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貴族不在他生來就是一個貴族，而在他直到去世仍保持著貴族的風采和尊嚴。」——福樓拜
01
許多名門閨秀，年輕時體態窈窕，花容月貌，一到晚年，卻朱顏大改，與舊日光鮮判若兩人，甚而至於有目不忍睹者，讓人痛感歲月是把殺豬刀。然而卻有這樣一類女性，能把百年光陰活成精彩絕倫的圖畫，令人嘆為觀止。
我們今天要說的這位名媛，她叫鄭念，原名姚念媛，1915年生於北京，長在天津。家世顯赫，位列名門。祖父姚晉圻，翰林院庶吉士出身，曾任兩湖書院院長、湖北教育司司長。父親姚秋武，早年留學日本，辛亥革命後，在中華民國海軍艦隊任職，少將軍銜。姚家當年，也是鐘鳴鼎食之家，詩書簪纓之族。鄭念出生便是名門閨秀，自小而大，錦衣玉食，知書識禮，受到過良好教育。她在天津南開中學念書時，就因天生麗質，表現優異，先後四次登上《北洋畫報》封面，成為京津地區的風雲人物。中學畢業，考入燕京大學，其後選擇出國留學，進入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獲碩士學位。在那兒她認識了攻讀博士學位的鄭康琪，兩人相識相戀步入婚姻。
02
留學歸來，適逢抗戰軍興，烽火遍地，他們沒有回北方老家，而選擇了直奔重慶。丈夫在外交部任職，隨後被派遣到中國駐澳大利亞坎培拉使館，擔任了7年的外交官。在這裡，他們有了唯一的女兒鄭梅萍。1948年底，鄭念隨丈夫回國，途經香港，一番徘徊之後，他們沒有入台，而是決定留在大陸。
1949年，鄭念帶著女兒，一家三口從香港回到上海。鄭康琪受聘擔任陳毅市長的外交顧問，後來成為殼牌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總經理。殼牌石油是經周恩來批准，唯一留在大陸的西方石油公司。不久，鄭康祺在市中心購買了一棟三層小樓，鄭念將它布置得極其溫馨舒適。那段歲月，生活安定，沒有波折。
一切都顯得那樣高雅愜意。鄭念曾這樣描述自己居住的環境：
窗上有帆布篷遮，涼台上垂掛著綠色的竹簾。就是窗幔，也是重重疊疊，有條不紊地垂著。沿牆一排書架，滿是中外經典名著。幽暗的燈光，將大半間居室，都籠罩在一片陰影之下，但白沙發上一對緞面的大紅繡花靠墊，卻還是鮮亮奪目，扎眼得很。
改朝換代後的上海，流行穿中山裝和列寧裝。張愛玲受邀參加文代會，進入會場，發現人人都是清一色的灰藍中山裝，唯獨她身穿旗袍，成了另類，丁玲甚至責問她為何如此大膽，如此的與眾不同。受到驚嚇的張愛玲回家後便直奔海外。鄭念沒有這樣的覺悟，她沒想過要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架柜上陳設的還是明清古董，書架中擺放的仍然是中英文書籍，家裡依舊有僕人、管家和廚師，外出依舊身著旗袍而不改穿解放裝。她的英國朋友形容她的家庭，是這個「單調乏味的城市中，一塊舒適而又高雅的綠洲」。
鄭念就在這樣的環境中，看書喝茶，彈琴唱歌，坐在柳條編織的藤椅里，凝視布滿星斗的蒼穹。而女兒鄭梅萍也會邀請朋友來家裡聽唱片，欣賞中外音樂。在鄭念看來，整個上海，這個一千萬人口的城市，像她這樣居住條件的，大約只有十多戶人家，仍還保持著過去的生活樣式。
