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字面意思，"二十大"不過是一個政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一個由境外勢力支持建立的西方意識形態政黨，按照這個政黨現在的宣傳，它根本不應該在中國存在。但是，這個政黨奪取政權之後，在中國建立了專制統治，並且在專制技術上與時俱進，建成了人類歷史上空前未有的數字極權。因此，這個政黨的二十大關係到每一個人，每一個人都應該有自己的"二十大"。
在中共的二十大開幕前夕，2022年10月13日，在萬馬齊喑的中國，在嚴防死守的北京，有一位抗議者，經過精心籌備，來到北京四通橋上，以巨幅標語、高音喇叭和沖天濃煙，濃墨重彩地寫下了自己的"二十大"。
後來人們發現，這位勇敢的抗議者在網絡上留下的姓名叫彭立發或者彭載舟，並提前散發了長達23頁的闡釋和動員文字。他在完成了抗議行動之後，從容地走上了緊急趕來的警車。
也許官方永遠不會公開證實他的身份，但是已經無法做到彷佛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直斥習近平為"獨裁國賊"的高音喇叭，如同刺向專制黑暗的利劍；那道難以撲滅的濃煙，如同高高飄揚的旗幟，瞬間已定格於歷史之中。
而他展出的巨幅標語–"不要核酸要吃飯，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謊言要尊嚴，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領袖要選票，不做奴才做公民"，"罷課罷工罷免獨裁國賊習近平"–已經出現在全球各地大學校園的牆壁和地板上，以及中國多個城市的廁所里。
人們認為，這是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之後，最為震撼人心的抗議活動，稱他為"新時代的坦克人"。
在狂歡夜中做個自由的舞者
儘管如此，網絡上仍然發生了一場爭論。有認為這場抗議只是普通人的個體行動，不必政治化解讀。
事實上，以個體行動對抗荒謬的集體掠奪，正是此種抗議的意義。我曾經回顧自己三十年媒體生涯，一以貫之的工作之一就是勸說人們在重大歷史時刻，在政治宣傳的宏大敘事中，勿忘個人立場，堅持個人價值，避開時代洪流的挾裹，書寫自己的歷史。
——無論你是何種角色，都不要被歷史的大潮淹沒，或者沖刷去你的獨立存在。至少你要在大時代中做個堅強的小人物，在狂歡夜中做個自由的舞者。
在今天越來越冰冷和窒息的現實環境中，這些言辭顯得過於浪漫化。無處不在的「防疫志願者」，專門收拾「堅強的小人物」；而要做一個"自由的舞者"，可能需要以飛蛾撲火的精神，乃至付出生命的代價。
有人會問，這樣的犧牲有什麼用？其實，無論是永遠無法確知姓名的「六四」坦克人和編程隨想，還是有名有姓的"孤勇者"劉曉波、郭飛雄、王默、吳淦、許志永、王怡、張展、任志強、許章潤……他們已經改變了歷史，我們就生活在他們改變過的歷史之中–儘管這樣的歷史仍然很黑暗，但是誰也不知道，沒有這些勇士們的抵抗和犧牲，歷史還會黑暗成什麼樣子。更何況，正如他們受到以前的抗爭者的激勵，他們的行動也會激勵未來的抗爭者。
政治中沒有專制者的位置
四通橋抗議是一種政治行為嗎？嚴格地說，正確的提問應該是：人民大會堂里的「二十大」是一種政治嗎？
儘管中國古代典籍就有「政治」二字，但是不得不承認的是，我們現在使用的「政治」來自日本人借用古代漢語翻譯的西方術語。正因為如此，即便是習近平講話中談到政治，官方英語譯員也會毫不遲疑地翻譯成politics。
Politics的源頭是古希臘。古希臘的政治是城邦政治，年滿20歲的公民（不包括婦女、奴隸和外邦人）都平等地參與城邦的管理和統治工作。亞里斯多德說，"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而"政治的目標是追求至善"。
這就是為什麼，政治學者肯尼思•米諾格所著牛津通識讀本《政治》中，第一章的標題就叫「政治中為什麼沒有專制者的位置」。米諾格寫道：「今天我們將專制主義（連同獨裁和極權）定義為一種政體。這會使古希臘人大為驚駭，因為古希臘人的獨特（也是他們的民族優越感）恰恰在於他們不同於那些聽任專制主義統治的東方鄰居。」
書中還寫道：「希臘的法律和政令不是出自一個專制君主的宮廷，而是經過在概念上平等的公民們聚在集市廣場上討論後得出的。這廣場往往也是政治論壇。」顯然，公開吶喊的四通橋抗議，比閉門作秀的人民大會堂開會更符合政治的定義。
因此，如果一定要區分的話，我們只能說：四通橋勇士在實踐政治，而習近平在搞專制。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六四記憶·人權博物館總策展人，現居德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