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內地以驚人速度在七天之間完全扭轉防疫限制，由全球最封閉的體系突然變成全面解封，這種急轉彎的解封速度是全球前所未見，背後反映是十一月經濟數據全面轉弱，付出代價卻將是數以十萬甚至上百萬的人命損失。
諷刺的是，當內地民眾在付出巨大生命代價，短期內卻可獲得群體免疫，相信將有利本港能與內地通關，有機會拯救已經深度衰退的香港經濟，明年有機會重新踏上復常之路。
解封原因：中國經濟已經瀕臨崩潰邊緣
疲軟的11月經濟數據不難看出，中共領導人為何要迅速決定取消實施了近三年的嚴格防疫政策，原因是經濟已經瀕臨崩潰邊緣。
由於封控導致消費者減少開支，中國11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大幅下降，與此同時，在工廠艱難應對嚴格的防疫措施以及海外需求放緩之際，工業生產失去了動能，出口大幅下跌。失業率上升，對建築、機械和其他固定資產的投資放緩。
當中最令人意外，是11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5.9%，降幅遠大於10月的0.5%，也大於經濟學家預期的下滑3.3%，是半年低位，反映內地最大增長引擎，即是領導人說的「內循環」，已經全面失效。
透過這些令人沮喪的數據不難看出，中共領導人決定迅速取消實施了近三年的嚴格防疫政策的原因。對該政策的不滿情緒之前在上海、北京等城市升溫，甚至演變成了罕見的公開抗議「白紙運動」，現在卻成了放寬措施最佳藉口。
由上周五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亦可見經濟崩潰的跡象：這個為明年經濟工作定調的高層會議更一度傳出因疫情失控而要押後。外界特別關注中國會否由嚴格防疫的基調改為穩增長，會議提出，明年更好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大力提振市場信心，突出做好穩增長、穩就業、穩物價工作，當中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放在「優先位置」，這點正正突出內部需求已經到不得不率先拯救的地步。
因此儘管會議指出，明年要堅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不過去年會議上提出「共同富裕」目標，甚至要為資本設置「紅綠燈」，「防止資本野蠻生長」這套由習近平倡的平均主義，今年已經不見蹤影，反映在經濟寒冬之前，習近平亦不得不作出妥協。
根據歐美經驗，重啟經濟需時三至六個月
經濟學家表示，放鬆疫情管控意味著明年中國經濟前景改善，重開時間早於預期料將刺激消費支出並帶動經濟增長，但這一切都要在中國熬過感染浪潮之後。目前中國許多大城市的疫情已開始迅速擴散，這個過程以歐美的開放重啟的經驗來看，可能需要三至六個月的時間。
因此中國經濟短期的動盪將相當大，眼下傳染性新冠毒株正在中國龐大的人口中蔓延，導致大量勞動力患病，憂心忡忡的消費者不敢隨心所欲地消費。經濟學家預計這會使中國經濟復甦在短期內依舊乏力，並提醒說，可能仍需要零星的限制措施，以確保中國的醫療系統不會崩潰。
由於內地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重啟經濟，因此對2023年全球特別是香港的經濟前景，將產生深度的影響及變化，經濟學界正努力評估及消化這種轉變，意味明年經濟環境預測亦要重新評估。
香港外資公司早已啟動撤出香港程序
當然，對早已深陷深度經濟衰退的香港，包括政府預測今年經濟會出現3.2%的負成長，正面影響是可以預期，當中關鍵是與內地重啟通關的時間。基於內地已全面放棄限制措施，相信通關時間表會大幅提前，有利已經連續三季負成長的香港經濟重啟「復常之路」。
過去一段時間基於本港及內地的嚴格防疫措施，外資公司已經啟動撤出香港程序，這由投資推廣署發表駐港公司統計調查可見到端倪：當中經濟效益最大的外資地區總部數目連跌三年，按年減少46間或3.2%，整體較疫前少8%，而駐港公司跌穿9000間，為四年新低。這些地區總部公司不少是搬去新加坡，部分甚至因為對內地通關無期，索性撤銷駐亞太地區總部，這些公司走了就不會回頭。
券商摩根史坦利估計，香港放寬多項防疫政策和內地重啟步伐較預期快，令中港兩地於明年初免檢疫通關的機會增加，較原預期明年夏季始正常重新通關的推算為早，相信本港明年經濟表現更大機會出現該行的樂觀情景預測，按年料增長2.8%。另一外資行高盛更加樂覲，報告分析3年以來的清零政策已打擊中國在吸引外資及合作夥伴的能力，認為中國放寬邊境防控可能在相對快的時間內發生。而對本港最明顯受惠，將是中國的來港旅遊人數回升，加上中國重開對商品貿易的推動，高盛估計，中國重新開放有望提振香港GDP多達7.6%。
以本港最新失業率回落至3.7%，創出疫下新低，有學者已經預計，一旦中港通關可以再令失業率下降0.5百分點，令本港重返全民就業狀態。彭博經濟研究則指出，內地遊客可能在明年中便重返香港，假若時間能發生在明年第二季度，將提振香港明年的經濟增長至接近3%的水平。
香港國安紅線已經令營商者要步步為營
當然，對於香港未來經濟能否快速反彈，仍然有很多客覲因素掣肘，當中最關鍵是時間因素，即是放寬措施「來得太遲」，特別是錯失了上月在港舉行的金融峰會宣傳時機，要與早一年已步入全面復常的新加坡競爭「難度很大」，而已經撤走的公司亦不會輕易重新啟動返回本港。
但對國際投資者來說，中美之間的地緣政治關係日益惡化，亦是重要考慮因素：他們要想在香港或內地投放更多投資，日後會否在自己國家面臨政治風險？何況今日的香港已經與三年前不能同日而語，單看黎智英（被控涉嫌違反《國安法》）案即使在終審法院獲勝訴，也要面對人大釋法的風險，這種狀況在過去習慣普通法的外資眼中，會如何衡量？
更重要是國安的紅線已經令營商者要變得步步為營。強大如Google今天都要因為算法將一首歌曲置頂，都要面臨整個政府機器施予巨大政治壓力，甚至有行政會議召集人提出要引用特權法傳召Google代表解釋，到底這個七百萬人的市場是否仍然有吸引力？相信每一家外資心中都自有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