1957年，鄭康祺查出患了癌症，發現時已是晚期，不久病故，年僅47歲。丈夫死後，42歲的鄭念悲痛萬分，在女兒的安慰和支撐下，她很快又重新振作起來，擔任了英籍總經理的顧問，有時也代理總經理職務，直到文革前夕殼牌石油公司撤出大陸。此後的生活，她才真正品嘗到什麼叫做風霜刀劍。
03
原本，殼牌撤出大陸時，鄭念是可以調到香港公司工作的。但女兒梅萍不願去境外，梅萍在上海電影製片廠當演員，這兒有她的事業；鄭念也不放心女兒獨自生活。一切似乎都是註定的。等到醒悟過來，母女倆想走也走不了了。
一切都變得不可思議。曾經那麼顯赫的經歷，她的出身，她的家庭，她的留英身份，以及為外資企業工作的資歷，都成為猜疑和迫害的內容。她最大的罪名是「英國間諜」，隨即而來的是抄家，逮捕、淪為階下囚。
1966年，整個形勢已經失控，紅衛兵可以為所欲為。為給傭人們留條後路，鄭念決定在紅衛兵前來抄家之前，從銀行取出6000元分給陳媽、老趙、廚師和花匠。這在普通月薪只有30來元的當年，相當於給每人一次發放了四年的工資。鄭念還告訴他們，如果害怕，隨時都可以離去。文革結束，只要她的財產尚在，她會再次補貼他們。但沒有一個傭人願意主動離開。
很快，鄭念便遭到了瘋狂的抄家。數日之內，三批紅衛兵紛至沓來。那天她正在書房裡讀《第三帝國的興亡》，大約三四十個高中學生，在三個教師摸樣男女的帶領下，以暴力打門的方式一擁而入。這群人見玻璃就砸，將柜子里擺放的各式相機、手錶、望遠鏡和銀器，以及其他值錢的東西，查抄出來堆放在一起，以便裝車帶走。樓板上到處是各種顏色的瓷碎片，牛血色、宮廷黃色、青瓷的綠色、藍色和白色。當一個紅衛兵把康熙年間的酒杯放在地板上用力踩踏的時候，51歲的鄭念奮不顧身地撲了上去。被撲倒在地的紅衛兵站起身來，憤怒地用腳狠踹鄭念的胸部。
最終，在鄭念反覆的解說和抗爭下，這夥人終於明白了，原來瓷器的價格要遠遠高於進口相機和瑞士手錶，決定拿它們一併運走，這才停止了瘋狂的打砸。但為時太晚，許多收藏瓷器的盒子已經空空如也。
紅衛兵在寢室中砸家具，在客廳中砸唱片。但凡能砸的都砸，儲藏的麵粉、糖、罐頭食品和毛皮大衣、晚禮服，遍地皆是，彷佛經歷過一場地震。旋轉的吊扇下，毛皮、絲綢、棉布碎片隨風飄揚；花園中的草坪上燃燒著一堆火，紅衛兵們圍在火邊，不斷往火里扔各種中外名著。
04
抄家行動一直延續到第二天早晨。鄭念到廚房喝咖啡時，一個身材苗條、梳著辮子的漂亮姑娘問她喝的什麼。當明白是外國咖啡時，這個女孩忿忿不平地責問說：「為什麼你必須喝外國飲料？為什麼你必須吃外國食品？為什麼你有那麼多外國書？為什麼你從裡到外都是外國的？我們去過許多資產階級家庭，你這個家是最壞的，最反動的。你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
鄭念對女孩的發作報以一笑，決定嘗試一下，看看能否教會她用自己的目光看待事物。
「你吃土豆嗎？」鄭念問她。
「我當然吃。」
「哦，土豆是外國食品，最早是外國人引進中國來的。還有西瓜，是通過絲綢之路從波斯傳進來的。至於外國書籍，馬克思是德國人，如果人們不讀外國書，就不會有共產主義運動了。即使在通訊極其困難的古代，事物和思想也無法封鎖，現在就更不可能了。」
這些話讓女孩陷入了沉思，她的老師從來沒教過她這樣思考問題。「你倒是善於把事情說清楚。」女孩說，「你上過大學嗎？」
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後，女孩有點明白自己的差異了。
