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年，中國駐英公使薛福成奏請嘉獎並重用一個名叫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1833-1906）的「洋員」。
在奏疏中，薛福成首先按傳統做法列舉古例。他寫道：「自昔多事之秋，往往借材異國。秦用由余，晉用巫臣，吳用伍員，漢用金日磾，無不推誠倚任，得其死力」。
接著，薛福成把筆鋒一轉，繼續寫道，當時中國面對「鄰邦環伺，交涉多端」之局，自然也應當重用馬格里這樣的異國人才，「不收其俊，無以得敵國之情；不廣其助，無以應事機之變。」
然後，薛福成一一列舉了馬格里所參與的中外交涉事宜，稱其「贊襄機要，均有成績」，並建議清廷今後「遇交涉要務需人之際……用其所長，必有明效可睹。」
簡而言之，薛福成將馬格里比作春秋戰國時期常見的「客卿」，並認為其的確也發揮了如伍子胥之對於吳國那樣的作用。
那麼，馬格里為何人？他為什麼會得到薛福成如此盛讚呢？
來華：曾祖「納貢」，曾孫造廠
對後來的中國人來說，馬格里是個陌生的名字。
1833年，馬格里出生在蘇格蘭。27歲時，他作為一名軍醫來到中國，並參加了英法聯軍進攻京津等地的戰事。
在此之前，馬格里所在的家族，已有人來過中國，並且成為了早期中英關係史上一個最具標誌性的人物。
那就是曾於乾隆年間使華的馬戛爾尼，馬格里為馬戛爾尼的曾孫。
1793年，馬戛爾尼率領八百多人的龐大使團來到北京，嘗試和中國建立近代意義上的外交關係。
當時，馬戛爾尼向乾隆皇帝提出了開展自由貿易以及英使駐京等要求，但被乾隆皇帝悉數拒絕，理由是「豈能因爾國王一人之請，以致更張天朝百餘年法度？」
簡而言之，當時馬戛爾尼希望清廷接受西方的近代外交觀念，而清廷則要求馬戛爾尼接受以「天子」為中心的藩屬體制。雙方都感覺是在對牛彈琴，無法溝通。
英使在熱河行宮覲見場景
1860年，即馬格里來華那一年，英國以武力強迫清廷接受英使長駐北京。
為應對變局，清廷不得不構建近代外交體制，比如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接管以往由禮部和理藩院負責的對外事務。
1876年，清廷任命郭嵩燾為第一任駐英公使，而馬格里則在李鴻章的力薦之下，出任使團的外交顧問。
如果說，馬戛爾尼是帝制中國的叩門者，那麼可以說，馬格里則為中國構建近代外交之推手。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在此之前，馬格里曾是近代中國第一個「洋廠長」。
與其曾祖馬戛爾尼不同，馬格里在一開始對外交事務並無興趣。
在來華之初，他想要仿效清初傳教士湯若望等人的做法，進入清廷內部擔任要職「並產生影響」。因此，他很快即離開英軍，擔任了「常勝軍」首領戈登的聯絡官，並視之為「實現自己真正目標的一個階梯」。
他努力接近李鴻章並爭取後者的信任。比如，當戈登因為「蘇州殺降」事件而與李鴻章水火不容並揚言要攻打清軍時，馬格里及時出面幫李鴻章安撫戈登。
江南製造總局
他還自稱「清臣」，幫助李鴻章多方籌措軍火。他建議李鴻章仿效西方各國的做法，建立工業化的兵工廠。
比如，他在筆記中這樣寫道：「我就向他指出，當時他購買外國軍火所付的代價過高……我告訴他，歐洲各國都開辦大工廠製造軍火。中國若要為本身利益著想，也應該建立這樣的製造廠。」
1865年，李鴻章開辦金陵製造局，並任命馬格里為「督辦」。
當時，一個名叫威廉遜的英國人在拜訪馬格里後，這樣寫道：「製造局是一個很大的工廠，製造各種口徑的炮，有的很大。還製造炮車、炮彈、各種軍用品，以及數不清的銅帽。」
在金陵製造局「督辦」任上，馬格里結識了後來繼郭嵩燾擔任駐英公使的曾紀澤。
當時，曾紀澤多次陪侍其父曾國藩參觀金陵製造局。對他而言，馬格里亦師亦友。他在日記中記錄了和馬格里的頻繁往來。
他寫道：他有時「至炮局久坐」，有時則到馬格里家中「赴宴」；他向馬格里學習如何使用顯微鏡，也向馬格里學習英文；居湘期間，他還以英文「做西字函」寄馬格里。
使英：代表大清考察故里
1876年，馬格里隨駐英公使郭嵩燾赴倫敦就任。
就像當年馬戛爾尼使華，乃是英國第一次向中國派出正式的外交使團一樣，郭嵩燾使英則是中英關係史上的又一個「第一次」，即清廷第一次按照近代外交方式，派出駐外公使。
