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2月16日，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本來的議題是生產、經濟，江青沒有參加。陳伯達參加了會議，但是灰溜溜的，甚至不敢坐在自己原來的位置上，一個人躲到了後邊桌子角上，還是周恩來叫他坐回到他原來的位置上的。[84]徐向前的回憶是：「康生、張春橋、謝富治等人坐在『被告』席上，狼狽不堪。」[85]會議開始時，形勢似乎對老幹部們很有利。譚震林首先發難說：「老幹部一個個被整……這一次，是黨的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他甚至點名說：「江青把我整成反革命……」[86]葉劍英接著說：「老幹部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哪有隨便打倒的道理？」[87]
當時陳毅的發言把「文化革命」與1942年的「延安整風」聯繫起來。陳毅說：「延安整風搞出了（意指抬出了）一個劉少奇，怎麼樣了？史達林搞出了一個赫魯雪夫，又怎麼樣了？」[88]「在延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還有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這些人，還不是擁護毛澤東思想最起勁！……（延安整風）挨整的是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挨整的嗎?」[89]陳毅提到的這6個人都是「延安整風」時因堅決擁護毛澤東得到提升的，特別是劉少奇，毛蓄意把他提到周恩來之上成為黨內的2號人物；在「文革」的第一波中，這6個人又全部被打倒。周恩來一聽，就知道陳毅犯了大忌，立即打斷他說：「（延安整風時）我應該檢討，當時是整得對的嘛。」[90]但是陳毅的話已經說出來了，毛澤東自然也就知道了。
其實，幾天前毛澤東斥罵陳伯達、江青本來就是假意責備，以洗刷自己在打倒陶鑄的問題上幾次出爾反爾的責任。懷仁堂會議上陳毅、譚震林的發言觸到了毛的痛處，毛便「龍顏大怒」。1967年2月18日，毛召集緊急會議，這一次既非政治局會議，也不是政治局常委會，他只通知了幾個人參加，軍隊領導人中只有葉劍英一個人參加了這次會議。按中共的制度來說，其實這算不上是一次正式會議，只是毛澤東對幾個「廷臣」訓話而已。毛澤東說：「『中央文革小組』是忠實執行八屆十一中全會精神的，錯誤只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確的。」「誰反對『中央文革小組』，我就堅決反對誰。」[91]「你們要否定『文革』，辦不到！葉群同志你告訴林彪[92]，他的地位也不穩啊，有人要奪他的權呢。讓他做好準備，這次『文革』失敗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岡山打游擊。」[93]「你們說陳伯達、江青不行，那就讓你陳毅來當『中央文革組長』吧！把陳伯達、江青逮捕、槍斃，讓康生去充軍!我也下台，你們把王明請回來當主席嘛。」[94]「你們把王明找回來，把張國燾找回來，把劉少奇找回來，讓你們去搞。」[95]「力量還不夠，請美國、蘇聯一塊來！」[96]
毛澤東講完話即揚長而去，留下周恩來主持會議，討論如何貫徹毛澤東的指示，批判譚震林、陳毅、徐向前。毛澤東發怒時，葉劍英自然不會給譚、陳、徐辯解，更談不上與毛「抗爭」了。其實，譚、陳、徐等幾個老幹部本來也沒有膽量挑戰毛澤東，他們不過是錯會了「聖意」，以為毛澤東是真心斥罵陳伯達、江青，大概陳伯達快倒台了，這才放膽「大鬧懷仁堂」的。應當說，根本就不存在什麼「二月逆流」或者所謂的「二月抗爭」。由於葉劍英在這一事件期間並沒有出格的言行，所以毛放過了他。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葉劍英保留住了政治局委員的地位，而陳毅則被趕出了政治局。
1971年林彪死後，葉劍英主持軍委工作，並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成為黨的副主席，至此葉劍英在「文革」期間的崛起達到了頂峰。毛澤東在自己最後的時日裡又想貶黜葉劍英。1976年「四·五事件」之後，毛甚至不讓葉劍英參加政治局會議。但當時毛實際上已無法控制局面，即便有心貶黜葉劍英，也已無力處置。1976年逮捕毛夫人江青等「四人幫」時，葉劍英的位置與作用已別無他人可以替代。
【注釋】
[1]《廖漢生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第231頁。
[2]王昊、王紀一，《開國上將葉飛》（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第478頁。
[3]中國革命博物館編，《黨史研究資料》，1986年第1、2期，第40頁。
[4]「文革」結束後薄一波和安子文對劉少奇之子劉源的談話，引自高曉岩「劉源、何家棟對一段歷史公案的回憶、考證」，《華夏文摘》增刊第349期（2003年7月22日）。
[5]1966年5月21日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見宋永毅主編的《中國「文革」文庫（光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6]黃瑤，《三次大難不死的羅瑞卿大將》（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第231、252頁。
[7]出處同上，第209頁。
[8]1927年中共在南昌組織武裝暴動時，林彪任連長，賀龍則是軍長、總指揮。
[9]出處同注[6]，第209-210頁。
[10]佚名，「毛澤東、林彪與『打倒羅瑞卿』」，《華夏文摘》增刊第324期（2003年2月10日）。
[11]出處同注[6]，第254頁。
[12]1965年11月30日林彪「關於羅瑞卿問題給毛澤東的一封信」，見宋永毅主編的《中國「文革」文庫（光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亦可參見黃瑤的書，出處見注[6]。
[13]出處同注[6]，第283頁。
[14]出處同注[6]，第284-285頁。