因為當天沒有安排卡車來拉抄家的物品，紅衛兵將查抄的首飾和貴重物品鎖在一間書房裡，並在門上貼了封條後走了。臨走，又特別指令傭人們監視鄭念的行動。
05
傍晚，正在大家以為可以鬆口氣的時候，門鈴突然間又響了。這次來的是八個身穿粗布藍上衣的中年男子，領頭一個手持皮帶的人衝著鄭念大聲說：「我們是紅衛兵！我們對你採取革命行動來了。」
場面的荒謬讓鄭念不禁感到好笑。「真是的，你們是紅衛兵嗎？在我眼裡你們更像他們的父親。」
受到嘲諷的中年男子掄起皮帶抽打鄭念，高聲吼叫著要她交出鑰匙。劇烈的疼痛使鄭念咬緊了嘴唇，她告訴領頭的男子：「鑰匙被昨晚來的紅衛兵繳走了。」
這夥人把鄭念和傭人鎖進廚房，匆匆忙忙收集了幾箱東西之後就離開了。他們沒敢動紅衛兵封存的房間，這夥人其實就是來趁火打劫的。
那些天，女兒梅萍只偶爾回家一趟，電影廠也在搞文革，所以她來去總是匆匆，鄭念有好多話要對她講，卻沒有說話的時間。
一天，梅萍的朋友小許，一位中學教師來訪，梅萍正好又在電影廠里。小許告訴鄭念，紅衛兵把一直是上海標誌的天主教堂的兩個塔尖拆了，還衝進上海圖書館，焚毀了大量書籍。他勸鄭念帶著梅萍逃往香港。「你在國外有許多朋友，為什麼不帶上梅萍走呢？」並用很嚴厲的口氣提醒說，再不走就來不及了。
鄭念最終沒有接受小許老師的勸告。一年前，她是可以去香港殼牌公司就職的。但女兒不願去香港做一個二等公民，即便現在形勢紛亂，梅萍和母親交談時，仍然不願離開上海，她相信事情會發生好轉。梅萍是鄭念唯一的女兒，這就是宿命，鄭念只能選擇留下。
勸不動鄭念母女的小許，後來自己去了香港。他是游到澳門後，再輾轉到了香港的。
06
鄭念決心以平靜的心態，來應對面臨的動亂。但形勢還在繼續惡化。小許走後不久，第三批紅衛兵又闖進門來，他們的紅臂章上寫著三個大大的漢字：「造反者」。這群人揮舞棍棒，搗毀玻璃，一來就喝令鄭念跪下，鄭念拒絕執行指令，他們就擊打鄭念的後背和腿彎，將她打倒在地。
有人問：「現款在哪裡？」
「被早來的紅衛兵拿走了。」
「都拿走了嗎？」
當他們得知還留下了幾百元的生活費，就放在樓上書桌的抽屜里時，幾個人上樓去把抽屜拿了下來。得到鈔票後，這些人仍不滿足，其中一個戴淡色眼鏡的男子，用嚴厲的腔調喝問；黃金和武器藏在什麼地方？
鄭念告訴他們，自己沒有黃金武器，第一批紅衛兵把整座房子都翻遍了，也沒發現這些東西。但造反者堅信她在說謊，他們帶著鄭念和傭人走遍了房子的每個角落。他們切開床墊、砍開座椅和沙發，撬開浴室的瓷磚，爬進壁爐，探查煙囪，掀起樓板，躥上樓頂，摸索房頂下的水罐，趴在樓板上檢查管道。只要能搜索到的地方，就絕不放過。
當他們決定挖掘花園的時候，黑夜已經降臨。但這夥人還是鍥而不捨，挖草坪，掘灌木，摳花盆，直到把自己弄得滿身泥漿一身臭汗，仍一無所獲。最終，體力的消耗毀滅了革命的熱情，一群人被迫返回屋裡，但個個怒氣衝天。
戴淡色眼鏡的男子大聲威脅說，再不主動交出黃金和武器，他就要推翻牆壁。面對幾近瘋狂的失態，鄭念毫不畏懼，反而以正常而又友好的聲音慢慢地告訴對方說，說話要講道理，通邏輯。如果要在牆裡藏東西，必須請泥瓦匠才能把牆修復。所有工人都是為政府企業工作的，他們早把這件事向黨匯報了。
因為被女主人說不講道理，眼鏡男氣得嘴唇哆嗦，抬手便想打人。沒想到梅萍養的貓突然從廚房裡竄了出來，從後面發動襲擊，用尖利的牙齒狠狠地咬進了眼鏡男的小腿肉里。然後在眼鏡男疼痛的尖叫聲中，閃電般地從窗戶跳了出去。它坐在高高的木蘭樹枝上，喵喵地叫著，然後就消失在夜色中了。