歷史在無意之間，讓馬戛爾尼家族前後兩次參與了中英關係構建的兩個標誌性時刻。
不同的是，馬戛爾尼在當年被清廷視為「化外」的「蠻夷」，滿懷失意地結束了使華之旅，而馬格里則受到清廷的特別優待，以「三品銜候選道」身份踏上了返英旅程。
換言之，以往馬戛爾尼所謀求的中英之間建立近代意義上的外交關係，在其曾孫馬格里代華使英之時，終於正式實現。
究之，則為時勢使然。
當馬戛爾尼來華時，雖然英國正在成為「日不落」帝國，但清朝也正在經歷帝制中國的最後一個盛世。
當時，乾隆皇帝沉醉於他四處拓疆的「十全武功」，也沉醉於各方貢使的絡繹來京。
比如，乾隆皇帝下令繪製的《皇清職貢圖》描繪了一幅「中國即世界」的圖景。在這個圖卷里，大清是世界的中心，其他國家包括英、法等西歐諸國，皆為朝貢國。他以此表示，「天子」的聲威極天際地，無遠弗屆，「天朝法度」即世界運行的準則。
郭嵩濤 (1818-1891) 晚清官員及駐外使節
當馬格里隨同郭嵩燾使英時，一個西方化的世界已經形成。或者更準確地說，一個英國化的世界已經形成。大英帝國所推行的新秩序，即是世界的秩序。懸掛著米字旗的戰艦游弋在世界各地，隨時準備對少數秩序破壞者實施教育式打擊。
在這種情況下，清廷第一任駐英公使的出使之旅，也是告別「天朝上國」之幻夢以及認識現實世界的旅程。
出於同樣的原因，馬格里堅持要使團乘坐英國船隻出洋。
1876年12月1日傍晚，郭嵩燾一行在上海登上了英國P&O公司的郵船Travancore號，前往倫敦。
在旅行日記里，馬格里解釋說，這可讓使團一路經過香港、新加坡、錫蘭、亞丁、馬爾他以及直布羅陀等地並做逗留，而這些地方都是英國的殖民地。如此，郭嵩燾等人必然會看到並感受到：英國的影響力無所不在，世界即是英國化的世界。
而郭嵩燾也在使英之前當面對慈禧太后說，他此行目的無他，但觀察西洋政教而已。即放棄傳統的視英國為「西夷」的觀念，零距離地認識一個真實的英國。
實際上也是如此。在抵達英國後，在處理一些外交事務之外，郭嵩燾將主要精力用以考察英國的政治、教育及工業等。他到英國下議院旁觀議事，認為這是「國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為私。」
他到海德公園聽演講，認為這是「不禁人民之非議朝政，一恣其所為。」他觀摩英國小學的課堂教學，認為其做到了寓教於樂。他也像曾紀澤一樣，聽馬格里介紹西方科學史，留心了解物理學、醫學等近代科學的發展。
多方考察之後，郭嵩燾感慨地寫道：「三代以前，獨中國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遠之於中國而名曰夷狄。自漢以來，中國教化日益微滅，而政教風俗，歐洲各國乃獨擅其勝，其視中國，亦猶三代盛時之視夷狄也。中國士大夫知此者，尚無其人，傷哉！」
針對保守派仍在堅持的「中國有道，夷狄無道」的觀念，郭嵩燾則這樣寫道：「三代以前，皆以中國之有道制夷狄之無道。秦漢以後，專以強弱相制。中國強，則兼併夷狄；夷狄強，則侵凌中國。相與無道而已。自西洋通商三十餘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國之無道，故可危矣。」
「在事出力」：談判桌前洋顧問
1879年，郭嵩燾卸任歸國。
對於初期的顧問工作，馬格里自陳：「自從隨第一任公使到倫敦後，我經常的和全部的努力，是使中國遵守文明國家的慣例，使英國對待中國像對待其他大國一樣。」「我給中國的話一直是：想讓其他國家不用特殊的方式對待你，你必須不用特殊的方式對待他們。」
之後，馬格里繼續為曾紀澤、薛福成擔任外交顧問。其顧問之責，也是主要發揮在這一時期。
在1893年的上疏中，薛福成這樣寫道：「查有英文二等參贊官、二品頂戴、總領事銜英人馬格里，在駐英使館當差近二十年。前使臣曾紀澤與俄外部議結收回伊犁一案，與英外部議定洋藥加厘一案，馬格里皆在事出力。臣到任後，如新嘉坡改設總領事館，蕪湖、武穴等處教案和平了結……此次商辦滇緬分界通商、訂立條約，馬格里始終其事，惟以裨益中國為心。邇者俄爭帕米爾全地，馬格里探知英、俄分界，以小帕米爾劃與英國，建議轉商英廷，俾讓還中國，如是則中國不至失勢，而帕事較易就範……馬格里忠於所事，勞勩不辭，研求利病，動合窾會。」
薛福成所繪清緬劃界示意圖