[15]《點點記憶──紅色家族檔案》（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9），第184-185頁。
[16]1973年12月21日毛澤東接見參加中央軍委會議人員時的談話（節錄），中央辦公廳秘書局提供的記錄稿，引自宋永毅主編《中國「文革」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17]晉夫，《「文革」前十年的中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第353頁。
[18]出處同注[6]，第278-279頁。
[19]見《張耀祠回憶毛澤東》（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轉引自《點點記憶──紅色家族檔案》（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9），第183頁。
[20]出處同注[10]。
[21]出處同注[19]，第182頁。
[22]《張耀祠回憶毛澤東》（北京：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1996），第29-30頁，轉引自單世聯的「眼底吳鉤看不休──葉劍英與『文革』」，載《華夏文摘》增刊第324期（2003年1月27日）。
[23]出處同注[6]，第281頁。
[24]出處同注[10]。
[25]解放軍總參謀部《賀龍傳》編寫組，《賀龍蒙難》（北京），公益圖書館掃校（www.npo.org.tw）。
[26]1965年12月2日毛澤東對蘭州軍區黨委「關於55師緊急備戰中突出政治的情況報告」的批示，引自黃瑤的書，出處見注[6]，第283頁。
[27]《學習資料（1962-1967）》（北京：清華大學，1967），第196-198頁。
[28]出處同上，第201頁。
[29]《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第431頁。
[30]張佐良，「公安部長羅瑞卿被逼跳樓致殘被人放入籮筐游鬥」。張佐良是鄧小平的保健醫生。羅瑞卿跳樓後，張是第一個趕往羅瑞卿家中為其診斷的醫生。
[31]出處同上。
[32]陳虹，「楊成武談揭批羅瑞卿實情」，《炎黃春秋》，2005年第10期第9頁。據陳虹的文章，楊成武透露葉劍英寫的是「將軍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首望，故人長絕。」。《炎黃春秋》2005年第11期第62頁刊登了任可的讀者來信，指出陳虹的文章引用有誤。任可寫道：「當年我是坐在前排聽了葉的傳達。他說明是套用辛詞，並非自己所填。辛棄疾的《賀新郎》原句是：『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葉引用時只將『百戰』改為『一跳』。」
[33]羅點點，「點點記憶（下）」，《當代》雜誌，1998年第5期，第39頁。
[34]出處同注
[32]陳虹的文章。
[35]中共中發[66]268號文件，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革」文庫（光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36]「中央批轉中央工作小組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中共中央文件中發[66]268號附件，1966年5月16日發出，轉引自余汝信的「試論楊成武與羅瑞卿倒台之關係」，《華夏文摘》增刊第471期（2005年12月19日）。
[37]廖的前妻是賀龍姐姐的女兒。出處同注[1]，第284頁。
[38]《打倒三反分子賀龍（第1集）》（北京：「批鬥三反分子賀龍聯絡站」整理，「紅代會國家體委運動系統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團」翻印），第2-3頁。
[39]解放軍總參謀部《賀龍傳》編寫組，《賀龍蒙難》（www.npo.org.tw）。
[40]出處同上。
[41]出處同注[39]。
[42]出處同注[39]。
[43]出處同注[39]。
[44]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林彪秘書回憶錄》（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第35頁。
[45]王年一、何蜀、陳昭，「林彪是『文革』中特殊的觀潮派、逍遙派」，《華夏文摘》增刊第372期（2004年3月15日）。
[46]1968年10月下旬周恩來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談幾個元帥的問題，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革」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47]1966年9月25日周恩來在接見「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主要負責人時的講話，見1966年北京化工學院「紅色宣傳員戰鬥組」等單位聯合彙編的《無產階級「文革」參考資料（2）》。
[48]出處同注[39]。
[49]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對阿爾巴尼亞共產黨領導人卡博和巴盧庫的講話，轉引自王年一、何蜀、陳昭的文章，出處同注[45]。
[50]1967年底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第一辦公室給康生的報告，《歷史的審判（續集）》（北京：群眾出版社，1986），第91頁。
[51]董保存，《走進懷仁堂》（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任志伊，「駐藏代表張經武輝煌而坎坷的人生」，《文史天地》2005年第1期。
[52]1967年7月8日葉劍英接見國防工業某專業會議代表的講話，原載第10研究所《東方紅》（39期），1967年7月20日「紅代會清華井岡山一部第三動態組」編《動態》第101期轉載。
[53]吳德口述、朱元石等整理，《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第5頁。
