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崗實習是職業教育中的重要一環。每年的畢業季來臨前，大量的職校實習生走上工廠流水線。但校企逐利、缺乏保障下的實習，讓一些學生成了廉價的勞動力。連續的夜班和加班後，今年7月，湖北十堰漢江科技學校一名17歲學生，在工廠實習期間跳樓自殺。經歷了盤剝、剋扣和高強度勞動，一些職校實習生試圖從流水線中掙脫。
01
再也受不了了
林陽義決定逃跑。兩個月來，他在腦海里把步驟預演了好幾遍：等這天下班，回宿舍收拾東西，工服不脫，混在人群里跑。他在灰白色的工服口袋裡揣了一包軟「中華」，如果被工廠門口的保全攔下，就遞上它。順利的話，逃離這個地方，只要15分鐘。
這座電機廠位於山東省濟南市，轟鳴聲和機油味里，17歲的林陽義面無表情地站在傳送帶前，他左手拿起一台電機，右手攥著插頭插入其中，用腳踩下啟動器。每天工作超過12小時，一套工序重複近5000遍。
傳送帶載著電機緩緩向前，這條流水線上的23名工人，13人都是和林陽義同齡的學生，個個面無表情。
他們都是濟南一所公辦全日制中等職業學校的學生。林陽義讀機電專業，2019年，中專學習的最後一年，學校開展「產教融合」項目，林陽義和同學們被要求進入這所工廠進行為期一年的頂崗實習。
招生簡章上，電機廠是常年和學校合作的本地知名企業。中專二年級的暑假，第一次聽到關於這家電機廠的實習介紹時，林陽義很滿意——每天工作八小時，每周休息一天，不加班，工資計件。他的父母都是工廠普工，他也計劃以後當名電工，「靠手藝吃飯，工作不忙，工資也不錯」。
進廠之前，林陽義咬咬牙花40多元買了一包中華煙，他雖然不抽菸，但覺得進廠拜師，學好手藝，煙是少不了的。
校企合作下的「產教融合、工學交替」已經成為職業教育的一種常見辦學糢式。按照《國務院關於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中等職業學校在校學生最後一年要到企業等用人單位頂崗實習，高等職業院校學生實習時間則不少於半年。
在廣西，17歲女孩楊曉林幼教專業，也被學校要求進工廠實習4個月。今年4月底，在班主任帶領下，大巴載著楊曉林和近百名幼教專業的女學生們從桂林出發，十幾個小時後，車輛在廣州一工業區停下，楊曉林和同學們這才第一次被告知具體工作內容——製作和包裝驗孕棒。
到工廠的第一天，跟車的班主任離開了。一個操著廣州話、戴著人力派遣公司工牌的陌生男人成了女孩們的「駐廠老師」。承諾的4人間宿舍變成了10人間；16元的時薪變成13元。後來在車間，楊曉林遇到了同樣來自河南、雲南和貴州的職校生，「一條線上，只有一個老員工，全是年輕的學生臉。」
林陽義的興奮勁在進廠第一天就消失了。沒有任何培訓，第一批到廠的100多名學生當天就被安排上了流水線，林陽義的任務是給電機鐵芯刷上深藍色塗料，塗料氣味刺鼻，即使戴著口罩他也不住地咳嗽、眼睛涌淚。流水線一側的板凳通通撤了，班長的解釋是：坐著不方便幹活。第一天過後，流水線上的學生就少了一個，「跑路了」。
繼第一批機電專業的學生之後，旅遊、化工、計算機專業的，越來越多的學生被送進這家電機廠。日產量在林陽義剛進廠時還是3000，第一個月末就變成了4000，第二個月直接加到5000，最高的時候加到7000多。林陽義跟老員工打聽，對方說往常產量最高的時候5000多。
四天，林陽義磨穿了一雙棉手套。工廠勞保用品發放更新慢，最誇張的時候，一次性口罩林陽義戴了半個月，「臭了，戴上都聞不到刺鼻的塗料味。」
