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讓我回憶一生中最值得紀念的時期，文革中大串聯應該是其中之一。我16歲那一段非常的經歷，已深入腦髓；祖國鄉村的古樸風光，時時浮現在眼前。那一個個淳樸的農民形象，給了我終生難忘的記憶。其中，長辛店附近村落的一位貧農大媽，最能引發我回味寶貴的良知，慷慨的人生。
步行長征為哪般
那是文革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1966年，毛澤東主席向學生們發出了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大串聯、將革命造反的烈火燒向全國的號召。同學們紛紛結夥，準備去週遊，去上海的，去杭州的，不一而足。
我也作了準備。我的目標，是徒步穿行於鄉村之中，目標是井岡山。我沒有同伴——在我周圍的同學中，大都是要坐火車、汽車的。這時，準備與同校同學們一起串聯的姐姐，怕年齡過小的我一個人徒步旅行，會發生不測，於是，與我商量停當，姐弟倆打好背包，踏上了漫漫征程。
我之所以起了步行串聯的心思，原因首先是我是一個有挑戰癖的人。越是艱苦的事物，我越願意嘗試一下；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很喜歡與鄉村裡的農民打交道。記得麥收期間，我們中學生們曾經去鄉下幫助農民忙麥收——那些鄉村漢子們彎腰拔麥子時近乎藝術表演的動作，深深地吸引過我。尤其是在順義縣木林公社東埝頭大隊的一個（記得是第四）生產小隊勞動期間，全小隊的社員們，特別鄭重贈送過我個人一面錦旗，表彰我的勞動熱情，給了正處於壓抑狀態中的「黑五類」子弟的我以最大的安慰。
我迫不及待地奔向於祖國鄉間土路，與其說是響應將革命烈火燒向全國的號召，不如說是欲在田間地頭，在茅屋土炕邊，從鄉民那裡尋找心靈的安慰。當然，我不會忘記自己改造世界觀的使命——我是一個右派子弟，也是多年的三好學生。在老師的引導下，我因堅決背叛右派家庭，前一年加入了共青團，成為學校樹立的背叛「反動家庭」的樣板。我這次準備一路體味最艱苦的農村生活，和農民多多接觸，將革命道路走到底。
燕趙貧母多慷慨
我和姐姐並不孤單。走出郊外時，在我們的周圍，有張貼、粉刷在各種建築、牆壁的「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等大標語；在我們的前後，有著一撥又一撥的步行長征隊伍。口號聲，歌聲，此起彼伏。雖然我們這前赴後繼步行的隊伍，遠遠比不上乘坐火車、汽車的串聯隊伍之眾多，但人數也很可觀，氣勢可稱雄壯。
剛剛只走了半天，我便初嘗到了徒步長征的分量。但風華正茂的姐倆，隨著呈現在眼前的漸寬漸廣的道路和一排排高大的樹木，心情舒展，一路高歌，走在通向河北省的大路上。
第一天，不知走了多少路，汗水濕衣，背包山重。初冬的斜陽即將被遠山銜去，我們停留在一個村子旁。啊，長辛店到了。「長辛店」三個字，對我們，並不陌生。我上過歷史課，知道這裡曾經舉行過震驚中外的「二七大罷工」。姐倆站在村邊一家院牆外張望。恰好一位四十餘歲的大媽走出來，瞭望著什麼。她髮髻黝黑，身材瘦高，衣著潔淨利索。她眼睛亮亮的，和藹可掬。姐姐向她問了好，說明我們是來自北京、響應號召，步行走向井岡山的學生，希望有房屋借宿一夜。
大媽聽說我們是從北京城裡來的姐弟倆，先是一愣，然後招手，急喚道：「快進家來！」走進院子，聽見雞窩內的躁動聲，一陣陣誘人的飯香，撲鼻而來。房屋陳舊的青磚反射著落日的餘輝，為我們照路。
我們卸了背包，坐在燒得熱熱的炕頭上。
屋子裡乾乾淨淨，除了一個板櫃，一張桌子，幾個小凳，別無長物。牆壁上懸掛著毛主席畫像，有「翻身不忘共產黨」等字句組成的對聯。不用說，主人公的成分是貧下中農。熱氣騰騰的鍋蓋下掩藏著的，不知是什麼好吃的——大媽一家要開飯了。
大媽家裡有幾口人，現在我已經記不清了。只記得一個不到十歲的小妹妹，跑去打水。
