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中下旬，廣大的縣鄉鎮經歷了新冠感染潮。對於湖北鄂西一座小村莊裡的村醫來說，她不知道村子裡到底感染了多少人，更不知道重症率、死亡率，但她知道，這一切還遠未結束，「並不敢說第一波已經過去了。」
很多基礎病纏身的老人甚至無法前往醫院，他們能做的只是待在家裡，躺在床上，等待著家人所能尋求到的最好的治療。在本文作者的鄉村老家，她的外婆就是這樣。
外婆沒有確診過——鄉鎮裡大都是這樣，多年前的中風令她失聰和偏癱，這次，健康的左半邊身體也失去了力氣，她無法去醫院，只能等待著上門的村醫聽診過後，「基本確定肺部感染」，開了抗生素。她要靠別人的照顧才能起身，加上失聰，她已經被這個世界所隔絕了，只是躺在床上，任憑時間和生命一起流逝。至於輝瑞特效藥Paxlovid和阿茲夫定，是這個村莊裡的天方夜譚。
元旦剛過，村莊失去了往年的煙火氣息，羊腸小道上的小推車、自行車和三輪車消失了，連往日吵鬧的雞鴨也不見了。唯一打破村莊裡寂靜的，是噼里啪啦的、為葬禮而放的鞭炮聲和嗩吶。
希望外婆可以熬過這個冬天。
我們只能看著她的身體機能在衰退
去年12月26日，姨媽打電話來說，外婆可能陽了。
12年前，外婆再次中風偏癱（上一次是90年代），腦出血壓迫聽覺神經使她喪失了聽力，從此她的右半邊身體無力，只能依靠左半邊身體支撐。自從《新十條》發布，我們最擔憂的就是家裡的老人。鄉下醫療資源匱乏，老人身體不好，一旦感染奧密克戎，不知道還能不能熬過這個冬天。
外婆倒下得非常快。她沒有發燒的症狀，但左半邊的身體突然就失了力。那天她坐著上完廁所後，像往常一樣撐著椅子試圖起身，沒成功。半個小時後，姨媽發現外婆仍然坐在上面，她起不來了。再過了一天，外婆脫不下褲子，也提不起來了。她沒法動了。
這對外婆精神上的打擊更強烈。她不停地向姨媽比劃，囁嚅著不成義的語氣詞，想要坐起來，想要下床，想要自己上廁所。但是一個動不了，一個扶不起來，家裡沒人能一直支撐著她。
之所以說「外婆可能陽了」，因為村里做不了核酸，買不到抗原，至於陽或不陽，也是單憑感覺。看本人有沒有症狀，看家裡人有沒有症狀，「一家人都陽了，外婆怎麼可能沒有陽呢？」即使早做了心理準備，我們真正聽到消息時仍然茫然無措。
外婆今年79歲，和姨媽一家住在湖北省鄂西的一個小村莊，村里人基本以耕田為生。即使時刻戴口罩，在家庭其他成員與外界頻繁接觸的情況下，感染也再正常不過。姨媽每天要去周邊的社區掃地，表哥要不定時地去附近市里打工，表弟要去學校上課，12月中旬，姨媽第一個感染，沒有發燒，只是渾身酸痛，雙腿如同針扎。沒多久，家裡人陸陸續續都感染了，表弟高燒被遣返回家，姨爹吃完親戚的喪葬酒席後病倒。媽媽每天早上都會和姨媽通電話，詢問老家和外婆的情況，反覆強調「這病挺嚴重」，告訴他們感染後應該注意什麼，怎麼吃藥。
29號，外婆已經什麼東西都吃不下了，排泄困難，電話那頭只有破碎的呼吸和咳嗽，我和媽媽都已經轉陰，決定回老家看看。這次回家的感覺是不一樣的，你知道回家要面對什麼，可能面對什麼，沒人知道哪天是最後一面。
曾經我一直很好奇，衰老和死亡有氣味嗎？現在我知道了，有的。村里都是自建房，外婆單獨住在一樓的房間，一進門就能看到。仿佛是醃壞了的臘肉混雜著餿掉的牛奶，上面澆了一層剛煮出來的米糊糊的味道湧進了我的鼻腔。外婆躺在床上，一動不動。直面衰老是非常殘忍的，它無聲地侵蝕身體機能和剝奪個人尊嚴，但你什麼也做不了，只能旁觀。