那包煙在他口袋裡揣了幾個月都沒能派上用場，他的工作，「有手有腳就能做」。一旦上了流水線，一站14個小時，不能說話，行動電話上交，上廁所打報告。轉子繞線、器件組裝、電機測試，林陽義在十幾條流水線上交叉忙活。
「我 X，老子不幹了！」幹了快一個月，流水線上一男生突然扔了手裡的工具，頭也不回地走出車間。
進廠前的所有承諾最終都成了泡影。第二個月，學生們也要開始倒班了——中班凌晨兩點半下班，夜班則天天是大通宵。不到一個月，跟林陽義同批入廠的學生又跑了十幾個。
林陽義決定逃跑的那天，在流水線上挨了批評：動作要標準！他的速度不得不慢下來，每天5000的產量要求又逼在眼前，他手忙腳亂，下游流水線的責罵和督促聲稀稀疏疏在耳邊向起來。
他再也受不了了。
晚上九點，班長剛通知完下班，林陽義跑出車間，顧不上買晚飯，直衝向宿舍，毛巾、褲衩、肥皂盒通通丟進行李箱。路費不夠，他找同學借了50元。
還沒踏出宿舍門，舍友的一句話拉住了他：你不打算要畢業證了嗎？
02
學生工更好「拿捏」
「一個學生工嘴上說要走，提了3-4次，一般都不會離開，到第5次或第6次才可能會真的走。」26歲的王寅對這些操作和心理變動可謂「熟門熟路」。
兩年前，以公司合伙人的身份，王寅加入到一家人力派遣公司，主營校企合作外包業務。每年的6、7月份和11、12月份，大量像林陽義和楊曉林一樣的「准畢業生」走出學校，進入工廠實習，王寅扮演的就是連接工廠和學校的角色。
河南、河北、海南和東北地區的高級職業學校、普通中專和技工學校，王寅所在的公司一年要對接上百所，大多是民辦類院校。
「學生工」是人力派遣市場上的香餑餑，中職院校的學生從學校無縫銜接到工廠，價廉、量大且穩定，有時比大齡社會工更能勝任工廠智能化的操作要求。一到夏季南方水稻收割期或臨近過年，企業遇上了巨大的用工缺口，王寅總能接到工廠的電話，希望能儘快介紹一批學生工。
2016年，教育部等五部門制定的《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中提到，學校不得通過仲介機構或有償代理組織安排學生實習。
但在王寅看來，這一規定在實際操作中並不具備足夠的約束力，「如果學校想從社會實踐中抽成，一般都會選擇跟我們合作」。勞務公司通常會換個「馬甲」——以科技公司或諮詢公司的名頭出現，「學生表面上是簽給了這些公司，實際上被派給了工廠。」
每年王寅都會大量聯繫中職院校的招生老師，通過他們找到校長或校董——「電子商務專業的推薦到電話銷售崗位；學計算機的就說這工廠靠智能化製造，需要電腦操作」，「很少是完全對口，大部分都是『指鹿為馬』」。
「工時」、「工價」、「包車路費」都是勞務公司和學校最在意的因素。和同業公司競爭同一所學校的學生時，王寅代理的是一家工作時間10小時的電池研發和製造廠，在時薪一樣的情況下，不敵另一家代理富士康的勞務公司——12-14小時的工作時間，意味著更豐厚的抽成空間。
把學生送上流水線前，王寅經常需要扮演企業 HR的角色進校宣講。「10鐘點工作制」、「1.5倍加班工資」、「一周雙休」是基本話術。為了讓工廠生活更具吸引力，他還會準備一些誘人的工作餐圖片，把工廠里為數不多的女性員工組一個大合照，「基本上都是吹得天花亂墜的」。
王寅迎來第一筆「大」訂單是在半年前。他把海南一家汽修技術學校的100多名學生送進了西安一家國產品牌汽車製造廠——學生每天工作8—15小時，基本工資1450元，8小時外加班工資1.5倍。
