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筆者觀察，最多人關心的重點便是此事為何發生。這個問題筆者無法回答，但這麼重大的歷史事件，一定有很多面向可以探討，例如因事件而離開澳門的「難民」...
作者：程偉恆（「在帝國邊陲講故事」作者）
轉眼間，「一二‧三事件」（下稱事件）已來到56周年。每年十二月份，澳門民間都會有大量關於此事的討論，無疑為澳門最熱門的歷史事件。以筆者觀察，最多人關心的重點便是此事為何發生。
這個問題筆者無法回答，但這麼重大的歷史事件，一定有很多面向可以探討，例如因事件而離開澳門的「難民」。
聯合國一九五四年通過《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公約中清楚列明對難民定義，即：
「具有正當理由而畏懼，會因為種族、宗教、國籍、特定社會團體的成員身份或政治見解的原因受到迫害，因而居留在其本國之外，由於其畏懼，不願接受其本國保護的任何人。」
聯合國對於難民的定義，直白說就是出於政治原因離開國家的人。
很多人不知道，事件發生後，澳門有不少人因為政治原因，紛紛逃出澳門，這批人可說是聯合國定義下的難民。這批難民的故事一直鮮有被人提起，我想借56周年這個機會說說他們的故事。
以下，我會將這批難民分成兩類簡述，一是確實受到政治原因而離開的人；另一是沒有明確證據，很可能出於內心恐懼而離開的人。
「反共義士」們
關於事件的詳細經過，本文就不再詳述，簡單說因一場學校違規擴建事件引發一場大型民眾抗議事件，殖民政府起初強硬鎮壓，結果令事件升級為「反葡抗殖」運動，最終殖民政府在多方壓力下，簽署多份答應示威者要求的文件而落幕。
「氹仔坊眾學校」現址，造成澳門政治分水嶺的「一二‧三事件」，便因此校發生（Image: IG@jdeebeat）
其中有兩份文件都有禁止國民黨在澳門活動的條文，甚至清清楚楚列明必須驅逐陳祖、馮漢樹、容海襟、鄧晴隆、黃兆鴻、黎義海、鄭逸雄、馬景泉等八人出澳門，並解散他們所屬的組織。過往幾乎沒人關心他們的去向，可能想說走了便走了，但他們明顯屬於「政治難民」，若從他們的角度去想，更是事件中受害者。
根據筆者從台灣找到的檔案，發現一封黃兆鴻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寫給台灣政府的信。信中黃表示澳門警方約了親國民黨澳門組織負責人開會，但只有他與容海襟、鄧晴隆三人出席，其他人早已逃離澳門。會後，容也漏夜逃往香港，此時親國民黨的重要人物基本上只剩黃與鄧。
此外，黃在信中提到當時情勢「風聲鶴唳，人心惶惶」，同志們「已呈心怯氣餒之象」，各人被各種不利傳聞嚇怕，紛紛自行離開澳門以策安全。可以說，根本不用等到澳門政府出手驅逐，名單上的人早已樹倒猢猻散。
按筆者可以找到的資料，這八人有些去了香港，有些去了台灣。有趣的是，這八名被中共視為惡貫滿盈的「蔣幫」，去了台灣便成了「反共義士」。例如鄧晴隆到了台灣後，被迎為上賓，台灣政府更召開了一場座談會，頒發「忠貞愛國」獎章予他，褒揚其反共精神。這樣的局面，猶如一種平行時空。
全國各界歡迎澳門回國反共僑胞代表座談會（Image:台灣文化部國家文化資料庫）
消聲的難民
除了上述親國民黨的頭面人物，因政治原因而懼怕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選擇離開澳門外，其實還有非常多人在同一時期離開澳門。
據《中央日報》（台灣官方喉舌）一篇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的報導顯示，有高達400多名澳門華人逃到香港。雖不知《中央日報》從何得來統計數字，甚至有理由相信此數字被誇大（營造澳門危城形象），但當時確實有不少人被事件嚇怕，選擇離開澳門。
當時台灣政府可能出於政治原因，成立「澳門僑胞回台接待安置專案小組」，預計接運3,000人到台灣，小組專門負責安置他們。筆者相當肯定台灣政府的決定並非出於人道原因，因為當時港澳有大批從中國逃來的難民，這批難民有不少希望轉到台灣生活，但台灣政府總是在入境手續上刁難他們，以至只有極少數難民成功到達台灣。
無論如何，台灣政府願意開放接濟一批人到台灣，吸引了一批人選擇到台灣生活。毫無疑問，台灣方面都宣稱他們因政治原因而選擇到台生活，但他們實際的心聲又如何呢？李巧寧在其碩士論文，訪問一批被台灣政府安置於現屬桃園市的澳門難民，讓我們可以得知當時這批人離澳的原因。
李的訪問中，有不少訪問者原本就因為政治（如原國民黨部屬）、經濟等原因從中國逃到澳門，換言之他們起初皆為中國難民，再慢慢在澳門落地生根；也有受訪者是國民黨員或親近國民黨的人。
無論事件牽涉多少政治角力，大部分因此離開的人，都是尋求穩定的平民，「走」成為他們唯一選項（Image: IG@jdeebeat）
前者本來就多多少少不滿中共才逃到澳門，所以當中共可能「來臨」澳門時，喚起他們不愉快記憶，因此選擇再次離開家園，移民他鄉。後者不用多說，為事件中被針對的群體，「走」似乎是他們眼中唯一選項。
空穴來風？
無論是鄧晴隆等八人，還是逃到台灣的平民，他們對於「一二‧三事件」與主流論述有很不一樣的感受。主流華文界普遍對事件持正面看法，認為澳門長久以來受到葡國殖民壓迫，此事是澳門華人對壓迫的回應，並成功改善華人的社會處境。筆者無意就事件起因或其帶來的影響展開討論，但上述說法肯定不會被難民認同。
對於難民來說，事件如同一場惡夢，李巧寧的受訪者更形容事件為一場「暴動」。難民與現今論述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其一大原因與他們在當時處境有關。當時整個社會都有一種氛圍，中共好像要「軍臨」澳門，清算敵人（如國民黨員、前地主等）。
依筆者能找到的資料，沒有證據（史料）顯示中共真的打算清算或加害澳門國民黨人或與其關係密切的人，但他們的擔憂絕非杞人憂天。事件發生後，澳葡政府把七名正在服刑的國民黨特務移交中共，再加上程一鳴（國民黨在澳門情治高層）此前攜帶大量情報叛逃，都加深人們對自身安危的恐懼。
結語
最後，我借本文所說的難民故事，只想告訴大家一件事，「一二‧三事件」還有太多我們沒有觸及，或從來沒有想過的事。大部分的事可能永遠沒有機會探討（欠史料），但總有不少是我們可以解答，可以探討。
唯有多方面、多角求討論事件，我們才能最貼近事件的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