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為了矇騙民眾，把毛澤東塑造成了神。許多不明真相的民眾也真把他當成了神。
與許多人一樣，司馬璐對毛澤東的認識經歷了一個由盲目崇拜到徹底否定的過程。
司馬璐是1937年底在延安第一次見到毛澤東，並聽到他的演講的。那年他18歲，興奮的簡直無法形容。在所有中共領導人中，毛澤東的講話是他最喜歡聽的。
85歲高齡時，回憶起當年的情形，司馬璐說：「我曾經愛過毛澤東」。「早年的毛澤東，曾使我對他的『個人崇拜』如夢如痴。他當時的確具有一種魅力，征服了我的心靈，在我那稚氣的年代，我能用毛澤東的聲音，背誦他的語言。我離開延安後的若干年，每與人談話，人家都說我是湖南人，可見我當年『毛化』程度之深。」
不過，司馬璐在延安時所見的毛澤東和他後來所理解的毛澤東，「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毛澤東」。「少年時代的毛澤東橫衝直闖，青年時代的毛澤東才思嚴密，中年時代的毛澤東狡猾奸詐，晚年時代的毛澤東死硬僵化。」「他在政治上權力愈膨脹，愈脫離群眾，他的地位愈高，愈神化，也就愈腐化。」司馬璐說。
毛澤東講話滿嘴粗口
據司馬璐回憶，在延安時，毛澤東講話時「就像談家常一樣，上下古今，東南西北，深入淺出，無所不談，幽默風趣，雅俗共賞。他愛引用中國舊小說的故事，引人入勝。常常說的哄堂大笑。他有湖南鄉音，但不太難懂。他站著講話時，有時抽菸，有時兩手叉腰，或以右手指像算數字一樣，表示加強語氣和幫助解釋。講話中有時夾一些粗話，髒話，也無傷大雅。他的講話聲音不大，愈到後部分笑料愈多，高潮迭起。他經常用『搞』字，在我的印象中，中共通常說的什麼『亂搞男女關係』，『把什麼搞上去』，『搞臭搞垮』等等，這個『搞』字，最初都是毛澤東『搞』出來的。
毛澤東的講話還喜歡用一個『操』字，例如『操你的』『操他的』，這些粗字，我們當時也愛聽，因為『搞』和『操』這些粗字都代表無產階級的語言，共產黨稱為代表工農無產階級政黨，毛用這些粗字更把他的領袖形象突出了。不過後日中共公開發表的毛的講話，也都經過紅色秀才的加工，把措詞美化了。」
司馬璐還揭秘道，延安時代的毛澤東有煙容和病容，但日後中共所發表的那一時期毛澤東的照片，卻顯的意氣飛揚容光煥發，那「都是經過美術加工的」。
「毛澤東這個人的本質和秦始皇、張獻忠、李自成是一樣的，不同的僅在他們生長的時代不同。」司馬璐說。在他看來，
毛澤東的一統天下，中央集權，清理異己，實行暴政，與秦始皇有驚人相似之處。
延安時代，毛曾以自許李自成而自豪。司馬璐說，「張獻忠、李自成和毛澤東有一相同的性格，他們一面是狂放，另一面是冷酷。以殺人為樂，缺少眾生觀念。」他舉了一個例子：1957年10月，毛澤東在莫斯科舉行的國際共產黨和工人黨大會中說：「未來的戰爭會使人類遭到多大的犧牲呢？約略估計一下是可以做到的。在世界的二十七億人口中，也許會有三分之一被消滅，也就是說，共死九億人。我曾經跟尼赫魯談過這個問題，他的看法比我悲觀得多，（馬註：尼赫魯認為核子大戰的結果，將使全人類消滅。）我對尼赫魯說：『即使半數人類被消滅，仍有半數留下來，而帝國主義將被徹底消毀，全世界只留下了社會主義。不消半個世紀，世界人口又可恢復舊觀，甚至更多。』」司馬璐認為，毛澤東的這段話，表現了他與張獻忠、李自成有著同樣狂熱冷酷的性格。
實用主義的「毛澤東思想」
司馬璐認為，「『毛澤東思想』標榜的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的結合』。實際的意思就是，凡是被毛澤東認為可以利用的東西，都被混合在一起，實際上『毛澤東思想』就是實用主義。資本主義國家的實用主義重在科學，『毛澤東思想』的實用主義重在權力的攫取與權力的集中。」
司馬璐說他曾在不同的場合，聽過毛澤東的內容和性質完全不同的講話：
在延安，有一次毛澤東這麼說：「中國革命勝利後，我們要建設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呢？同志們，我們要保證你們每個人都豐衣足食，安居樂業，有房子，有汽車，人人可以出洋……」
他說得聽眾高興極了，個個眉飛色舞。然後他又幽默的補充了一句：「兄弟還沒有出過洋呢，屆時也一定隨同你們一道去長長見識。」毛澤東的這段話，是對一批初到延安參加抗戰的愛國青年講的。
同樣是在延安，毛澤東對黨內幹部講的就不一樣了。他說：「我們不管中國革命何時勝利，我們要決心革一輩子命，我們自己犧牲了，把我們的武器，交給下一代，我們的下一代犧牲了，把武器再交給下一代，總之，我們和我們的兒子孫子，革命要一代一代傳下去……」
司馬璐還說，抗戰初期，延安還駐有國民黨的代表，在那種場合，他曾經多次見到毛澤東振臂高呼：「蔣委員長萬歲」，那音調也是很激情的，目的是爭取蔣介石多給共產黨一些錢。當時延安也時時有美國記者，毛澤東又說了許多「中國需要民主」之類的話，那是專門說給美國人聽的。
