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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霞:我為什麼對中共絕望?【長文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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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霞:你認識到黨內的黑暗性(有一個過程)。你如果不動腦筋,你不接觸那些東西,你是壓根就不會認識到它有黑暗。因為我們從小到大都在這個體制里長大,家裡的人全都給你正面教育,然後他們把所有那些個陰暗面,我爸媽全部把它給包起來,根本就不跟你說,你哪裡知道它有那麼多黑暗面。他們知道,你不知道。所以我們講,不自覺的老人們,他們會替黨隱瞞很多東西。那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的眼前一片光明。當你自己進入到工作,進入到社會當中以後,你才意識到有很多問題。然後這個時候你會對這個黨失望。

袁莉:大家好,歡迎來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莉。

蔡霞出生於紅色軍人家庭,17歲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她自稱曾是"狂熱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名副其實"生在紅旗下、長在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新人。蔡霞於1992年進入中央黨校學習,獲得碩士、博士學位後留校任教直至退休。她的主要研究領域是中共黨建。她曾致力於推動中國共產黨改革,希望中共能夠從黨內民主開始,經過長期努力,最終走向憲政民主。

她說,2012年習近平上台時,她"對中國充滿了希望",以為中共會走上改革之路。很快,她發現這個黨和這個國家都在朝相反的方向走。她從私下懷疑,逐漸發展到公開異議;從在中央黨校教授黨的中高級幹部、受中宣部邀請參與撰寫理論學習綱要、受邀到中南海講課,到被訓誡、被審查,直至2020年因批評習近平被開除黨籍。

今天我們非常榮幸地請蔡霞老師在20大召開之前給我們講一下她所認識的中共,中央黨校是否曾是黨內自由派的堡壘,以及為什麼她認為習近平治下的中國是精緻的極權體制。這是我們的20大系列專題之一。

蔡老師,您好!您是何時在中央黨校教書的?您當時教共產黨的中高級幹部,大家在課上什麼問題都可以提嗎?您和他們的互動是怎樣的?

蔡霞:我是1992年進入中央黨校學習的。1989年"六四"之後,全國黨內惶恐一片。大家知道開槍肯定不對,那麼黨校的老師,你怎麼去講課?像我這樣(當時在地方黨校)講黨建的人,你怎麼面對民眾講,共產黨的領導是正確的?你怎麼對基層的黨員幹部解釋,"六四"開槍是對的?所以黨裡面是惶恐一片,不知道這個課該怎麼講。1989年10月7日,中央黨校提前發了一個通知,地方黨校的老師可以到中央黨校去聽課。我當時在地方黨校嘛,我們校長收到通知,說趕緊到中央黨校去聽聽,聽聽他們怎麼講課。我就到中央黨校去了。到了中央黨校,聽了他們講課,我碰巧知道可以考碩士研究生,還可以讀博士研究生,因為那裡就有學位了,我就有了這個念頭。所以1992年,我就進了中央黨校學習。

中央黨校的教學是兩大部分。第一個部分是在國家教委系統內的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招生標準和畢業分配全部是納入國家教委的,教學質量也由國家教委把關,要來審的。第二個部分呢,就是幹部教育,副廳級以上,副廳、正廳、副部、正部。其中,副部和正部級的幹部里可能有一些中央候補委員、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不會來,但是他們之前都是從廳局級、省部級過來的。胡錦濤就是80年代後期的中央黨校的學生。

我們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一邊讀書,一邊和領導幹部學院打交道,因為我們都是這個學校的學生,這樣我基本上能知道當時那個學校的領導幹部是什麼樣的情況。後來我進入教學的時候,我就可以把它做一個對比。1998年我在中央黨校博士畢業,此前已經在地方黨校做了六年的教學,再加上六年的碩士博士的學習研究,實際上我已經進入黨建這個專業有12年了。畢業後,中央黨校讓我作為一個講課的老師去獨立開課,大概兩年後我就成了中央黨校的優秀教師,講課講得不錯,哈哈哈。

那麼90年代的幹部學員是什麼樣的呢?他們的文化水平,大學畢業的很少,大專畢業的很多,還有中學畢業的、高中畢業的也很多。那時候出國的機會還不是很多,所以他們對老師提供的新信息很感興趣,大家都希望學習,但是不知道自己該怎麼幹。總體來講,南方的領導幹部的精神面貌、思維方式,和北方的領導幹部是不一樣的。

90年代的幹部年齡偏老,幹部的"四化"是80年代中期提出來的,到廳局級、省部級,基本上還是老人,"四化"的青年幹部還沒有能走到廳局級和省部級。2000年後就不一樣了,"三個代表"思想提出後,相當一些人經過十多年的錘鍊,在廳局級出頭兒,就上了省部級。那時候學歷狀況就變了,大學本科是普遍,大專就很少,偶爾能冒出一兩個碩士研究生來。再到2005年左右,我看到的幹部學員的文化水平,大專就幾乎看不到了,大學本科也不是很多,很多幹部寫的是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大約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偶爾有海外留學的人回來。袁莉,你還記得高西慶嗎?

袁莉:當然記得了,我見過他呀。

蔡霞:他當時在省部班,是證監會的副主席。

袁莉:他是美國杜克大學法學院畢業的。

蔡霞:他的學歷和人家的完全不一樣。我們開始教哪個班的學員的時候,第一關注的就是年齡、文化程度,哪個地區來的官員,哪個部門或者系統的官員,所以高西慶這樣的,很入我的眼,我那時候就比較注意,就是很突出的學員。後來他們在學習討論的時候,我們和他討論一些問題,你就能感到他的素質就是不一樣,在外面訓練過的和在國內的人,知識水平、知識面、思維方式,他就有很多不一樣。

那麼幹部的教學討論呢?2000年後,我作為一個正常排課的老師,每個學期都有課,要去接觸不同的班次,跟他們討論問題。當時,"三個代表"思想,給了黨內一個思想空間。坦率地講,官員其實是很動腦筋的,他們思想不保守。為什麼他們思想不保守,很動腦筋?因為中國社會發展變化那麼快,所有社會變化中的新的問題、新的難題、新的情況,是他們首先面對,不是中央高層面對的。地方幹部要面對,不解決這些問題,他怎麼辦?所以他們就會把這些問題帶到中央黨校來。過去,這些問題找不到合適的辦法解決,就得逼著他,想新的辦法來解決。有些當地的突出難題,是過去欠帳欠下來的情況,是那些官員的前任的前任的前任的工作當中的失誤和偏差,遺留下來的問題,到他們捕手的時候,變成一個突出難題。

袁莉:當時官員比較頭疼、比較有共鳴的難題,你能舉幾個例子嗎?

蔡霞:幹部的提拔當中,要用經濟、GDP來衡量。最開始的那些幹部,只要你敢幹,就有GDP,但是GDP是不是真的給當地產生了經濟效益?那不見得,可能就會留下一堆問題來。GDP有了,但是捅了窟窿。他升官上去了,但是後來的幹部就去填這些的窟窿,比方做個花架子,這塊地開了、工業園區開了,你說你引進了項目,但其實項目沒有進來,廠房和土地空在哪兒,後面的幹部就要去填這個窟窿。你就發現表面上GDP很好看,但實際上裡面是一個爛攤子的窟窿,把它填完後,經濟資源基本上就用完了,那你怎麼給自己創造GDP呢?所以後來的幹部他就不填窟窿了,這就叫"新官不理前帳"。前任捅的窟窿扔在那兒不管,我另外找個地方開起來,這樣他就提起來快嘛。所以在某種意義上講,如果幹部流動太快,他對這個地方沒有感情,也沒有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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