按照當時的行情，勞務公司通常抽取500~600（每人每月）的管理費，勞務公司和學校各派一人駐廠，統計出工情況。這次的工廠加班「兇猛」，因為花了不少功夫「安撫」學生，公司從學生工資中收取了1300元的管理費，學校則扣除了每人每月200元的「人頭費」。6個月後收入管理費78萬元，公司還不忘「給駐廠老師分一點，渠道老師分一點，學校也象徵性給一點」。
一年時間，王寅一人談下的合作就有十幾所學校，來自各地的職校學生，經他搭橋，大多被送到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的工業區，以及天津的自動化產業區。
「學生工通常比社會工更好『拿捏』」，王寅知道，這也是工廠喜歡用學生工的重要原因。遇到一些「刺頭」學生時，「他們（學校）可以記為曠課、開警告處分，乃至是勸退」，和學校接觸時，有老師曾告訴他。
事實上，一張畢業證就足以「震懾」住他們。進廠之前，楊曉林曾跟老師提出過申請，希望能自己找幼兒園進行實習。可班主任的回答卻讓「自主實習」聽來困難重重——要經過學校審批，還要去教育局簽字。對方不忘提醒她，「不實習的話拿不到畢業證，就算考到大專也不能讀」。楊曉林最終接受了統一安排。
在製藥廠實習的日子，勞務公司的仲介承擔了學生們的督工工作。每天早上不到七點，男仲介都會用鑰匙開門進入女生宿舍，叫醒學生，清查宿舍，確保每人都上了工。
超過10小時的日工作時間，通宵夜班，身體過敏……不到一個月，楊曉林就動了回家的念頭，但身份證和銀行卡被仲介以「登記發工資資訊」的理由收走了，遲遲沒有發還——這在教育部的文件中是被明令禁止的。
林陽義的逃跑計劃也卡在了畢業證這關。他在進廠之前就被老師告知：不完成實習，不能拿到畢業證；工廠根據學生的實習表現打分，評分低的，也拿不到畢業證。
至於那些最早逃離流水線的學生，他後來得知，有人輾轉被送到了其他工廠，「一樣是上流水線，一天干12小時」；有人則是直接被告知拿不到畢業證。
那天晚上，面對身後舍友的發問，林陽義猶豫了——在學校待了兩年，就為了這個畢業證，一走就什麼都沒了。父母比自己更看重這張畢業證，「你跑，你爸媽也會打死你的」，舍友進一步勸他。林陽義只能擱置了逃跑計劃。
03
「好像從世界上消失了」
對林陽義來說，「留守」並不意味著服從，反抗從未停止，因為壓榨每天都在發生。
車間裡的工人通常分為三類：正式工、鐘點工和學生工。下午5點，鐘點工下班了，6點，正式工也走了，流水線上只剩下實習生，為保證流水線不停，實習生需要持續工作，等到18:30的夜班員工接班，晚上9點，他們才能下班。
加班是流水線的常態。如果要平穩度過一天休息日，那意味著要提前把產量干足。2019年的國慶節林陽義得到了一天假期，在那個假期到來前，午飯時間被取消了，他一連加班五天，只有第一天吃了午飯。
一路飆高的日產量讓人難以負荷。有時候中午吃頓飯的功夫回到流水線，林陽義發現傳送帶轉得更快了，自己「拼了命干也跟不上」。他很快發現了端倪——傳送帶下藏著的速度調節按鈕，班長總趁員工離開時調快它。後來只要發現不對勁，林陽義就偷偷調回常速。
工廠生活里，有時候比勞累更難忍受的是恐懼。體驗過十幾種工序，林陽義最不想去的是倉庫。遇上堆高機不夠的時候，實習生們就會被派去倉庫徒手搬箱子——一個裝滿了電機的木箱重上百斤，六個男生合力才能搬動一個。在這裡，林陽義曾親眼見過學生被木箱砸中；也有手推車傾翻撞倒學生。受傷的實習生們被送到醫院，好在只是皮外傷，休息一下午，第二天就被催著上了流水線。