受到攻擊卻又無法回擊的造反派，看到自己的頭頭被咬傷後的狼狽相，一個個完全泄了氣。只能轉而恐嚇鄭念，說她養了一隻攻擊造反派的野獸，定將受到懲罰，那隻貓遲早會找到並執行處決。
原以為貓的行動可以讓人安靜一會兒，沒想到前邊又響起了擂門聲，原來是第一批抄家的紅衛兵又殺回來了。
鄭念趕忙叫傭人們回到房間，自己也迅速躲了起來。然後便聽到許多人上下樓的聲音及大叫聲，憤怒的爭執幾乎要掀翻屋頂，接著便是打鬥。鄭念只能躺在床上，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家被毀掉。儘管外面的鬧聲那麼大，疲憊不堪的鄭念還是睡著了。
第二天早晨醒來，兩隊紅衛兵已經達成了和解。鄭念到樓下衣帽間洗手時，從鏡子裡看到了自己：散亂的頭髮，蒼白浮腫的臉，額頭和雙頰還布滿了泥點子。鄭念被自己的容貌驚呆了，這使她想起了曾在重慶大轟炸時看見過的一具女屍，死得毫無尊嚴。就在這一刻，鄭念告訴自己，一定要活下去，她面對的是一場維護自己名譽的戰鬥，不僅要活著，而且要像花崗石一樣堅強，無論受到怎樣的打擊，都決不能被打垮。
早飯後，卡車來了，運走了所有查抄的東西。原以為折騰了幾天的紅衛兵會隨著卡車離開，沒想到竟然留下不走了。一個女造反派對鄭念宣布說，她不能離開房子一步，紅衛兵會在這裡輪流監視她。
所有的交涉和力爭都是徒勞的。女兒梅萍因為參加文化大革命，必須越來越多的在製片廠內過夜。即便回家，也不允許母女兩人見面。經過爭取，才允許鄭念到花園散步。這也使梅萍終於找到機會，每當晚間回家，便往花園裡扔小紙團，以便母親能在第二天早起鍛鍊時撿到它。
不久，一條極左口號將階級的區分推向頂點：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會打洞。很快，梅萍便被從「群眾」隊伍中清除出去，關進了牛棚。隨即，製片廠一夥造反派來查抄了她的房間，拿走了她的所有東西。這讓鄭念深受打擊卻又無可奈何。
07
九月二十七日傍晚，鄭念被帶到一所學校接受批鬥。參加批鬥者有抄家的紅衛兵和造反派，還有原殼牌公司的雇員，批鬥會由眼鏡男主持。
眼鏡男口若懸河，以批判的口吻，從鴉片戰爭講到殼牌公司的商業剝削，再講到鄭念的反動階級家庭，以及資產階級小姐的鄭念是如何被培養成了帝國主義走狗的，他的丈夫是國民黨政權的殘渣餘孽，她本人則是裡通外國的特務，參與了破壞人民政府的陰謀。
在接下來的批鬥中，紅衛兵和殼牌公司的雇員都參與了揭發檢舉。鬥爭會一直開到夜色降臨，各種仇視的口號此起彼伏，有一種口號甚至尖叫說：「我們要殺死你！」
眼鏡男為自己的煽動力分外得意，他宣稱鄭念必須坦白。鄭念嘗試過解釋，但會場上充滿了憤怒的呼喊，沒有一個人能聽到一個完整的句子。鄭念意識到所有的解釋都是徒勞，她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沉默。
這個舉動被眼鏡男視為抗拒，他做出手勢，招呼後邊的小伙子拿出一副閃閃發光的手銬。他們把鄭念帶到學校大門口的街上，那兒停著一輛上海市警局的黑色吉普。
「你坦白不坦白？」眼鏡男再次問道。許多人附和著大聲叫嚷：「坦白！」
沒有人知道鄭念在背誦《聖詩》的第二十三章，她從中感受到一種巨大的力量，整整一個晚上，她都不曾像此時站在黑色吉普車前這樣無所畏懼。她抬起頭來，用響亮而又堅定的聲音說：「我無罪！我沒有任何要坦白的！」