大媽招呼我們洗臉、洗手，忙著開飯。她特別叮囑我：「男孩子，飯量大。大媽沒有別的，窩頭，棒子渣粥，管飽！」撫摩著我們的背包，問過我們的年紀，大媽讚嘆著，又嘆息問：「你們出來，走這麼遠的路，媽媽在家裡總惦記著！」
「媽媽」的話頭，讓屋裡的空氣變得凝重。姐姐向前一步，跟大媽懇切解釋說：「大媽，我們的媽媽是右派，也就是反動派；我們出來串聯，就是要向你們貧下中農學習，徹底和反動家庭劃清界限，改造世界觀！」
為我們添飯的大媽怔住了。剎那間，淚水有如出閘門之水，奪眶而出。她輕搖著姐姐的肩，顫聲道：「不能這樣說，親媽怎能是反動派呢？」
我和姐姐都望著大媽發愣：她會為「媽媽是反動派」這句話而流淚？難道她不知道58年以後的反右運動嗎？我們從上幼稚園和小學時，就懂得了一個人間道理：共產黨是人民的救星，是真理的代表；向黨發動進攻就是反動派——大媽不會不知道吧？
大媽並沒有注意到我們異樣的表情，她的雙眸在昏暗的燈光下，顯得出奇的明亮。她停頓了一下，用教訓子女的口氣道：「閨女，親媽一口奶，一口飯，把你們養大；這樣說親媽，不對！」19歲的姐姐開始說給大媽聽：在黨的整風期間，媽媽為自己的進了監獄的三弟——也就是我們的三舅喊冤，犯了反對肅反運動的錯誤。
姐姐表現出她最大的耐心，講說著反右鬥爭的背景。
姐姐任過多年大隊長，是三好學生。她的話語有根有據，有板有眼。她的表達能力真是強，像是上一堂生動的教學課。
姐姐的解釋細緻、具體，分析冷靜、理性，對面的大媽卻越發驚愕，她的臉色慘白，似乎有什麼災難已經降臨。這時，我忍不住插了一句：「大媽，您知道《人民日報》社論《為什麼說資產階級右派是反動派》嗎？」我反覆學習過這些文章，我想我提供的權威證據會使大媽猛然醒悟。
半坐在炕邊，一直在準備為我們添飯的大媽站立了起來，她目光炯炯，對著我，也對著姐姐，回答道：「孩子，你說的那個社論，大媽不懂」；接著她又仰看著屋樑——或者不如說仰望蒼天，呼號道：「可說親媽是反動派，不行啊……」那拖長的「不行啊」的聲音，在半昏半明的房子裡迴蕩；她的臉色，如喪親人般的慘淒。
我們驚呆了。
我從接受正式教育以來，從沒有聽到過與社會共識如此相左的言論，更沒有聽到過這般揪心撕肺般的呼喊——而這般言論與呼喊，竟是來自一位貧農大媽之口。這一呼喊，大大震撼了我，遠勝於在文革中聽到的那種千篇一律的排山倒海的口號聲。
一邊是姐姐認識到了真理之後的認真詮釋；一邊是大媽對世間有如許論調的莫名悲哀。前者的聲音越來越懇切，而後者的憂戚已經不堪熬煎。
終於，大媽撐不住了，她搖著頭對姐姐說：「別說了，閨女，大媽難受……」然後，急匆匆地走出了房門。我在和姐姐的眼神交流中，知道她與我有同樣的困惑：怎麼貧農大媽的見解與我們多年學到的知識有天壤之別？
過不多久，大媽帶來一位大叔——村裡的革命委員會主任，她指著我們姐弟倆，說：「就是這兩個孩子。這么小的年紀，您說能放心嗎？」革委會主任穿著綠色上裝，中等身材，背微駝，是個復員軍人。他對我們開門見山地說：「聽你大媽說，你們姐倆步行去井岡山，一路上太不安全，還得搭個伴兒。我和你大媽商量，聯繫了一群大學生，北京農大的，他們今晚落腳在我們村，明個兒一早也去井岡山……」姐姐急忙截住了他的話：「我們是右派子弟，我們不能連累他們，我們倆自己能走！」「不行！我去叫他們的陳隊長！」主任把手一擺，他轉身出門。大約十分鐘以後，只聽得外面旋風般的步履聲，一個戴著眼鏡的高大青年男子，站在我們面前。
「我姓陳，我們是北京農業大學的，咱們一起長征吧！」他的聲音帶著一種完全能信任的友好情誼。
姐姐惶恐著：「你們知道我們是什麼人嗎？我們是右……」
陳隊長則用背誦得滾瓜爛熟的「最高指示」表示著戰友般的歡迎：「『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小同學，不必顧慮，讓我們肩並肩地走向井岡山！」
因擁有「黑五類」、「狗崽子」的身份而在文革中被歧視的我們，面對這拒絕不了的熱情，心裡熱乎乎的。主任大叔斷然道：「一起走，你們不能分開！」