林陽義是實習生里出勤多，幹活快，處罰少的那類。第二個月末，他拿到了人生第一份工資——1400元，林陽義難以接受，他找其他同學打聽一圈，也都1500左右。
林陽義的母親在電子廠工作十幾年，總碰上工資少發的情況，因此母親總是自己計件，一旦少了就去找領導，領導大多會表示，「算錯了，補上補上」。這之後，林陽義也給自己計件，但沒想到，下個月他幹得更多，到手的工資卻更少了。
因為工資問題，林陽義沒少跑主任辦公室。「你算錯了」，最初對方還會平靜回復他。但去的次數多了，主任便怒了：你幹活不行，毛病不少，不想干就別幹了！
「工資計件」、「不上夜班」、「不加班」……進廠前自己得到的所有承諾都變了。最初幾個月，抱怨和質疑常常在實習群里洗版。實習群由帶隊老師建立，所有實習事宜都需要跟他溝通。林陽義印象里，那是個上了年紀的老頭，一兩個月才在工廠露個面。
「同學們啊，你們實習是來學技術的，不是來享福的啊」，帶隊老師總是把這樣的話掛在嘴邊，「不實習拿不到畢業證啊」。
「那為什麼騙人？」和很多提出異議的學生一樣，林陽義的消息剛發出，就被踢出了群。
實習生們的意見最遠曾被反饋到了系主任處，但得到的回覆是：聽帶隊老師和領導安排。問題繞了一圈又回到原地。
在又一次請假要求被拒後，隔壁流水線上的實習生鬧了一場罷工。十幾個實習生聚集在宿舍討論，試圖跟工廠提出：「提高工資」、「真正按件計費」、「每個月休息兩天」。但罷工計劃在實施前就傳到了車間領導那裡。大部分學生扛不住壓力，在宿舍里坐了一個上午就放棄了。只有少數幾個人堅持了四五天，後來被記為曠工，遭工廠開除。
林陽義也嘗試過組織罷工。他有一次給自己流水線上的二十多個人發消息，但最後應邀來到宿舍的只有兩人，「其中一個還是來看熱鬧的」。林陽義並不意外，「沒有人真正願意罷工，害怕拿不到畢業證，這個小地方，大家都不想惹事。」
在工廠，人與人之間的聯結比想像中更弱。宿舍六個人住在同一屋檐下，卻因為上不同的班次，總是湊不到一塊，偶爾在食堂碰見，彼此打聲招呼。一天下來，林陽義說過的話不超過10句。他有時候忙得忘記充話費，行動電話被停機，就徹底斷了和外界的聯繫，「感覺像從世界上消失了一樣」。
重複勞動和超負荷的工時不斷啃噬他的耐心。林陽義越來越覺得自己像個機器人，「沒有思考」，「麻木了」，很多次在流水線上，轟地一下，他發現車間突然安靜下來，等到人群走出車間，他抬頭一看：晚上九點多了，「原來是下班了」。
如果說前半年還有抗爭，林陽義後半年的生活就只剩下了忍耐。「讓加班我就加班；讓罰我款就罰款；領導批評幹活不行，我立馬道歉」。他不再反駁，「因為要罰款你怎麼反駁都沒用，不管幹多少，工資只有那麼一點。畢業證最重要。」
父母了解他在工廠的遭遇，「全國的工廠都是這樣的」，他們淡淡地安慰他。
壓抑情緒得不到釋放。有段時間他變得易怒——食堂免費的綠豆湯沒了，他發脾氣；被扣錢了，他悶聲走進廁所，一腳甩向門板。又一次被車間領導訓斥後，林陽義失控了，他含著眼淚，「瘋了一樣」衝上宿舍五樓的天台——
視野之下是一條通向車間的小道，想像著自己的身影如何從這裡墜落，林陽義朝著眼前的水泥圍牆一步步靠近。
●林陽義待過的電機廠倉庫。
04
逃不出的流水線
回想起當時，林陽義慶幸自己沒有跳下去。因為恐懼，他退了回來，轉過身，呆呆地靠在水泥牆上。
高強度勞動極易粉碎一個人的意志。不是所有學生都能及時「剎住車」。
