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先生辭世了。在那個酷熱炎炎的盛夏清晨。
晚清以降百年中國新舊知識人傳承交融的一曲樂音，於今弦斷，倏成絕響。
他留給世界的，是史家的身影。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俗世洪流中碩果僅存的一個傳統士人，在民國的軍閥混戰年間誕生津門，在抗戰的烽火中避居皖南鄉間，在內戰的隆隆炮聲中隨父北上瀋陽，在山河變色的前夕考入北平燕大，在大陸拔幟易幟的翌年南下香江，投拜名師，孜孜攻讀，筆論時弊，在維多利亞港浩浩湯湯的海面上，灑下一掬國破家亡的清淚。再後來，揚起心中的歌謠之帆，不遠萬里漂洋過海負笈美利堅東岸，在遙遠的異國他鄉埋首書齋，走上講台，皓首窮經，著書立說，流連於東西方浩瀚的史冊典籍之間。
少時的流離，半生的漂泊，長年的感時憂國，數十載的筆耕墨耘、吶喊呼籲，一甲子的凝眸故土歷史文化，多少次的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如今，都隨著這一副憂深識遠的身影的離去，而鐫刻在了時光的深處、歷史的畫卷。
余英時的一生，正是近現代中國的一幅長卷，顛沛，斑駁，光彩陸離，而又動盪起伏。到如今，時間將一切都塗改得面目全非，幾度滄海桑田，桑田又滄海。多少的權爭利攘、牙笏滿床，多少的槍煙炮雨、輕歌舞場，都在歲月無堅不摧的沖洗下煙消雲散，徒留後人評說。這個昔日在抗戰硝煙中被父親送至安徽潛山鄉下避居的懵懂少年，如今也悄然地退出塵世，坦然地走入歷史。
然而，相比於那些喧赫的權勢、堆簇的財富、顯曜的武功、矜誇的鼎業，乃至於不可一世的政權，他這一生所活出來的，才真正是不朽的。雖歷經未來漫長的歲月風雨的洗刷，也不會褪色。我相信。
在各種傳媒書刊上，余英時給人的印象是一副慈眉善目、和顏悅色的樣子，而不像一些學界名宿那樣莊重嚴肅得讓人望而生畏。
但凡跟他交往、接觸過的友人親朋、門生同道、新雨舊知、記者報人，都說記憶中的余先生總是隨和親切、笑容可掬，言談之間還喜歡夾帶幾句玩笑，有時候還會放聲開懷大笑。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為他舉辦的追思會上的遺像，也是面色藹然，含喜微笑。
可是，我仍然覺得在他內心，始終藏著一股深沉、鬱結的悲懷，或者說是——悲憤。
為何而悲？因何而憤？
他為自我的流亡、親友的失散而悲；他為國土的淪陷、民生的多艱而憤。他為華夏文明的飽受摧殘、知識分子的群遭迫害而悲；他為文化的激進主義、政治的極權主義而憤。他為傳統鄉土社會的消亡、淳樸善良民風的失落而悲；他為歷史被政治宣傳扭曲、文化被意識形態斫喪而憤。他為台灣的威權戒嚴而悲，為大陸的黨有極權而憤。他為港台的自由遭侵蝕、北京的學運遭屠戮而悲；他為故國走上了歧路、世界也為之受毒害而憤。
在他成年之後的大半生里，他都在為中華文化思想基本價值的日漸隨風逝去、也為故國轉入正途、回歸文明之路的異常艱難而悲憤、而鬱結。
這是一種精神層面的悲憤，思想層面的鬱結。對於一個中華文化的守護者和託命人，一個心繫中華歷史思想、承繼中國文化衣缽的文化人來說，還有什麼比看到中華文化傾圮、傳統價值崩潰甚至文化滅絕更為痛苦的呢？並且，他早就做好了心理上的準備，要與這樣的精神痛苦相伴終生。
作為一個自述的「悲觀的樂觀主義者」，他對有生之年能看到故國的制度變革、文明轉型，從來就不抱有任何的希望。而他大半生的潛心撰述、所言所行、吶喊批判，只是一種「知其不可而為之」、「明其道不計其功」、「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傳統士人和現代知識人所遵奉的「公開運用理性向全社會發言」的信念使然罷了。
正如他曾題贈給導師楊聯陞教授的一首七律，以之表明心志。
詩的頭兩句是：「火鳳難燃劫後灰，僑居鸚鵡幾旋迴。」
這兩句詩的典故，是他多次引用的一段佛經，也凝聚著他為人為文、矢志不渝的一種情懷：
一場大劫難過後，就算是鳳凰浴火燃燒，也很難在一片廢墟之上重建家園。但是，平生向學、有志於明道弘道的我，願意效法佛經上所說的那隻僑居陀山的鸚鵡，以翅膀沾一些水來，以圖滅火。
只因為，我實在是不忍心，眼睜睜地看著自己曾經居住過的土地上的歷史文化毀於一旦啊。我是明知自己翅膀上灑下的這些少量的水滴，未必能救得了火，甚至於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但也一定要獻出自己的微薄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