為了爭取共產國際和蘇聯的援助，毛澤東說了許多讚美史達林的話。抗戰期間，蘇日簽訂協議，中國人都認為蘇聯出賣了中國，毛澤東卻說，「蘇聯和中國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毛澤東恭維史達林，甚至說：「史達林同志的健康就等於中國革命的勝利」。後來毛澤東史達林翻臉了，毛又說，他以前歌頌史達林「不過是敷衍應景之作」。
司馬璐認為，毛澤東的文學作品海闊天空，他寫詩詞，寫字不拘一格，他在《沁園春》詞中寫出要與「天公試比高」，表現出他的誇大與幻想，屬於浪漫詩人的作品。但是，毛澤東自己的作品是一個標準，他要求別人的作品又是一個標準；他自己不要框框，卻喜歡給別人定框框，《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就是這樣產生的。比如，毛澤東要作家寫工農兵，他自己的詩詞卻歌頌帝王將相。
毛澤東的神權
司馬璐認為，毛自稱自己是「人民的勤務員」，卻又喜歡別人恭維他，歌頌他。尤其愛把一切榮耀歸與他自己。他對權威挑戰的目的，是要大樹特樹自己的絕對權威。他的思想，他的語言，他的行為，代表「神權」。
中共建政後，周恩來代表政，劉少奇代表教，毛澤東代表政教合一，他利用政控制人民，利用教麻醉人民，他利用政教衝突來鞏固他個人的至高無上的權威和統治。他是「神」，中共領導人的權力鬥爭中，劉少奇，周恩來，林彪都尊這座「毛神」，讀毛的經，供毛的香火，爭取做廟中的方丈住持，依靠神的權威，解釋神的語言，爭取對這座廟的控制權。他們都相信，「神」接受眾人的膜拜，自己不應該站出來說話的。「方丈住持本來是利用菩薩的，結果，毛澤東既做神，又要做方丈，甚至菩薩站出來造方丈住持的反，想方丈住持的權，只有毛澤東這尊菩薩才能做到。」司馬璐說。
政治魔術師
在司馬璐看來，毛澤東就是一個政治魔術師，他對人的貶褒，全憑自己的政治需要。他可以把千萬人玩弄於手掌之中，又可以毀滅政敵於傾刻之間，他可以操縱和導演喜怒哀樂各種不同角色的木偶戲。
毛澤東和周恩來鬥爭了一生，在中共黨史上毛周鬥爭是個綱，也是最大的禁區。他利用劉少奇時，曾多次讚揚劉少奇是「白區工作正確的代表」。他利用高崗時,曾在陝北說：「做群眾工作，我們就得向高崗同志學習。」
毛澤東利用的對象不斷變換，利用劉少奇時，打擊的對象是周恩來，延安整風，毛劉聯盟整周，文革又聯周反劉。毛澤東利用高崗時，起初也利用高反周，中共建政後，又利用高反對劉少奇，所謂「高饒聯盟」實際上是毛澤東製造的。
文革初，彭真根據毛澤東的定調提出「二月提綱」，然後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中央會議，清算彭真，又再由周恩來清算劉鄧。毛澤東整治或打倒一個政治敵人，不須自己動手，往往製造一個政治圈套，由對方控一個坑，再「請」對方自己跳進去。
司馬璐說：「毛澤東的政治戰略和鬥爭戰略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孤立敵人，攻其無備，集中兵力，各個擊破。歷史上很多毛澤東的對手，都相信自己是毛的『親密戰友』等到挨批，已經面臨絕境。」
毛澤東的幽靈
晚年的司馬璐給毛澤東畫了一幅像：「毛澤東的政治性格與文學風格與他的愛情一樣，他是多情的而又無情的，衝動的而又固執的，機智的而又僵硬的，多變的而又頑強的，誇大狂的而又自卑感的，極度現實的而又不可捉摸的，浮躁淺薄的而又令人莫測高深的。總之，他絕對自我中心，敵乎？友乎？以我劃界。他隨時能夠否定昨天的自我，而又拋出今天的另一個自我。他不相信任何人，但又懂得爭取每一個人對他的好感。他崇拜權威而又對權威挑戰。」「一個極端自大而又極端自卑的人，實際的內心世界一定是感到極端孤獨的，愈孤獨，愈瘋狂，愈瘋狂，愈孤獨。兩者互為因果。」
司馬璐舉了下面這個例子。
法國戴高樂時代的文化部長安德烈•馬爾勞（Andre Malraux），1965年在北京會見毛澤東，在他的記述中說，他對毛澤東的印象「有如一塊石碑」，「像一塊古銅的皇像。」「他走起路來，就像從帝皇墓冢中升起來的傳奇形象。」馬爾勞一再和毛澤東道別，毛一再和馬爾勞說：「我是孤獨的。」馬爾勞在記述中說，「他（毛）的聲調非常奇怪，那是辛酸，又可能是譏諷，但最明顯的，還是那股驕傲之氣。」馬爾勞這次會見毛澤東，正是「文革」前一年，正是一個迷惘時代的毛澤東，從這以後，到死亡，毛澤東一直在迷惘之中。
最後，司馬璐告誡世人：「毛澤東一生利用過無數的人，在他死亡前後又被無數的人利用過。他的軀體被一部分人利用，他的靈魂又被分割為不同的人利用；如林彪，四人幫與鄧派，乃至今天中國的統治者都是。」「毛澤東的催眠、愚民政策，封閉與無知的確是很可怕的，他不僅貽害我們這一代，甚至會貽害中國幾代人。今天的中國應該徹底拋棄毛澤東的幽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