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正的失望就是從這裡開始的。前面我是對他很有期待的，從他說"七不講"，我就意識到出問題了，但是我不知道這個問題能出多大。等到他把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拿出來，我就告訴企業家，不要再有期望了，我（在）2013年、2014年，不斷鼓動企業家趕緊走人、人走錢走。
袁莉：有幾個人聽您的呢？
蔡霞：沒有。我說你們再要創業、投資，投到外面去，在這兒是沒得你們保障的。他們當時聽到就笑笑，誰也沒有反駁我，誰也沒有響應我。結果2018年的時候，一個朋友到北京來看我說，哎呀，蔡老師，我們那兒的人全後悔了，後悔沒聽你的話。
2016年以後，外匯就緊張了，企業家不像我們幾萬美金，人家是幾百萬幾千萬的東西，出不去了。2016年、2017年的時候，"民營企業家退場論"就出來了，嗯，那時候就是全砸你的鍋，弄得企業家都很害怕了嘛。2019年、2020年，從網際網路企業到金融，先砸大富豪們的鍋，這些人的鍋不能做大，鍋里的飯由我決定你怎麼吃；新冠清零是砸了所有人的鍋，打工的人沒有地方打工，生活支撐不下去、貧困。所以我說，習近平最開始砸的是最頂尖的富豪的鍋，然後現在砸到最普通的民眾的鍋，全都給他砸光了。
所以2013年以後，從意識形態的倒退開始，就開始回到毛時代的那個極權主義。習近平這十年來，他沒有任何往前走，當然也沒有完全回到毛時代，因為社會有幾十年的進步，黨內和社會也是有阻力的。但經過這十年的恐怖，包括黨內的清洗，包括709律師大抓捕、把深度調查記者弄掉、把公民組織和NGO全部弄掉，像我們這樣的異見人士那就不用說了。清零後，變成無差別地控制和監控全社會，藉助高科技的力量，不是拿來造福社會推動文明，恰恰是拿來鞏固極權統治。
我一直認為，中國在演變成一個現代高科技技術條件下的極權專制統治（國家）。西方的政治學家們，一直認為中國是個威權國家，一旦習近平推動市場經濟開放一點，或者參加了哪個國際組織，他們就想當然認為中國會走向民主，因為市場經濟可以推動民主生長。但他們不知道，中國不是一個威權國家，他是一個新形態的極權國家。所以我們講，法西斯、希特勒、前蘇聯，那些叫粗糙的原始的極權政權，而現在（的中國）才是一個精緻的極權政權。中國政府的高科技可以定到每一個人的臉部識別、聲音識別、步態識別、背影識別、精緻監控和控制每一個人。所以我們講，中國社會籠罩著恐懼。為什麼恐怖？因為它不僅有暴力，還有這樣的監控。這種新的專制形態，西方政治學家沒有研究，我自己沒這個能力和水平去研究，但是我在這個環境裡邊生活，感受到了。儘管我沒有被他們暴打，沒有被暴力侵犯，但是監控我、不讓我說話，把我的聲音完全封殺，污言穢語的攻擊，這些都有了。實行不是硬暴力，而是精神暴力。
袁莉：蔡老師，我看了您給胡佛研究所寫的文章，裡面很大篇幅寫為什麼中國一直是一個極權體制。我的困惑是，我們所謂的改革年代，也有過經濟社會這些方面的鬆動，那段時間不足以被稱為威權體制嗎？
蔡霞：我覺得還不足以說是威權體制，只能說是從極權向威權體制方向的鬆動。威權體制有很突出的一條，政治上是控制的，但在意識形態是有相當的自由度的，對新聞的管制也是有相當的自由度的。儘管新聞管制是和政治控制連在一起的，不可能完全放開，但是新聞自由是有相當尺度的。此外，民間的意識形態，沒有說只允許馬克思主義、只允許共產黨的話，別人的話不可以講。中國社會的思想開放，始終通過學術交流引進，（但所謂改革年代也）並沒有真正形成政治思潮上還有一個東西可以跟共產主義並列起來，共同討論，甚至爭論，沒有的，始終沒有這一點。所以我們講，它是極權向威權的鬆動，而不是一個相對能夠定型的威權體制，所以後來要收緊政治思想控制，要消滅這個社會上的不同意見——這些不同意見還不能叫政治反對派，只是異見人士——是相對容易的。所以我覺得西方國家用這個威權體制這個詞講中國，其實他們對中國看得太好了，他們以為80年代的鬆動，自然而然就走向威權體制，但是不是的，這個過程經過"六四"就中斷了。
"六四"之後，客觀上經濟放開了，但政治上始終沒有放開。1992年的十四大報告，幾乎沒談政治體制改革，但談建立市場經濟；1997年的十五大報告，開始談政治體制改革，有些話開始放出來，那其實是江澤民他們在的時候，鄧小平已經去世了，江澤民有一些想要協調社會關係的想法。當他要承認市場經濟，要面對社會利益分化的時候，他需要從理論上解釋，為什麼我採取新的路線和政策，他拿什麼東西來說我這個新的路線是對的。黨內那個時候老左派還沒死呢，好多極左派、老左派，總覺得他們在搞修正主義；他得找個理論來論證他，所以就自己編了"三個代表"。問題是編了"三個代表"後，共產黨還是沒有突破"主義思維"，就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主義思維的根子就是階級鬥爭，不突破主義思維，就不能真正去政治體制改革。
2004年前後，十六大黨章修改，我去給北大的學生黨支部書記和老師在大禮堂講新黨章的修改，我當時就講，用人類文明的思維突破主義思維，用人類文明的眼光看我們中國應該如何從農業文明走向工業文明，去追趕當今世界先進國家的資訊技術文明。後來當時北大的組織部長（他是搞哲學的）說，啊？你們黨校是這麼講課的？我說，你不用人類文明進步和發展的眼光看中國，你怎麼可能解決中國今天的問題？我們就是因為被堵在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根本對立——的思維框架里，不承認人類文明的發展進步，所以只能把外國技術性的東西拿回來，無法真正做到思維方式的改變，乃至整個政治路線、政治方向、國家民族前進方向的前進。
袁莉：十幾年前有傳言說，中央黨校實際上是中共內部相對自由化的一個分支，您覺得當時是這麼回事兒嗎？
蔡霞：中央黨校吧，知識分子啊，可以講是中國共產黨內相對來講有文化的人聚在那個地方，至於這個文化有多高，跟外面（的大學）比，中央黨校文化就不算高。但是從共產黨本身是沒文化的角度說，中央黨校就算有文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