[54]《廖漢生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第247頁。
[55]賀源、張沱生，「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評述」，《黨史研究》，1982年第6期，第58頁。
[56]出處同上，第59頁。
[57]《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291-292頁，轉引自何蜀的「『文革』中的『揪軍內一小撮』問題辨析」。
[58]《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修訂）》（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第407頁。
[59]出處同注[44]，第65-68頁；亦見徐向前的「在『文革』中」，載昌隆編《元戎蒙難記》（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9），第7頁。
[60]昌隆編，《元戎蒙難記》（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9）第7頁；張廷棟，《我陪葉帥走完最後十七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第39頁。
[61]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對阿爾巴尼亞共產黨卡博和巴盧庫的談話，《學習資料（1962－1967）》（北京：清華大學，1967），第290頁。
[62]出處同注[46]。
[63]後來毛澤東在「九大」期間（1969年4月13日）說：「蕭華是有問題的，楊成武是有問題的。楊、余、付主要是楊、余的錯誤大些，不過傅崇碧也不是老實人。不講真話，這三個都不講真話。」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革」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64]1971年11月14日毛澤東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的人員時的講話，中發[1971]148號文件。
[65]出處同注[44]，第87頁。
[66]張廷棟，《我陪葉帥走完最後十七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第42頁。
[67]出處同注[46]。
[68]文聿，《中國左禍》（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第435頁。
[69]出處同上；參見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207頁。
[70]1967年4月10日劉賢權在青海軍管小組長和機關幹部會議上的講話，《青海二·二三事件有關材料》，第21頁。
[71]出處同上。
[72]出處同注[44]，第96頁。
[73]1967年4月20日安紹傑（青海省軍區司令員劉賢權的夫人）在青海大學畜牧獸醫學院的講話，《青海二·二三事件有關材料》，第44頁。
[74]出處同注[46]。
[75]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曾志回憶實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第442-444頁。
[76]曾志，「陶鑄在最後的日子裡」，《文匯》月刊1986年9月號；權延赤，《陶鑄在「文革」中》，第196至215頁。
[77]1967年1月4日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接見「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時的講話，見1967年2月北京汽車分公司大字報室等編印的《大字報彙編》，第47頁。
[78]首都《史學革命》編輯部，《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1921－1967）》（1968），第243頁。
[79]葉永烈，《陳伯達傳》（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第376頁。
[80]王力，《現場歷史：「文革」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第29-30頁。
[81]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208頁。
[82]出處同注[80]，第30頁。
[83]出處同注[80]，第30頁。
[84]出處同注[80]，第31頁。
[85]昌隆編，《元戎蒙難記》（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9），第15頁。
[86]出處同上，第14頁。
[87]《歷史在這裡沉思》（北京：華夏出版社，1986）第2卷，第68頁。
[88]出處同注[80]，第30頁。
[89]出處同注[81]，第210頁。
[90]董保存，《譚震林外傳》（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第115頁。
[91]項南，「『該我開炮了』──譚震林與『2月抗爭』」，《人物》雙月刊，1992年第6期，第58頁。
[92]當天林彪稱病，讓葉群代表他出席了這個會議。見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林彪秘書回憶錄》，第95頁。
[93]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216頁，此段文字引自趙峻防、紀希晨的《「2月逆流」》。
[94]出處同上。
[95]出處同注[46]。
[96]出處同注[90]，第12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