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這種明道弘道的責任感，存亡繼絕、返本歸新的使命感，使他能夠在任何地方、任何時代都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誘惑，受得住攻訐，不求榮華，不貪富貴，不慕虛名，而長年安心地在浩如煙海的故紙堆里專心研究，發掘史料，提出新說，詮釋傳統，鉤玄提要，如他自己所說的「得到某種程度的真理，把已有的真理向前推進一步」。
與此同時，也在為故國的現當代百年厄運望診病症，探究藥方，以期賡續傳統，拯救國魂。
一方面，他要在一個綿長龐雜的故國國史之中，重新去整理、發掘和評估他所心心念念的中華傳統文化思想。
他的這項研究工作的參照系，是西方的歷史文化；研究的方法呢，也是西方的現代學術理論和方法。
中華傳統文化思想的深邃精緻，使他心凝形釋；而這個古老文化當中的精華部分，更讓他感動驚嘆。他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研究心得告訴世界，中華文化的儒釋道三大思維系統中，同樣也包含有若干普世價值的意識。
比如，華夏本土千年以來所傳講的「道」，就類似於以色列的宗教、古希臘的哲學；它所表達的，正是承認人類共通的價值、人道主義和尊重人類尊嚴。
另一方面，他繼承了清末、民國學人的問題意識，即中國的國家方向和現代化問題、中西文化之爭和融合問題。
具體來說，20世紀的中國究竟會不會亡國？中國文化會不會消亡？中國怎麼樣變成一個現代的社會，或者說，如何走上現代文明的道路？中國文化如何和西方文化走向融合？
對這個問題，他的導師錢穆主張「中學為體」，他的學界前輩陳序經等人提出「全盤西化」。「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他，偏偏選擇了另一條路徑，「我認為中國傳統是既存事實，不可能完全拋棄，只能逐漸改進，而現代中國也不能不接受某些普遍價值，一定程度的西方化也無法避免。」他在這裡所說的「西方化」，是他的畢生信念：民主、自由、人權、憲政、法治等普世價值。
作為一個心存「問題意識」的學者，在他長長的一生著述生涯中，伴著青燈黃卷、案頭稿紙，他陸續地完成了一部部以思想史和文化史為主、兼具原創性和系統性的中英文著作、學術論文。
他的學術關注，從上古、中古到近現代，幾乎橫跨了整個一部漫長而連續的華夏歷史。大凡上古時代、三代、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到宋元明清的思想史，再到近現代思想史和知識分子問題，他都下過一番苦功。
更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著作論文有諸多的原創性洞見、論述。這裡舉例於萬一，比如說，他發現了中國思想史的幾次重大突破，均發生在王朝更替之際（如春秋戰國之際、漢晉之際、唐宋之際、明清之際），並對此大處著墨、悉心剖析，如庖丁之解牛，如撥雲以見日。
長年伏案的他既是在握筆書寫，也是在深情對話。他在書齋中與自己對話，與古人和今人對話，與記憶中的皖南少時村莊對話，也是在與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現當代情勢對話。經由這些對話，他的著述給學術思想界、給很多海內外讀者帶來了醍醐灌頂的衝擊、甘露灑心的啟發、豁然開朗的領悟。當然，也給這個世界，留下了研究和理解中國思想文化傳統極其重要的一把鑰匙。
帶上這把鑰匙，能夠打開一扇扇古老而幽深的門，然後眼睛為之一亮，從驚奇的瞳孔中可以看到：中國文化思想傳統的源頭活水、演進歷史、內在規律、清魂精魄。
這真是一座豐饒的學術文化礦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