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安徒生童話《國王的新裝》裡那個小男孩，只喊了一句「他沒穿衣服！」為什麼就把謊言戳破了？
顯然在男孩這樣喊之前，「國王沒穿衣服」是一個大家都能看到，但彼此互不交流的「共有知識」——每個人都看到了國王赤身裸體，但每個人都不知道別人是不是也這樣看，所以每個人都害怕把這個信息說出來，被別人當成異類和傻子。
可是當男孩這樣喊了之後，「國王沒穿衣服」一下子成了「公共知識」，所有人都知道所有人都知道這件事了，共識鏈開始建立，猜疑鏈就被打破了。
又比如——我們談點浪漫的——兩情相悅的男女生之間，為什麼要通過彼此告白來確立關係？
你不感到奇怪麼？告白這個步驟有什麼必要呢？如果兩情相悅，不就捅破一層窗戶紙麼？
但從認知學上看，告白其實是最重要的事情——告白之前，我喜歡你，但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喜歡你，你也不知道我知不知道你知道我喜歡你……兩人之間的猜疑鏈可以無限延續下去，彼此都要小心翼翼，這個戀愛是沒辦法談的。
但是一旦告白完成，共有知識變成了兩人之間的公共知識，雙方的猜疑鏈破碎，共識鏈建立，愛情就可以萌發了。
再比如（說這個恐怕就有蛆要噴了），如今被嚴重污名化的「公共知識分子」。
拋去扣帽子的低端手法，時下也有很多人很瞧不起「公共知識分子」基於一種相對高端的理由——覺得你們說的那些東西都無非是常識，大家都知道，你一遍一遍的講，有什麼意思呢？
比如之前曾經在B站上很火的羅翔老師，很多人就給他扣了這種「公知」的帽子。當然，羅翔老師帶這頂帽子確實也挺合適的。因為他講的那些法律常識，真的就無非是常識——你去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上面都寫著呢，羅翔老師講了那麼多「法外狂徒張三」的行跡，其實也沒超出這本書的範疇。
但我們真的能說，羅翔老師這樣的「公知」、以及普及法律等公共知識沒有意義麼？
錯！法律的權威是來自於執行，但法律的意義恰在於普及與言說。
我請大家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我們否定公共知識的意義，否定羅翔老師這樣廣播公共知識的公共知識分子的意義，那麼僅僅作為「共有知識」的法律能足以維持我們的正常生活麼？
答案是否定的。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之所以敢每天正常的上班上學，而不擔心被人在半路捅了、拐了，或受到其他侵害。並不是因為我們自己知道法律，而是因為我們知道別人也知道法律，我們因之相信他人都懂得殺人、拐賣是犯罪行為，將受到嚴懲，所以他們不敢謀害我們、拐賣我們。
同時，我們還知道別人也知道我們知道法律，萬一受到侵害，我們是會拿起相應的法律進行自衛的。所以這會加強他們不敢侵犯我們的保險性。同理，我們又知道別人知道我們知道他們知道法律……
法律這東西，如果只是制定出來、並僅僅停留在「共有知識」的層面，是屁用都沒有的。只有在被羅翔老師這樣的「公知」不斷廣播、普及並得到切實捍衛、成為一種公共知識時，它才能真正有效，保障這個社會正常的運行，幫助人們達成互信。
且羅翔老師這樣的「公知」每多一個，法律的普及教育每多做一次、「共識鏈」就會深化一層，法律對人們合法權益的保障就會加強一分。
一個現代社會之所以能夠完成人與人之間的深度信任、緊密合作，恰恰是因為無數「公知」在不斷傳播、深化各種「公共知識」：法律、道德、常識、共識……只有當共識鏈不斷構建，成為人們的「深度共識」，「所有人對所有人戰爭」的不信任野蠻博弈才會被打破。
所以不斷被廣播的公共知識，恰是一個現代社會至關重要的基石。讓我們向羅翔老師這樣的「公知」致敬。
4
甚至我們繼續思考，還會發現公共知識的作用不僅是靜態的，也是能動的。
還是回到藍眼睛島的那個假設——假如那個異鄉人在說出「島上有紅眼睛」之後，立刻醒悟，想阻止島民們自殺，有沒有可能呢？
其實是可以的，比如他可以立刻指著一個紅眼睛島民，明確的說，「我說的是他」，這樣，這個倒霉島民會被迫自殺，但其他紅眼睛島民的遞歸推理會因此被打斷，從而保住性命。
如果覺得這樣依然太殘忍了，有沒有別的辦法拯救島民呢？
也有。
比如這個異鄉人可以嘗試說：「好了，我現在知道你們誰是紅眼睛了，而且明確告訴你們，不止一個！但我不會說出那人是誰！請假設您自己就是那個紅眼睛吧！為他的處境想想！我想先勸大家一句，你們謹守著這樣殘酷的教條有什麼意義呢？投票放棄它吧！嘗試訂立新的契約，擁抱新的生活！」
這樣所有島民都會處在一種「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紅眼睛」的「盲選」狀態中，從而認識到既有規則的不合理，進而傾向於打破那古怪的戒律。
這樣，異鄉人就從一個公共知識的言說者，變成了良性變革的推動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