村里這樣的老人比比皆是。老家和全國的縣鄉同步，在12月中下旬遭受了嚴重的新冠感染潮衝擊。村衛生室的一位王醫生告訴我，整個村有3000多人，絕大多數都是留守的老人。12月中下旬的感染潮高峰，她每天都要接診一百多位病人，一月初大概是五六十人，「但並不敢說第一波已經過去了」。過去的一個月，她每天早上七點多來上班，小小的衛生室擠滿了老人，打點滴室沒多久就坐滿了。還有許多行動不便的老人，只能等待著村醫空閒時上門診治。
放開時，衛生室沒有任何準備，感冒靈、連花清瘟、布洛芬，什麼都沒有，一直到12月28號他們才有了從鎮醫院購買的和政府免費發放的布洛芬。之後衛生室一直按照5、6顆一起售賣，五毛錢一粒。
相對幸運的是，外婆家沒有經歷缺藥危機。家裡囤的藥足夠撐過最開始的需要，作為精準扶貧的貧困戶，她也收到了十幾粒免費發放的布洛芬。雖然這對她來說，是沒什麼用的。至於更好一點的藥，去鎮上也買不到，輝瑞特效藥Paxlovid和阿茲夫定在這裡屬於天方夜譚。村里人基本沒聽說過，村醫對這些藥的印象只是一個抽象的名字，鎮醫院的醫生了解信息但從沒見過，其中一位醫生告訴我，縣醫院應該也拿不到這些藥。媽媽最開始有嘗試過尋找網購渠道，毫無懸念地購買無門。
家裡也不是沒有想過送外婆去醫院。但外婆暈車非常嚴重，在身體相對健康時，也不能坐轎車，坐麵包車和三輪則會相對好一點，可能吐一袋子就到了。就算強制讓外婆暈著出去了，我們也不知道去哪裡的醫院。
鎮醫院的條件並不好，床位很少，沒有電梯，不一定有空調，也沒有呼吸機。如果要去門診部做CT、B超、心電圖等檢查，只能依靠人力背著外婆到二樓或三樓。
我去縣裡看過，縣人民醫院已經超載運轉了好多天，走廊里到處都是臨時增加的床位，上面躺的基本都是老人，雙目緊閉，鼻子裡通著吸氧管，周圍環繞著三兩個焦急而沉默的中年人。所有科室都成了呼吸科，醫生都帶病在崗，仍然難以應付。即使有幸能排到床位住院，因為外婆失聰，請到合適的看護幾乎不可能，需要姨媽24小時照顧，但誰來顧及家裡的一堆事呢？即使克服以上所有的困難，最終的問題在於外婆的個人意願——她拒絕去醫院。
外婆非常害怕醫院，只要人是清醒的，就一定會拒絕醫院。12年前她中風後，即使快要下病危通知書，外婆恢復意識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讓姨媽和媽媽將她送回家。家裡人拗不過她，只在醫院住了十天，就回家靜養。這次也一樣，姨媽和媽媽只要表示要送外婆去醫院，她就會渾身顫抖著搖頭拒絕。
元旦那天，姨媽終於請來了村醫上門。來的是王醫生的伴侶，他也在基層衛生室工作了幾十年。他跨著便攜藥箱，用聽診器簡單診斷後，基本確定外婆是肺部感染。他說，很多老人感染後都不會發燒，直接成為肺部感染。外婆也是這樣。家裡沒有什麼能用的藥，村醫給外婆開了幾天的消炎藥，打針吊水，更多的措施也做不到了，剩下的只能看命。
姨媽告訴我，村里很多老人感染新冠後，確實都只能靠命。缺錢、缺人、缺意識、缺渠道，能去縣醫院甚至市醫院得到及時醫治的畢竟是少數人。命硬的，熬過來，命薄的，就走了。
無力
在我心中，外婆一直是個命很硬的人。
家裡人過去常常感嘆外婆的命不好。外公還在世時，很不顧家，經常打罵外婆，田間勞動和家務都是外婆一人操持；外公去世後沒多久，外婆就經歷了那次中風，身體徹底垮掉，搶救過來後沒法再正常走路，耳朵失聰，留下了一堆基礎性疾病。