這次誰也不叫了。所有人都被這充滿勇氣的拒絕驚呆了。來自警局的小伙子給鄭念戴上了手銬，把她推進了吉普車。
吉普車司機發動了引擎。
08
未經任何司法程序，僅僅是眼鏡男做了一個手勢，鄭念便被逮捕，送進了監獄，關押在上海第一看守所，成了代號為1806號的囚犯。很快，梅萍也遭逮捕，母女倆從此天各一方，失去了聯繫。
這一關押，就是整整六年半的時間。
她居住的囚室，頂棚上耷拉著蜘蛛網，白灰刷過的牆壁因年代久遠而顏色變黃，沾滿灰塵，燈泡上塗著一層污垢，水泥地因潮濕而發暗，唯一的一扇小窗，用力一拉，脫落的漆與瀑布般的灰塵便飄落到地上。她無法忍受這樣的骯髒，她說服女看守借到一把磨禿了的掃帚，拉著床在囚室里轉，站到上面去清掃頂棚的蜘蛛網。清掃牆壁時，灰塵飛舞，囚室里成了塵霧的世界。
接下來，她用委託看守購買的臉盆、毛巾、手紙、肥皂，逐項改善自己居住的環境。她對女看守背誦了毛的語錄「講衛生光榮，不講衛生可恥」，要到了足夠的水。先是仔細地擦了床，然後再站到鋪蓋上擦拭久被塵封的窗，刷完了牆角的水泥便桶，還剩下足夠的水洗臉擦身。當熱水送來之後，她已經可以坐在乾淨的床邊慢慢喝水，第一次感覺到白開水的味道從來沒有這樣好過。
午飯是米飯和油菜，她用飯粒在床邊的牆上粘了一圈手紙，免得睡覺時讓髒牆壁弄髒了被子和衣服。下午，看守來叫她鍛鍊時，發現了她糊在牆上的手紙。
「改變房間內的情況違反獄規。」看守說。鄭念沒有出聲，她在琢磨如果看守命令她扯掉手紙時該怎麼辦。結果看守掉頭就走了，過了一會兒，便聽到她在樓道上叫道：「鍛鍊了！鍛鍊了！」
星期天到來時，鄭念向看守借來了針，將兩條新買的毛巾縫在一起，為水泥馬桶做了個墊子，又將多層手紙縫在一起做了個臉盆蓋，以便儲存清水，還裁開一張手絹做了一副眼罩，因為囚室的燈晚上都不關閉，無法適應，只能戴著眼罩睡覺。
09
幾天過去了，都快一個月了，鄭念不斷提出要見審訊員的要求，但沒有結果。有一天，她再次提出要求，看守訓斥她說，你才來了多少天，有人在這兒都呆了幾年了，你急什麼？鄭念於是提出讓看守借給她一本法典看看。看守對此反應憤怒，好像受了污辱，駁斥說：「我們是無產階級，不用法典。」「那你們根據什麼判定一個人是否有罪呢？」「我們根據領袖的教導，他的話就是標準。」
終於在一個陽光燦爛的早晨，看守來通知她去接受審訊。她感到有些興奮，她相信受過訓練的職業審訊員，一定能將無辜者和罪犯區分開來。但很快她便深感失望，原來審訊員和紅衛兵的認知一般無二，一上來便指控她有罪，並威脅說不認罪就會死在監獄。讓審訊員意外的是，他們面對的這位女性，根本不怕威脅，還斬釘截鐵地宣稱：「寧死也不說謊。」
為了讓她認罪，看守們秉承上面的指示，安排了一個三十來歲的女犯人和她住在一起，故意散布對現實的仇恨情緒，以引誘她加入和自己一樣的咒罵。鄭念看出了女人臥底的伎倆，非但說話滴水不漏，還告誡這個女犯人不能隨便亂說。
臥底持續了三天，到第四天一無所獲的看守們大失所望，假意宣布判處女犯人死刑，把她叫出了囚室。圖謀失敗的女看守心有不甘，來到囚室，喝令鄭念「站起來」，惱羞成怒地抽她的耳光。鄭念挺直身子站著，把眼中的淚水憋了回去，就像什麼也沒發生似的，凝視著前面，彷佛看守並不存在，這種高傲的尊嚴，進一步激怒了看守，再次抽打鄭念的耳光，並用沉重的皮鞋踢她的腿，勒令她說：「站好！你在受罰。你夠聰明的，是不是？帝國主義者把你訓練得不錯啊，對不對？」