今年6月，湖北十堰丹江口市漢江科技學校90多名學生根據學校安排到深圳工廠學習，經歷了高強度的勞動和晝夜顛倒的作息後，實習的第15天，該校一名17歲中專生在深圳工廠宿舍樓從6樓跳下，不幸身亡。
去年11月，山東省沂水縣職業學校一名16歲學生，也在學校安排的工廠實習時墜樓身亡，警方稱疑因「有心理問題自殺」，此次實習也被指存在強制加班、實習崗位內容與所學專業不對口等情況。
林陽義覺得自己和他們的區別，只是差了最後一跳，「親身經歷了才能感受到那種絕望」。
2016年，教育部等五部門曾制定《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規定》，要求職校生實習崗位應與所學專業對口或相近；除相關專業和實習崗位有特殊要求，不得安排學生加班和夜班；不得扣押學生身份證。遺憾的是，近年來，有關職校生實習中的「高危工種」、「加班夜班」、「收取人頭費」等問題依然頻繁見諸報導。
看到漢江科技學校自殺學生的報導，楊曉林哭了，「看那些細節，都像在看我自己」。在廠里連上夜班後，她出現了明顯的不適，嘔吐、發燒、食慾減退。她想請假，總不被批准，後來索性曠工。今年6月，從製藥廠離開後，楊曉林的精神狀況並未得到好轉，需要靠藥物入睡，前不久，她被確診重度抑鬱。憑藉醫院開具的診斷證明，學校同意她中止實習。
●楊曉林提供的診斷證明。
人力派遣公司的王寅不否認這其中的問題。從業之初，他原希望推動「三方共贏」局面。可他也發現，「越來越多時候，我們要去跟學校強調你們一定不能讓學生跑，然後跟企業保證你們怎麼壓榨都可以」，察覺到從業「心態變了」，今年年初，他離開了這個行業。
林陽義在2020年的夏末迎來了工廠生活的尾聲。8月的一天，他去車間上班，四五輛大巴車停在工廠路邊，穿著藍色校服的學生拖著行李箱從車上下來，他意識到，實習快要結束了。林陽義擦著學生隊伍經過，看著他們打鬧談笑，「像大學放假的感覺」，心裡說不出的滋味。
實習正式結束的三天前，在微信群里，林陽義和同學們才被正式通知了離廠日期。
那天中午，看到行動電話屏幕上車間主任宣布的日期時，所有人都沸騰了。林陽義有些不敢相信，他問帶隊老師，又跑去問班主任，得到肯定答覆，最終放下心來。那天下班後，林陽義一個人去販賣部買冰紅茶、乾脆麵、辣條，蹦跳著回到宿舍，舍友上夜班了，他一個人獨自慶祝。
流水線上的生活晃過一年，到這時，他所在的實習微信群里，48人已經剩下不到20人。
重獲自由的那天，凌晨四點半，天空還沒放白，林陽義拎著箱子逃出了宿舍。
他終於從學校捧回了那本畢業證，朱紅色的封面，他揣在包里，如獲至寶。他和同學一起約著報名了大專考試，少數幾個同學去當了保全，總之就是「打死都不想進廠了」。
繼續求學的念頭在這一年裡越來越強烈。之前在車間，有好心的老員工總喊他一起吃飯，「你跟我姑娘一樣的」，有一天他告訴林陽義，自己姑娘也17歲，剛上大學，「你這個年紀也應該在讀書，不應該在工廠」。看林陽義總打兩塊錢的土豆絲，那天他給林陽義加了個雞腿，五塊錢。
但父母首先站出來反對他。夫妻倆都在工廠兢兢業業幹了十多年，他們仍希望孩子進廠，找一份有退休金的工作。
和父母僵持、爭吵了數十天，最終，林陽義讀書的計劃止步於父親的一頓毒打，他妥協了。
那張畢業證也沒有發揮他期待的作用。因為中專學歷，他連續遭到兩家工廠的拒絕，「最少要大專的」。最終，第三家電子廠接收了他。
兜兜轉轉這兩年，他又成了流水線上的一員。
（文中人物為化名，實習生徐朝陽對本文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