但外婆非常倔。爸媽想給她買輪椅，她拒絕了，她不坐輪椅，她一定要自己走、自己動。她左半邊的身體還有力，只需要一個支撐點，一把很小的椅子。在漫長的練習和嘗試中，她學會了左手抓著椅子，將椅子往前推一步，左腿微微彎曲向前挪一步，依靠慣性右腿在地上拖一步，一步一步，數十年如一日，從臥室到餐廳，從餐廳到臥室。若有時想去門口坐會兒，拖著小椅子落了地，她就能順勢坐下。
失聰是另一大困擾。聽不見之後，外婆說話的能力也在逐漸消退。小時候，我最期盼的事就是放假回外婆家，在田邊鋤雜草、池塘里釣魚、土裡拔蘿蔔，外婆會樂呵呵地陪我一起，如果把衣服弄髒了她會偷偷給我洗乾淨，防止媽媽看到了罵我。外婆第二次中風倒下前的午後，她在菜園裡鋤雜草，我在一旁幫她拿水壺澆水。但她生病後，我就再也沒和她有過正常的交流。她聽不懂我，我聽不懂她。
小時候我並沒有意識到聽不見是多麼殘忍的一件事，後來看著姨媽和媽媽艱難地比劃和做口型、寫字給她，看著大人們無論怎麼吼，她都不會有反應，看著照顧中無法溝通的崩潰。失去聲音後，她被隔絕在自己的小世界，也永遠地被隔絕在了過去。
最初幾年家裡隨時準備好喪葬，沒有人相信她能一路活過了十幾年，精神越來越好。每次回老家，我會習慣性地在一樓尋找外婆，和她打招呼，說「我回來啦」。外婆一定會咧開嘴，笑意瀰漫至眼角，開心地對我說「回來啦」——這是我為數不多能辨別出來的幾句話。今年九月份回北京前，我和外婆像往常一樣揮手說拜拜，她坐在大門口，笑著握了下我的手。
僅僅只過了三個月。如今外婆躺在床上，沒有一點生氣，像一匹辛勞了一輩子的、衰老的病馬。深深淺淺的溝壑爬滿了她的皮膚，褐色的斑痕零零星星，她睜著眼平視前方，往常帶著笑意的眼角皺紋消失了。床邊的老式掛鍾仍然在走，每過一秒，會有「滴答」的響聲。我站在床前，左耳是清晰的鐘聲，右耳是破碎的人聲，我從未如此清醒地意識到，外婆的生命在隨著秒針的前進流逝。我不知道她有沒有意識到我，也許看見了，只是沒有能力再笑了。她提不起面部肌肉，無法控制咀嚼，甚至吞咽食物、藥品都沒法完成，只有一聲聲急促的咳嗽和喘息。
1月5號下午一點左右，村醫上門給外婆吊水，這是第四天打消炎藥，用的克林黴素。外婆比前幾天的狀態要稍好一點，至少中午喝掉了一整碗稀飯。但她依然抗拒打針。外婆的左手邊靠床沿，前三天圖方便都打的左手，醫生擔心打點滴效果，想換一邊打，外婆不樂意，因為左手是她唯一能稍微移動一點點的部位，也是對觸摸還留有感覺的地方，即使是痛感，她也不願失去，哪怕只是一個小時。最後姨媽抓著她的右手，讓村醫打了針。
吊水
之後的一個小時，外婆用間歇的「咿呀」表達她的不舒服，但我們別無他法，只能握著她的手，「再忍忍，馬上就好」，一個小時內大概重複了十幾遍。
照顧是一項很艱難的工作，沒有足夠的體力、精力和熟練度是做不來的。如果外婆想由躺到坐，姨媽需要用力抱起她的上半身，將床上放置的眾多衣服一層層壘在她的身後，直到足夠的高度和厚度，讓她能足夠穩穩地倚靠。躺下時再抽掉那些衣服。外婆無法自己使用恭桶後，姨媽強行給外婆套上了成人紙尿褲，早晚的更換也完全是一個力氣工程。
姨媽略微發白的唇色、亂糟糟的頭髮、耷拉的臉部皺紋無一不在述說著她的疲憊，她已經沒什麼力氣做點表情，在衣物的摩擦聲中偶爾對外婆嘟嚕兩句「你別動」。說實在，我和媽媽回去反而是增加了姨媽的負擔，她還要顧及我們倆吃飯，但我們又不會獨立照顧外婆，只能打個下手，偶爾在姨媽照顧時扶一下，說兩句話，幫忙拿一下東西，其餘的還是要依靠姨媽。媽媽對我說，回來後她覺得很無力，我理解她。
不同往常的鞭炮聲，
撕破了村莊的寂靜
