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暁康按：姜和平又有新的譯著，還是譯自賈斯柏．貝克，一部新著《中國製造：武漢，新冠病毒及追求生物科技霸權》，恰是新近最熱門話題；她上一部譯的是《中國餓鬼》，講中國大饑荒餓死四千萬人，而這一次全球covid-19歷史病例總數已達6.56億、總死亡人數667萬，本書揭露，武漢病毒研究幾乎得到美國資助，而疫情爆發後，為什麼西方科學家紛紛出來反對病毒從實驗室泄露理論？這些疑竇，至今無法澄清。承譯者委託，我在臉書貼出貝克的《中文版前言》。】
對於2019年底在武漢出現的神秘病毒，我們還了解多少？簡短的回答是：不多。本書英文版已經出版一年多了，至今也很難補充更多信息來說明這一新冠病毒的出處。
中國尚未發布任何消息來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這種病毒究竟是某種動物"溢出"的，還是來自實驗室。除了半心半意地對國外指手劃腳以外，這個國家並沒有顯出要為此盡力的熱情。稱這種病毒是從一千公里外南方的蝙蝠傳播到華南海鮮市場，這一說法不再提了。
如果中國追蹤到了任何符合"人畜共患疾病"假說要求的動物——中間宿主的話，那麼就是在保密。同樣，要了解"蝙蝠女俠"石正麗博士和同事們在武漢病毒研究所究竟做了什麼，也不容易。 中共當局沒有公布實驗室研究記錄，也沒有公布他們從雲南和東南亞收集的22，000份標本和測序病毒的資料庫。簡言之，沒有證據支持"溢出"之說或"實驗室理論"。
美國前國家情報局局長約翰•拉特克里夫(John Ratcliffe)在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新聞採訪時證實了這一點。他說，對此一開始就是"零情報"，現在有關源自自然資源方面仍然指向"零情報"。
鑑於新冠病毒，即 COVID-19造成的重創，中國看起來對追查真相不感興趣，這非常非常奇怪。從2022年8月下旬到10月期間，中國有70多個城市處於全面或部分封鎖狀態。也就是說，三億多人的生活和生計受損。此前上海經歷了令人痛苦的封城，許多居民被關在家裡沒有足夠的食物約兩個月。視頻顯示了高樓里的居民向窗外喊叫，敲打鍋盆。當局的回應是，豎起圍欄封鎖公寓樓。
政府向民眾強加了令人窒息的數碼通行證系統，並不斷要求人們反覆做核酸檢測。這樣使政府對個人自由的管控上升到了幾十年未見的新水平。政府現在可以阻止你去哪兒或者買什麼。
實際上，政府還可以用公共衛生的名義隨意阻止人們開展正常業務。這是一套很容易被濫用的可怕系統。
這套系統的運作如何呢？當武漢最初的疫情迅速得到控制的時候，他們的做法贏得了讚譽。
那時候中國報告的死亡人數很多，而這種流行病似乎沒有在全國蔓延。其結果是封鎖、戴口罩、洗手、檢測、旅行禁令和隔離措施的全套做法得到了世界各地效仿。
但是後來，英國和其它國家很快開始運用高度創新的信使 RNA疫苗為民眾接種。此舉使這些國家能夠宣布大流行結束，生活恢復正常。然而事實上，中國在為民眾接種疫苗的進展要慢得多，而且國產開發的傳統型疫苗在很大程度上證明是無效的。儘管國家試圖關閉邊境，但是新的病毒株還是進入中國並迅速蔓延。
我們無法確定中國的病例數和死亡人數，官方數字相當有限。外部觀察者認為，死亡人數可能多達170萬。在中國，資金不足的農村衛生系統已被證明是不夠的。儘管老年人面臨的風險最大，但是當局似乎沒有把60歲以上人群的疫苗接種作為優先事項。令人尷尬的是，政府最近轉而採用西方製藥公司開發的信使 RNA疫苗。
中國經濟的成本很難界定，因為有其它因素在起作用，尤其是房地產崩盤。北京承認現在的增長速度已經到了四十年來最低。控制病毒的經濟負擔必定沉重。中國的經濟放緩，或者更可能是收縮，已經波及全球。中國進出口相比過去也在減少。常有在華外國公司或解僱員工，或完全關閉業務。
一些政治分析家把大流行的管控和共產黨領導人習近平聯繫起來，認為習把自己的聲譽押在成功戰勝病毒上。這意味著對習來說，戰勝病毒比保持經濟增長更重要。當病毒失控時，習下令地方政府採取更加嚴厲的措施，甚至因為僅有一兩例檢測陽性就封鎖整個城市。這表明，習要實現其前所未有的第三任期，這一願望驅使著這些做法。
雖然習確實鼓勵著倒退到毛澤東時代的個人崇拜，但是我還沒看出他和以前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作為有什麼不同。習的政策完全符合中共對公共衛生問題的重錘式的處理方式。黨一貫以高度的紀律性和強制性手段來應對這類挑戰。也許另一位領導會很快接受、並准許進口外國發明的信使 RNA疫苗來取代中國國產疫苗。然而，中共的傳統一直是把新的疾病（比如愛滋病）等歸咎於外國，並大肆宣傳中國的抗疫方式。這倒不是習近平的獨創。
