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兩會期間，中國民盟（民主同盟）的一份提案顯示，據農業農村部抽樣調查，截至2019年上半年中國村級債務總額已高達9,000億元人民幣（約1293.1億美元）。對於全中國70萬個行政村，村級組織平均負債達130萬（約18.7萬美元）。
而在2020至2022年疫情持續的三年中，全國70萬個自然村新增加的花費有多少？是否由上級撥款？有沒有新增債務？目前都看不到確切數據。
中國民盟在提案中說，村街組織通過金融機構和其它單位及個人的借款形成的債務，都需要支付利息，即使不增加新的債務，利息也使債務總額不斷增長。僅湖南一省，2020年的負債村就占全省農村總數72.49%，村均負債108萬元（約15.5萬美元）。
提案把村級債務額呈現持續上升趨勢主要歸結為，村級組織自身財力不足，卻又普遍舉新債來實施項目所致。因為債務存量較大，增量成因複雜，其風險也越來越大。
近年來中共國家鄉村振興局大搞「建設新農村」，在縣政府承諾提供補助或按比例出資的前提下，許多農村都盲目搞起了「美麗鄉村」「養老院」「移民新村」等項目建設。因縣政府自身也捉襟見肘，其承諾也就變成空頭支票。
今年國務院提請兩會審議的機構改革方案中，將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單設的副部級「國家鄉村振興局」，劃入農業農村部轄下。鄉村振興局在此次中共人大會後已不復存在。
目前，在中國被廣泛推動的農村項目之一是旅遊業。中共政府做了一系列宣傳，部署通過吸引外地人觀光旅遊來提振經濟。事實上，目前在中國同一個文化區域、同一種山川河流地貌、同質化建造的小商品商鋪＋農家樂餐館＋酒店的旅遊模式，中國大陸本地遊客都乏人問津，也沒有吸引到外地遊客。在中國，大部分村集體幾乎是舉債維持營運，背上沉重的債務負擔，「小村大債」成了中國農村的普遍現象。
另外，據記者了解，在中國，村級組織債務分布並不均衡。像北京、上海、江蘇、浙江、廣東、福建、山東等較為富裕的省市，很多行政村的經濟發展能力也比較強，村集體、村控股的產業相對比較多，具備一定償債能力。
據調查發現，中西部絕大部分的農村鄉鎮，基本上沒有什麼產業，這些農村所欠的債務遠超130萬元（約18.7萬美元）這個均值。目前，這些地區的縣級政府甚至都處在等待省市一級政府財政預撥付款項的狀態。這些農村償債相當困難。
值得關注的是，近年來村集體債務逐漸私人化，債務人是村集體，債權人則是與村官關係親密的利益群體。政績工程下的利益合謀是村級債務形成的內在動機。工程就是村官的一塊「肥肉」，各種利益主體參與到這些項目的建設中，上級政府要政績，村集體要面子，村官要利益。
湖北的農民2021年曾披露一個在中國農村普遍存在的現象：「承包村里工程的兩個工程隊，都是書記的親戚朋友。上面的錢下來了，自己（村書記）先撈一點，工程隊的先欠著，成為村集體債務。」
中國問題專家、時事評論人士石山3月12日表示，「不管村集體欠債多少，與各級官員都沒什麼關係，卸任後拍屁股走人。倒楣的是普通農民。按中共統計局說法，中國城鎮化率為65%，農村常住人口就是4.9億人。簡單計算，每個農民平均負債1.84萬元（約2,644美元）。中國農民沒有低保，現在又莫名其妙背負了債務。這些債務將給他們帶來經濟壓力，甚至會影響到其正常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