回到農村那天天氣不好，霧蒙蒙的，老家門前的田地種滿了冬小麥，綠油油的，本該鮮艷，但天空是灰色的，所以一切都是灰色的。老家很冷，今年還沒燒上柴火，在屋裡站了會兒，腳底感覺在發涼。我在村里四處逛了逛，連著十幾戶都緊閉房門，沒有什麼聲音，也不知道有沒有人住，後來路過了兩三戶，有老人坐在門口休息，他們對於我在這散步感到十分新奇，也許因為我面生，也許能見到的人實在太少了，主動和我搭話。往年此時村里剛過元旦，家家戶戶門口散落著煙花的餘溫，鄉里鄰居隔著院子喊話，小推車、自行車、三輪車在羊腸小道上來來往往，雖然不如春節時熱鬧，但絕不冷清。
我戴著口罩，站在兩三米開外問候，熟練地介紹自己是姨媽的侄女，他們立刻明白了我是誰，笑著寒暄了會兒。他們都是還沒感染的老人，家裡只有他們，子女不在身邊，每天幾乎都不出門，也見不到外人，所以一直沒陽，村醫告訴我，在村里這樣的老人大致還剩兩成。
我繞了村子走了快一圈，沒有遇到更多人，一切都是冷清的、寂靜的，連往日吵鬧的雞鴨都不見了。
我又去鎮衛生院和縣人民醫院轉了轉。鎮衛生院很安靜，人並不多，有十幾位老人排隊在打第四針疫苗，門診部三三兩兩的老人在掛號，打點滴室里都是老人在打點滴，來看病的人大多在做CT。我在幾個科室的醫生邊旁聽了會兒，他們接診的病人幾乎都是原來要去發熱門診的，現在後者反而沒那麼多人。有很多獨自來看診的老人，他們手裡都拿著CT報告，緩慢又緊張地詢問醫生自己的肺有沒有問題，能不能來掛打點滴，圖個心安。一位奶奶原本就有結節，醫生反覆向她解釋這和新冠無關，得另尋方法治。
一位醫生告訴我，現在醫院裡來做CT的，十個人中有五個人都是肺部感染。另一位醫生告訴我，這裡村鎮醫院能接納的病人數量太有限，能力也太有限，只能治輕症，所有的重症患者都只能自己去或者轉診去縣醫院，「那裡也是這次感染受衝擊最嚴重的地方了」。
下午四點我到了縣醫院，那裡仍然人滿為患。我剛踏進門診部，一架病床從我面前呼嘯而過，大廳里排著兩列長隊，我本來以為是自動掛號系統，從旁邊擠到前面去看，發現是CT報告印表機，機器上輪流滾動著密密麻麻的名字。門診部有四層，我去看了看二三樓的內外科，到處都站著等待的人，粗略掃過一眼，幾乎大多數都是老人。激烈的咳嗽聲充斥著這個小小的空間，走廊上，一位奶奶扶著垃圾桶在咳痰。我有一陣恍惚，縣鄉的第一波重症高峰真的已經過去了嗎？
誰都沒法回答。村衛生室的王醫生告訴我，她什麼數據都不清楚，陽的人沒法準確斷定，也不知道死亡率，判斷感染潮就跟判斷陽一樣，憑感覺。村裡有多少人離開了呢？沒人知道。
我知道的是，在這個冬天，死亡成為一件尋常的事。年末，村里三天兩頭都是噼里啪啦的鞭炮聲、樂隊的歌聲和嗩吶。不同於往年為了慶祝元旦，今年沒人過節，都是為了葬禮。
回家後，外婆斜靠在床上，一動不動。姨媽在談論家裡認識的親戚前兩天去世，送到縣裡的殯儀館後，沒有空餘的靈堂安置，只能連夜送到另一個地方，勉強趕上了僅剩下的靈堂位。外婆的一位姊妹在感染後已經離世了，外婆的一位兄長那天剛剛轉陰，打電話給姨媽詢問外婆的情況。姨媽又和媽媽發愁，外婆已經四天沒有大便了，再不行就需要找點藥了。
那天晚上七點，我和媽媽該開車離開了。外婆重新躺了回去，她比以往睡得更早，走之前，我回頭看了一眼，燈已經熄了，外婆平躺在床上，四周環繞著層層疊疊的衣服，仿佛一道圍城，牆上的老掛鍾依舊滴答滴答，喘息聲逐漸微弱，房間陷入了黑暗。
能不能挺過這個冬天呢？誰都沒有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