大媽沒有剩餘的房屋。當天夜裡，我們與大媽一家人睡在長長的火炕上。我睡在最靠灶台這一邊。大媽對我慈愛地笑笑：「睡熱炕頭，解乏！」這是我第一次和陌生村民睡在同一間屋裡。疲乏不堪的我很快進入了夢鄉。
第二天一早，我和姐姐站在十餘位朝氣勃勃的北京農業大學生隊伍中間，與大叔、大媽告別。大媽拉著大學生陳隊長的手，叮囑說：「你們可別扔下他們，怪可憐見的……」大媽走向大學生們跟前，一一拜託，動之以情。她殷切地看著大學生們，一直聽到陳隊長等所有人的熱情保證，才放心地退到一旁。
走了幾步，我們回過頭來，看著大媽一家，在門口旁邊的棗樹下，望著我們。寬慰的神情浮現在她的臉上，仿佛母親為遠行的子女找到了可以託付之人。
我們互相招手……
大媽何以看破真相
離開了長辛店以後，我們繼續著長征，以後再也沒有與大媽見過面。
大媽可愛可親，但經過多年學習與錘鍊的我們不會聽從大媽的意見。我們那時確認自己走的是一條徹底背叛反動家庭的革命之路。
不過，那一夜大媽陡然間變得刷白的臉，還有那仰向蒼天悲愴的一聲呼號：「說親媽是反動派，不行啊……」，總是不定時地突現在眼前，迴響在耳邊。隨著歲月的流逝，其情其景在腦海中總是揮之不去，化為了永恆。
1979年，從內蒙草原返回京城的我，得知三舅的所謂「現行反革命」被否定，最終得以徹底平反了。這是否意味著，母親為自己弟弟的鳴冤叫屈，也僅僅是就事論事而已，而不是蓄意對黨的肅反運動進行攻擊？順理推之：我們子女們與母親劃清界限的長達十多年的行動，是符合情理的嗎？
我們的見識為什麼比不上目不識丁的大媽？
我們是怎麼學習知識、認識事理的？我們坐在同一間教室里，擠在同一個會議室內，手捧同一本書，認定（「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唯一真理，擁護著，思考著，補充著，發揮著，然後萬眾一心，眾口一詞，將我們的共識化為一種沖天的熱情，現實的行動。
大媽是怎麼生活的？她每天做飯，洗衣，看孩子，餵豬，奔走在茅屋內外，盤旋於爐灶之旁。在「與反動家庭劃清界限」的口號長期流行時，幾乎是處於封閉境況下的她悲天憫人地呼喚著人倫親情，寸步不讓地捍衛著母親的尊嚴，並將這種「反動派」父母之提法，嚴詞拒之於千里之外，其意氣之勇決，真不在那「障百川而東之，挽狂瀾於即倒」的韓昌黎以下！
貧農大媽忙於家務，既沒有像家家的爺們兒有到村委會開會的機會，目不識丁的她當然也讀不懂來自上邊的指示或文件，她對事物真相何以有著如真確的把握？她對世間大問題的敏捷反應，竟高明過了大多數的讀書人，高明過了權威社論！她在低陋的小茅屋中，以最樸實的語言，一語道破事情的實質，不屑那那洪水猛獸般的造反潮流；反倒是長期受到正規教育、在尋求真理的泥淖中打滾、掙扎的我們，顯得可悲復可笑了。
我想起了安徒生童話中的那個孩童，他睜著不曉世故的一雙水晶般的眼睛，問媽媽，那個皇帝為什麼不穿衣服？這傻憨憨的一問，讓世間人們無遁形之地，令事實真相水落石出。長辛店的貧農大媽，不就是新時代安徒生童話中的一個赤子？她只憑良知，不曉權威，拒絕謬說，截鐵斬釘。我設想，如果大媽也如同我們一樣，天天學文件，時時背條文——那時的她，或許會能增加不少文雅之氣，然而，「說親媽是反動派，不行啊……」的呼號，還能從她的口裡發出嗎？
「說親媽是反動派，不行啊……」，這聲音如許親近，仿佛就在耳邊縈繞；它又如許遙遠，如同遠古傳來。它含著大媽的淚水，也是我們古老民族面對衝破道德底線的行為的一聲悲吟。中華民族，很早就講親親之仁——從對自己親人的愛，推廣到廣大的人類之愛。這種境界，雖然有它的局限，但至少可以維繫家庭的穩定，使民族長期開鑿的心靈河床不至於橫流漫溢。大媽的痛苦，其實是民族的大悲大痛。大媽沒有理論，她只有感覺——一種天塌地陷的感覺。
我恍然感覺，我們民族世世代代經營、積澱的最樸實的道德之魂附著在大媽的敏感神經上，她曾為民族的恥辱、悲哀而放聲一號。
親愛的長辛店大媽，在我激進地與父母劃清界限時，您給了我親生母親般的大愛；而您呼號於小小村屋，對我來說，永遠是警鐘長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