回答施暴看守的，依然是毫不屈服的沉默。
10
整整6年半的牢獄生活，鄭念受到過無數次嚴刑拷打，逼迫她認罪，承認自己是外國間諜，但她始終沒有低頭，堅定不移地守護著自己的清白和高貴。
1973年，鄭念終於獲得釋放，但她拒絕離開。她要的不是寬恕，而是道歉。她要求宣布她根本就是無罪，並且要求賠禮道歉，在上海、北京的報紙上公開發布道歉消息。
宣讀釋放結論的男子大感驚訝，他還從來沒有碰見過這樣的關押對象，聽到釋放消息並不感到高興，更不表示感激。
旁邊的審訊員說：「第一拘留所並非養老院，你不能一輩子呆在這裡。」
「當然不能，但你們必須給我做出恰當的結論，什麼時候做出，我什麼時候就走。」
審訊員已經不耐煩了，站起來說：「我還從來沒見過一個拒絕離開拘留所的人。無論如何，政府讓你走，你就得走。」
話音剛落，兩個女看守走了進來，一邊一個，夾著鄭念拖出了監獄。
她終於重見天日，但她心心念念的女兒，卻再也不能回到她的身邊，鄭梅萍已經在1967年被折磨致死。在獄中受盡凌辱的她沒流過一滴淚，卻因失去愛女而痛心哭泣，她決心要為女兒討回公道。她不相信自己那麼堅強的女兒會選擇自殺，在幾乎所有人都選擇迴避的情況下，她獨自暗中調查死因，最終查到女兒是被人活活打死後扔到樓下的。美麗而單純的梅萍，1942年出生於澳大利亞，7歲時回到上海，25歲遇害。
11
1980年，鄭念離開了自己深深眷戀，而又帶給她累累傷痕的上海。登船時，天上飄飛的細雨變成了傾盆大雨，並伴有雷電。輪船起錨後，駛向上游以便掉頭。在密雨形成的霧障中，鄭念看到了殼牌辦事處的樓房，以及她辦公室的窗戶。過去發生的一切，頓時產生了一種夢幻般的感覺。輪船在加速，當來到揚子江口時，暴風雨已經停息，雲層間透出了燦爛的陽光。
鄭念站在甲板上，讓海風吹拂自己的頭髮，她這一生不知有多少次乘船出境，但看著漸漸消失的海岸線，卻哪次都沒有像這次這樣傷心。1949年她根據丈夫的要求帶著梅萍從香港回到上海，然而這次離開，卻只剩下她孤身一人。她為此深感愧疚。她也為永遠離開生她的祖國而傷心，她後來在《上海生死劫》中寫道：「這最後的一擊是如此猛烈，竟使一切都在震顫。只有上帝才知道我多麼愛我的祖國，我今日離開她也絕非我的過錯。」
一個星期之後，她從香港《大公報》上讀到了一則消息，殺害梅萍和另外五個受害者的兇手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這讓她在感覺正義伸張的同時，卻無法寬恕。
出國之前，她把抄家時倖存下來的文物全部捐贈給了上海博物館。
在國外，鄭念先是在加拿大首都渥太華居住了兩年，然後遷到了華盛頓，那兒的氣候與上海頗為相似。在華盛頓，她開始了自己的寫作。她在英國、瑞士、法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和美國的朋友，給了她巨大的鼓勵。
1987年，她出版了全英文寫作的《上海生死劫》，以此紀念亡夫和女兒。著名作家程乃珊在華盛頓見到她時，忍不住感嘆：她是那樣漂亮，特別那雙眼睛，雖歷經風霜侵蝕，目光仍明亮敏銳。經歷半世浮沉，她的笑容依然乾淨溫和，沒有任何戾氣與哀怨。
2009年，94歲高齡的鄭念安詳地離開了人世。她留給這個世界的背影，是永不消失的美麗，和美麗之中所濃縮的那份高雅和尊嚴。
2020-0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