在這段話中，薛福成提到了晚清中國對外交涉的兩個典型案例：一為曾紀澤以駐英公使兼任駐俄公使，從沙俄虎口奪食取回伊犁及周邊地區；一為薛福成作為駐英公使與英方談判，劃定中緬邊界，得科乾等地，並收回車裡、孟連兩土司全權。
對此，清人沈林一這樣寫道：「中朝自簡使出洋以來，軺車絡繹。而識者推不辱君命之才，必曰曾、薛。二公奉使英俄，皆天下莫強之國。曾公索還伊犁，力改原約；薛公籌議滇緬分界……蓋自中西交涉界案起，奉命之臣能不自蹙地者已鮮，況能拓地千數百里之廣，捍衛邊圉，此非忠誠智力浹服遠人，不能折衝樽俎如是也。」
中外關係史學者鍾叔河則評說道：薛福成和英國進行的中緬邊界談判，「在清季數十年外交史上，和曾紀澤赴俄談判收回伊犁先後媲美，是僅有的兩個談判得比較成功的例子。」
在這兩場談判中，馬格里均為重要的談判助手。
曾紀澤 (1839-1890) 晚清外交家，晚清政治家曾國藩次子
以中俄談判為例，1871年，沙俄趁「阿古柏事件」出兵占領伊犁。之後，清廷派崇厚為全權大臣赴俄談判，與沙俄簽訂了《里瓦幾亞條約》（又稱《崇約》）。該條約在名義上將伊犁地區交還中國，實際上由於將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口盡數割讓給沙俄，伊犁成為了一片無法防守的孤懸之地。
1880年，清廷派曾紀澤使俄，爭取改訂條約。
接到使命後，曾紀澤回復總理衙門，稱此舉無異於「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
他之所以有如此感嘆，一者是因為有《崇約》在先，改訂條約相當於「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二者是因為沙俄素以兇狠、難纏著稱。比如，傳教士丁匙良曾對曾紀澤歷數各國「對俄外交痛苦」的先例，並認為「迫令俄國熊吐出它已經入口的東西，實在是極困難的事」。
曾盤踞新疆的阿古柏軍
中俄談判開始後，曾紀澤在日記中記下了馬格里的襄贊。比如，1880年七月初二，曾紀澤在日記中寫道：「清臣（即馬格里）來，久談。與之展閱中、西地圖，考核伊犁、塔爾巴哈台、喀什噶爾諸境。」七月十五日，曾紀澤又寫道：「與清臣談極久，閱俄人所刻土耳吉斯坦暨伊犁等處地圖」。
也就是說，馬格里依照談判需要，協助曾紀澤極為周密地研究了伊犁等地的形勢。
此外，馬格里還按照曾紀澤的安排，聯合英方牽制沙俄。使俄前，馬格里陪同曾紀澤拜訪英外相，請英方「遇有爭辯相持之際……從旁婉勸俄廷」；抵俄開始談判後，馬格里又通過駐俄英使德佛楞，及時了解沙俄在談判桌背後的真實態度。
1881年，曾紀澤與俄方簽訂《中俄伊犁條約》。沙俄交還了伊犁及其周邊的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口。
以往，在西方各國看來，清政府的外交官不但缺乏外交知識，對國際形勢也往往不夠了解。對此，曾紀澤也曾批評說：「西洋諸國，越海無量由旬，以與吾華交接，此亘古未有之奇局。中國士民或畏之如神明，或鄙之為禽獸。皆非也。」
通過這次談判，西方各國看到了新型的中國外交官群體正在形成。
比如，駐俄英使德佛楞評價《中俄伊犁條約》：「中國逼迫俄國做了它從來沒有做過的事, 那就是吐出了它己經吞進的土地。」
又如，俄方談判代表熱梅尼如此感慨：「我堅信，對這些中國老爺們不能再抱任何幻想。他們十分傲慢，並且熟悉世界政治。我們的示威沒有使他們害怕。」
談判結束後，曾紀澤多次向總理衙門為馬格里請賞，使馬格里升任二品頂戴總領事銜二等參贊。
至於馬格里在中緬邊界談判中所起的作用，薛福成曾寫道：「自壬辰閏六月接總署電音，與英外部商辦滇緬分界通商條約。發軔之初，勢甚鑿枘。又有印度部掣外部之肘，印度總督又掣外部、印度部之肘。凡關係緊要之件，往往既允復翻，無從得其要領。余督同參贊馬格里，相機理論，剛柔互用，稍稍使就範圍。」
對此，美籍漢學家馬士也曾這樣寫道：「三十年以來——到1905年12月，他（馬格里）可以說是中國駐倫敦使館每一任公使的能幹的、忠誠的和得到信任的顧問。」
1896年，李鴻章出訪歐美，馬格里在倫敦維多利亞車站迎接。作為李鴻章的舊部，馬格里稱李為爵帥，照舊執禮甚虔。
1905年，馬格里從中國駐英使館退休。次年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