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當時扣了我一個帽子，說我是黨校老師，要知道"黨校姓黨"。我說，黨校是姓黨，正是因為黨校姓黨，所以這個黨的歷史教訓我更應該給大家講清楚，因為你們是共產黨幹部，你們是要執政的，所以我們要把歷史上的經驗教訓都拿出來總結，而不是僅僅講正面的情況。我說，"黨校姓黨，和反省歷史錯誤、檢討我們自己的問題，完全不存在矛盾。"
我講完這些話後，整個這個班裡的學生啊，掌聲響得出乎我的意料，那是2009年。
袁莉：那會兒思想還是很活躍的。後來習近平上台時，您退休了嗎？
蔡霞：我是2012年11月退休的。
袁莉：退休前您教什麼課？當時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的氛圍是怎樣的？
蔡霞：中國在2006年前後，思想還算是解放的。2003年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提出後，把共產黨整個理論探索的高度一下降下來了，變成技術性的處理問題，發展的哪裡出了問題、哪裡不科學，我就解決那個不科學的問題，而這個國家未來向什麼方向走就沒有了。胡錦濤在那十年是技術型治國的基本思路，但整個國家向什麼方向走，是不是要進入現代文明？他這個方向感是模糊的，所以那十年就原地拉磨，拉圈圈。
袁莉：對，他沒有一個大的理論的框架。
蔡霞：對，然後其實到2008年、2009年，中國政治就開始趨向保守。因為"三個代表"並沒有真正完全變成一個國家的方針政策，包括體制改革的內容和立法的內容，社會利益差距拉大的，群眾的矛盾沒有解決，所以就有了大規模群體事件，比如湖北石首事件、貴州甕安事件等等。群體性事件大量出現，其實就是因為政治改革不跟進，人民權利得不到保障，政治和經濟發展得不到匹配，就會反映在社會矛盾的激化和多發當中。
這時中國共產黨沒有想往前改革來解決問題，而是想怎麼維穩。那時候維穩就有新思路，所有事情第一條就是要平息事態，不許出現苗頭性的東西。2008年奧運的時候，周永康當政法委書記，把整個監控系統開始建立起來了。那時思想上也開始趨於保守，胡錦濤並沒有真的想要往前改革，而中國社會的矛盾一直在積累。清華大學的郭於華老師和孫立平老師，每年寫的《社會觀察白皮書》，寫到2011年前後，就被政府封掉了。當時我們的印象是，中國這塊土地，每天有250起群體事件，一年加起來是十多萬到20萬左右。這時候社會的矛盾是很尖銳的。中國如果不改革，就會進入二次革命。
2010年，我寫過一篇文章叫《執政黨何以避免二次革命》。2008年我去西班牙，研究了西班牙的政治改革，胡安卡洛斯的民主轉型。中國在2008年市場經濟還未健全的情況下，政治矛盾已經很突出了，所以我到西班牙的時候，我是帶著這個問題去的，就是中國能從西班牙的政治轉型、和平轉型中學到點什麼？我就寫了中共何以避免二次革命，還有就是中國何以和平政治轉型。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北京的學術界和思想界進行了很熱烈的討論，大家看到滿清遲遲不改革，等到最後想改的時候，不給機會了，直接一個辛亥革命把它推翻了。那麼對共產黨來講，那時候我們提出問題：改革與革命賽跑，如果你不主動去通過改革來化解社會矛盾，那你就等著社會底層革命。
我從西班牙回來後的半年心情特別不好。我把西班牙的和平政治轉型和中國共產黨做了四個方面比較，發現中國共產黨一條都做不到，這意味著共產黨自己是不可能去搞和平政治轉型的，非要逼到人們去鬧革命，這個國家才可能轉過來，當時我就絕望，我就心情特別不好，一旦不和平，中國這個暴力啊，不得了。所以，2009年新疆"七五"事件，新聞聯播播報以後，我一個晚上沒睡覺，我坐在那個地方呆掉了。烏魯木齊的事情可能會在全國範圍再演，所以那時我就積極地在想，怎麼推進中國的民主轉型，怎麼努力避免二次革命。我那個文章其實就是在那時候出來的，大家都在討論改革和革命賽跑，其實是在呼籲改革，避免革命。
但是事實上，胡錦濤的後期是趨向於保守的。他知道他解決不了這些問題，他就想一條，只要自己手上不翻船就行，當時就變成一個僵局。在這種情況下，他交班交給了習近平，那習近平怎麼辦？其實當時我們都對他寄以希望的。
袁莉：您當時也是對他寄予期望的嗎？
蔡霞：對！儘管我不滿意他那個"不要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我說"天天在那砸老百姓的鍋"。其實我當時說砸老百姓的鍋，並不是指習近平砸，是指官員們在砸老百姓的鍋，鬧了那麼多社會矛盾和衝突。但是你要說黨校老師不許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那其實你共產黨吃的誰的飯？吃的是人民的飯嘛。那你共產黨的官員，天天在（當）那個貪官污吏、坑害老百姓，那你共產黨不是砸那個鍋嘛。所以我不滿意他的話。當時我並不是說習近平真的要砸人民的鍋，但是這個十年就看到，習近平就是在砸人民的鍋。
袁莉：為什麼說他這十年砸人民的鍋？
蔡霞：2013年的5月吧，"七不講"出台，就意味著習近平的意識形態是往後倒轉的。一個政黨，如果要往前走，一定是思想理論、思想開放走在前面。當領導人思想意識往後轉，你就意識到黨一定是要往後調整的。所以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習近平搞那個"全面改革"的方案，你還記得吧？
袁莉：我記得，那會兒大家都說全面改革，我說怎麼改呢？不可能改啊哈哈哈。
蔡霞：我印象太深了。全面改革的整個方案全部出來以後，我跟別人的情緒完全相反。那些金融界的企業家們看到方案講到市場經濟，講到私有經濟和公有經濟平等競爭、平等進入市場，大家都很高興。所以企業家問我，是不是共產黨給了我們又一個發財的機會了？我就跟他們講，你們把口袋捂緊吧，別把錢掏出來。他們說，啊？你怎麼這麼看問題啊？我說，你們都看到它是混合經濟，鼓勵大家投資，對吧？他那個話說得很好聽，但是拿什麼來保證你投給它的錢還能拿回來，而且，你在企業經營中會有你發表意見的餘地？我說，你們不要光看經濟改革，你們往後挪挪，你們看看，如果經濟上要往前走，必須在政治上要有權利保障，但這個方案在法治、民主、社會治理那塊兒，有沒有給你們提供這些條件？我說，你們是看的第三部分，我是看完第三部分，接著就去找第五第六第七部分，一個字都沒有談給你們的許諾，拿什麼來保障你們？恰恰習近平把周永康時期的全面監控寫到了裡邊，作為政治和社會改革的一部分。網絡的思想管理、輿情監控，都是在以全面改革的名義寫到了方案里的。所以我就告訴他們：中國後面沒有改革，只有倒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