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知名總體經濟學家吳嘉隆。（新唐人）
台灣知名總體經濟學家吳嘉隆（Henry Wu）7月27日在大紀元紐約總部接受專訪，從政權存續的底層邏輯切入，剖析中國經濟困境的來由與走向。
在上篇訪談中，吳嘉隆（Henry Wu）從政權存續的邏輯，剖析了習近平為何要為改革開放「斷代」。接著，他把視線拉回經濟本身，從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百年難題談起，一路推演到他最擔心的場景——中國經濟的「多重器官衰竭」。
一、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百年難題
吳嘉隆指出，自工業革命以來，資本主義在發展過程中會不斷造成一個現象：社會撕裂。貧富差距一旦擴大，社會底層與勞工階級就會成為社會主義路線的土壤。
因此，他認為資本主義要健康運行，關鍵在於發展過程中控制差距的惡化、維持均衡成長——把落在後面的人「拉上來、跟上來」，而這並不等於搞社會主義。
他特別提到，這套思路，孫中山早在觀察歐洲問題時就已提出，稱為「民生主義」，核心是在資本主義發展中避免兩極化。吳嘉隆認為，就聯合國的相關統計而言，能在高成長之下同時兼顧社會均衡、避免差距惡化的經濟體並不多，台灣與日本可算是其中代表。
他進一步以近年的全球化與AI熱潮為例：凡是能在全球範圍內優化配置的一方——跨國企業、專業人才——往往是受益者，而無法流動的勞工階級則相對吃虧，因為他們沒辦法跟著資本跑到低成本的地方去。這正是資本主義始終沒能真正解決的老問題：發展的果實分配不均，社會由此被撕裂。
二、權貴資本主義：新的剝削階級
反觀中共，吳嘉隆認為，它名義上代表社會主義，實際搞市場化發展之後，貧富差距的惡化相當嚴重。他用一個說法點破核心：權力若沒有得到制約與監督，最終就會「扭轉」與「收割」。
他形容，共產黨在打倒其它剝削階級之後，自己反而成了新的剝削階級，回過頭來剝削本應是其代表的普通勞動者——這就是外界所說的「權貴資本主義」。
吳嘉隆進一步從創新的角度說明極權體制的局限。他認為，真正的創新往往帶有「叛逆」的性質，是對既有架構的挑戰，還需要在旁人質疑、看不到結果的階段頂住壓力的勇氣。而要保護創新成果，靠的是專利、法治與人權這一整套制度。、
他認為，極權體制缺乏這樣的土壤，掠奪創新成果的機制反而會讓真正的創新者卻步——在缺乏產權保護的環境裡，「我創新的成果被你們拿去，你說我還搞什麼創新」。這也解釋了為何中國所謂「自主研發」在制度上的先天不足。
三、東南自保：中央與地方的財政衝突
針對中共「東南自保」「連省自保」的說法，吳嘉隆提供了兩個觀察點。第一是財政移轉支付：中央還有沒有能力向地方輸血、支撐地方財政。第二是維穩經費的負擔：一旦維穩開支被推給地方承擔，地方就可能開始「擁兵自重」，甚至分到部分兵權。
他認為，這兩個角度目前都已浮現值得警惕的跡象。中央對地方的財政支持力度前所未見地吃緊，地方已在各尋出路；維穩經費同樣面臨難以為繼的壓力，而一旦軍隊薪餉出現問題，後果更為嚴重。吳嘉隆還點出一個常被忽略的伏筆：疫情期間大規模核酸檢測的費用，多由地方財政而非中央承擔，等於把地方的家底大量消耗掉。地方財政被掏空之後，只能向中央「嗷嗷待哺」，中央卻拿不出補貼。
他引述近期的說法稱，過去支撐中央財政的主要是上海、江蘇、浙江等經濟發達省份，如今相繼吃緊，中央的財政缺口壓力因此格外沉重。這也印證了財政部半年報所顯示的、所有省份收不抵支的困局。
四、通縮：中國經濟更迫近的威脅
吳嘉隆認為，財政缺口壓到最後，北京很可能不得不大量印鈔。他以歷史作對照：國共內戰後期，國民政府濫發貨幣、大印鈔票，最終引爆惡性通膨。
他擔心，若中共走到財政的死角，也可能出現類似局面——印鈔換來的是惡性通貨膨脹。
不過，吳嘉隆認為當前中國經濟更迫近的威脅其實是另一端——通貨緊縮。他強調，通縮最可怕的地方在於「預期心理」：當人們預期物價還會跌，就傾向延後消費，「反正東西還會更便宜，何必現在買」；你不買、我不買、大家都不買，需求便真的不足，企業只好降價，甚至破產，形成惡性循環。
但這是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人們預期情況會變壞，行為隨之改變，結果情況真的變壞」。
中國一旦陷入通縮，走出來所需的時間恐怕更長。因此他認為，寧可承受一定的通脹，也要極力避免通縮。
五、多重器官衰竭：系統性風險的引爆
吳嘉隆用「多重器官衰竭」來形容他最擔心的場景——不是單一危機，而是多個危機同時爆發、相互引爆。他指出，光是房地產危機一項就已經難以化解，如今疊加上失業危機、債務危機，債務又會引爆地方財政危機。
更關鍵的是金融環節。吳嘉隆解釋，中國大量資產都被當作向銀行貸款的抵押品，一旦這些抵押品「黃掉」（大幅貶值或違約），下一步就是金融危機。
也就是說，房地產、就業、債務、地方財政與金融體系彼此牽連，任何一環失守都可能拖垮其它環節，使經濟問題從「放緩」升級為「系統性危機」。
綜合來看，吳嘉隆對中國經濟短期前景的判斷偏於悲觀：他認為，中共出於政權安全的考量，難以真正回到讓市場主導、讓人民致富的道路，而在結構性問題與政策轉向交織之下，多重危機同時引爆的風險正在累積。至於北京是否還來得及避免硬著陸，關鍵或許不在於單一政策，而在於當局是否願意扭轉「讓人民依賴政府」這個最根本的體制邏輯——而這，恰恰是他認為北京最難跨出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