中國（可能）對很多動物和野生動物交易商作過測試，真正盡力追蹤、並找到把蝙蝠病毒傳染給人類的動物中間宿主，可是尚未披露有任何發現。有報導稱，中國測試了采自動物和養殖場的80，000個樣本。如果一經發現了這種動物，那麼肯定會公布於世。他們本可以很容易做到這一點，從而還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中共的責任。而這樣做意味著可能受到批評，即政府未能管理好野生動物交易，但是，這總比製造危險病毒，然後讓它從政府實驗室逃逸的譴責更可取。對政府來說，即使絕不能丟臉，第二種選擇也還是更糟、更壞。
我們可以假設黨確知這種病毒是在哪裡、以及如何出現的嗎？我想是可以的。由於黨掌握著一切手段用來追蹤和查詢所有最初的病例，可以據此知道每個人去過何處和接觸過何人。如果用這些手段追溯到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實驗室，就會知道。再者，黨也能夠準確地調查出這種病毒是如何構成和如何流出的。中國曾向世界衛生組織披露了早期的124例病例的信息，但是我們不知道是否還有更多病例。這表明疫情早在2019年11月以前就開始了。
有些間接證據可以為早期爆發提供佐證。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前幾個月，中國停止出口個人防護設備，諸如防護服和口罩。2019年8月到9月，中國對美國的個人防護設備出口量下降了一半。與此同時，中國還開始在世界各地購置這類設備。
儘管有不少國家的政府不經常公開指稱，但是他們肯定懷疑中國隱瞞很多有關疫情的信息。
曾任白宮新冠病毒應對協調員的美國高級衛生官員黛伯拉∙伯克斯(Deborah Birx)說，直到美國獲得更多關於早期大流行的信息，她才願意向世界衛生組織交納資金。很多國家的政府肯定私下相信或者至少強烈懷疑中國政府對這種病毒負有責任。
由於很難說服中國披露更多信息——特別是有損中國聲譽的信息——病毒學家和有關專家的大部分討論就集中在能否從武漢病毒研究所和美國資助的生態健康聯盟(EcoHealth Alliance)的合作中了解些什麼。正如本書中的詳細闡述，他們合作研究的領域非常廣泛。生態健康聯盟的資金主要來自美國軍方。合作研究的項目涉及在中國和東南亞尋找潛在的危險病毒，並把它們帶回武漢。接下來對病毒進行測序，然後再用來做實驗，觀察這種病毒是否以及如何發育繁殖，是否感染人類。這種被稱為功能增益的研究在美國因風險太大而暫時中止，但是在武漢繼續進行。
自本書出版第一版以來爆出的新聞之一是，生態健康聯盟在2018年曾向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US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DARPA)提交了一份1420萬美元研究經費的提案。這份提案請求科學家和武漢病毒研究所合作，啟動把弗林蛋白酶切割位點插入SARS樣病毒中的研究。這個弗林蛋白酶切割位點是極為罕見的 COVID-19病毒的關鍵區別特徵。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以風險為由拒絕了上述提案，並指出這樣的研究不能解決重大的道德、法律和社會問題。
計劃署否決了提案，並不意味著武漢沒有開展這項研究。況且，申請者在提出資助申請之前就已經完成了部分工作是很常見的。我們知道武漢病毒研究所在生物安全等級二級的實驗室里製造新的 SARS樣病毒。他們構建了一種嵌合的 SARS樣病毒，可以感染人類的呼吸道細胞。
然而，很難證實武漢究竟發生了什麼，其實即使沒有美國的資助，病毒研究所也能開展這項研究。《華爾街日報》2021年5月的一則報導援引未具名的情報來源稱，武漢病毒研究所的三名科研人員曾於2019年11月到醫院就診。但是我們不確定這是否和新冠病毒，即 COVID-19有關。
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美國合作夥伴生態健康聯盟被指控隱瞞信息，並且未能滿足其初期獲得經費的條件，這些條件要求及時報告合作進展細節。美國最高級別的衛生官員安東尼•福奇(Anthony Fauci)似乎是生態健康聯盟負責人彼得∙達薩克(Peter Daszak)的贊助者和保護者。福奇曾為與中國合作和功能增益研究而辯解。他還具有監督美國生物武器研究的職能。
福奇遭到一些美國政治家的猛烈抨擊，尤其是前德州參議員蘭德∙保羅(Rand Paul)。即使年逾八旬的福奇將在2022年底退休，批評者們仍然決心對他進行調查。保羅參議員說，美國國家衛生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資助的科學家"製造了自然界中未發現的病毒"，福奇拒絕承認這一點而"誤導"了美國公眾，他聲稱已經審查了向公眾發布的有關病毒來源的信息。如果共和黨在2022年11月的中期選舉中贏得參眾兩院的控制權，他們將任命一名特別顧問，並啟動法律程序，來迫使福奇、生態健康聯盟和國家衛生院出示有關文件和通信。這樣可能會進一步揭示武漢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