於手掌之中,又可以毀滅政敵於傾刻之間,他可以操縱和導演喜怒哀樂各種不同角色的木偶戲。

毛澤東和周恩來鬥爭了一生,在中共黨史上毛周鬥爭是個綱,也是最大的禁區。他利用劉少奇時,曾多次讚揚劉少奇是「白區工作正確的代表」。他利用高崗時,曾在陝北說:「做群眾工作,我們就得向高崗同志學習。」

毛澤東利用的對象不斷變換,利用劉少奇時,打擊的對象是周恩來,延安整風,毛劉聯盟整周,文革又聯周反劉。毛澤東利用高崗時,起初也利用高反周,中共建政後,又利用高反對劉少奇,所謂「高饒聯盟」實際上是毛澤東製造的。

文革初,彭真根據毛澤東的定調提出「二月提綱」,然後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中央會議,清算彭真,又再由周恩來清算劉鄧。毛澤東整治或打倒一個政治敵人,不須自己動手,往往製造一個政治圈套,由對方控一個坑,再「請」對方自己跳進去。

司馬璐說:「毛澤東的政治戰略和鬥爭戰略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孤立敵人,攻其無備,集中兵力,各個擊破。歷史上很多毛澤東的對手,都相信自己是毛的『親密戰友』等到挨批,已經面臨絕境。」

毛澤東的幽靈

晚年的司馬璐給毛澤東畫了一幅像:「毛澤東的政治性格與文學風格與他的愛情一樣,他是多情的而又無情的,衝動的而又固執的,機智的而又僵硬的,多變的而又頑強的,誇大狂的而又自卑感的,極度現實的而又不可捉摸的,浮躁淺薄的而又令人莫測高深的。總之,他絕對自我中心,敵乎?友乎?以我劃界。他隨時能夠否定昨天的自我,而又拋出今天的另一個自我。他不相信任何人,但又懂得爭取每一個人對他的好感。他崇拜權威而又對權威挑戰。」「一個極端自大而又極端自卑的人,實際的內心世界一定是感到極端孤獨的,愈孤獨,愈瘋狂,愈瘋狂,愈孤獨。兩者互為因果。」

司馬璐舉了下面這個例子。

法國戴高樂時代的文化部長安德烈•馬爾勞(Andre Malraux),1965年在北京會見毛澤東,在他的記述中說,他對毛澤東的印象「有如一塊石碑」,「像一塊古銅的皇像。」「他走起路來,就像從帝皇墓冢中升起來的傳奇形象。」馬爾勞一再和毛澤東道別,毛一再和馬爾勞說:「我是孤獨的。」馬爾勞在記述中說,「他(毛)的聲調非常奇怪,那是辛酸,又可能是譏諷,但最明顯的,還是那股驕傲之氣。」馬爾勞這次會見毛澤東,正是「文革」前一年,正是一個迷惘時代的毛澤東,從這以後,到死亡,毛澤東一直在迷惘之中。

最後,司馬璐告誡世人:「毛澤東一生利用過無數的人,在他死亡前後又被無數的人利用過。他的軀體被一部分人利用,他的靈魂又被分割為不同的人利用;如林彪,四人幫與鄧派,乃至今天中國的統治者都是。」「毛澤東的催眠、愚民政策,封閉與無知的確是很可怕的,他不僅貽害我們這一代,甚至會貽害中國幾代人。今天的中國應該徹底拋棄毛澤東的幽靈。」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中文大紀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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