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今天要講述的這位女性，叫沈佩貞。在民國初年的政壇上，曾經風雲一時，舉國皆知。她投身革命，倡導女權運動，才識高卓，被譽為「近今女界之偉人也」。有次她怒斥政客，毫不客氣地罵道：「我系女界革命元勛，我系女子參政同盟會會長，何人不怕？曾打參議院，曾打國務院，曾鬧總統府，曾鬧國民黨，誰人不知？」
然而後來時移世易，被不良媒體和一些文人墨客污名化，冠以女流氓頭銜，成了中國女權運動史上，被極端妖魔化的一位女性。
關於她的身世，她在自述中說：「浙江世族，父宦兩粵，幼承慈訓，長學師範，曾隨叔父留學日、法，遊歷各國。」
寥寥數語，便可看出她的文化底蘊，既有家學淵源，又讀過師範，還有著海外留學的背景。
這樣的經歷，使她的女權意識，革命思想，能與時代同步。辛亥革命時，沈佩貞投身其中，成為活躍人物。1911年11月28日，沈佩貞在《申報》發表《創辦女子尚武會緒言》，認為女性身為國民，當效法花木蘭、秦良玉，投身行伍，與男子一起擔當保家衛國的責任。為達成這樣的目的，沈佩貞組織的女子尚武會，「以養成女子尚武精神、灌輸軍事學識為宗旨」，訓練其軍事技能，然後奔赴戰場，參與軍事行動。
1912年1月12日，沈佩貞登出廣告招生，招募勇敢女生500名。在女子尚武會成立大會上，沈佩貞被選為首任會長。當時，上海婦女在武昌起義後，組織了5個北伐軍事團體，沈佩貞領導的女子尚武會是其中之一。這些武裝力量，約占上海武裝力量的四分之一強。她們宣稱：「天賦人權，男女本無軒輊，人自為戰，雌雄立決須臾。」表達了與男子並肩作戰，推翻清廷的革命決心。
當時的女子軍事團體，「軍紀風紀肅然可觀」。戰鬥時「勇猛異常，一洗柔弱之態」，贏得了社會各界的交口稱讚。沈佩貞在尚武會章程中規定，學成後的女生將隨同女子軍北伐清廷。當時，沈佩貞拍了一張身著戎裝的照片，經報紙登載後，引人矚目，流傳很廣。
1913年2月12日，是清帝下詔遜位一周年，北京先農壇舉行了為期七天的紀念會。台灣文人連橫恰好在北京，目睹了當時的盛況，「士女觀者十數萬，如荼如火，道為之塞，可謂空前之大會矣」。會中設展覽區，懸掛著供人景仰的器物和圖片，其中即有沈佩貞的戎裝照，為她贏得了「女界之偉人」的聲譽。
此後，南北和談成功，女子北伐軍奉命解散。沈佩貞轉而投身女子參政運動，加入兩性平權維持會，開始了力爭女權的奮鬥，成為中國女權運動的先鋒人物。
當時，中國的女權運動還處於萌芽狀態，男女平等、尊重女性、婦女地位都還沒有真正起步。但因辛亥革命的興起，覺悟的女性，已經有了強烈的自主意識，個個意氣風發，反抗夫權主義的壓迫。她們爭取女權的目標很明確，就是要為自己爭得與男人平等的地位，並將此與國家的強盛和民族的自立聯繫起來。
然而，令她們失望的是，中華民國臨時參議院制定的《臨時約法》，竟然沒有女子參政的規定，比起同盟會政綱中「男女平權」，明顯後退了一大步。更讓人不能接受的，是1912年參議院議員法甚至規定：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只屬於男性，女子同精神病患者、吸食鴉片者、不識字者一樣，都沒有這項權利。為爭得女性應有的權利，沈佩貞的男女平權維持會，遂與其它各省的女子參政運動骨幹，在南京組成了「女子參政同盟會」。成立大會那天，沈佩貞慷慨演說，痛言女界須化除意見，聯絡團體，以收競爭之效。又在總結髮言中表示：「此次參議院之約法條義，以壓制手段，妨害女界，我女界絕對不承認此條文。」
女子參政同盟會，內分總務部、交際部、政事部、教育部、實業部、財政部、審查部、文事部，沈佩貞被選為實業部負責者。隨著女子參政運動的開展，沈佩貞的作為日益凸顯。
1912年4月，南京臨時政府和參議院北遷，女子參政代表也隨後聯合北上，寓居於京師粉房琉璃街。女子參政的核心問題，是女子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但參議院對女子參政的態度，同此前在南京的傾向十分相近，女性的參政請求完全被無視。女界代表於是推舉沈佩貞等60餘人在8月6日到參議院面見議長吳景濂，痛陳女界呼聲，然而得到的答覆卻頗為含糊，並不明確表示贊同與否，等於打了沈佩貞等女性代表一套太極拳。
無奈之下，沈佩貞和唐群英等三十多人，只能採用過激辦法，全副武裝進入參議院，堅決要求女子參政。面對這些來勢兇猛的女人，參議院的男人們個個手足無措。後來，有膽大一點的出來說，現在的約法案尚未最後確定，還需再議，到時必議之。百般勸慰之下，女將們才轉身離開。
回來一想，感覺又被打了一套太極拳。這種敷衍塞責的做法，一而再，再而三，終於引發憤怒。
第二天下午，沈佩貞、唐群英等人再次前往參議院，卻被擋在了門外，連門都不能進了。受到歧視的女人們怒火中燒，不免衝動起來，憤而將玻璃窗擊破。警衛上前勸阻，被沈佩貞飛起一腳，踢倒在地。
進入參議院坐定後，唐群英與張漢英因事離場，沈佩貞等人留下旁聽。會議尚未開始，便有議員出言不遜說：「女子無國家思想，無政治能力，參與政事，會誤國機。」
女子參政會代表王昌國忍不住反駁說：「推翻帝制，建立民國，民不分男女，都應平等，女子參政，天經地義。」會場氣氛陡然緊張，有議員公然說：「女人懂什麼？生兒育女，管好家務才是正事。」聞聽此言，沈佩貞氣憤地說：「在前線打仗，衝鋒陷陣的有我們女子；在後方搞宣傳、搞救護的有我們女子，女子哪點不行？你們這些議員大人，有的晚上打麻將，白天開會打瞌睡，發言打官腔，又有什麼治國安邦的高見？」
會場上，雙方不斷交鋒，拍桌打椅亂作一團，最終不歡而散。
這件事，後來史稱「女界大鬧參議院」，引起社會關注，以至於魯迅在他的雜文《關於婦女解放》中也提到此事，語帶嘲諷地說：「辛亥革命後，為了參政權，有名的沈佩貞女士曾經一腳踢倒過議院門口的守衛。不過我很疑心那是他自己跌倒的，假使我們男人去踢罷，他一定會還踢你幾腳。這是做女子便宜的地方。」
在外界看來如同鬧劇一般的舉動，在當時參與其事的婦女代表們看來則屬於忍無可忍、不得不為。還在《約法》制定期間，女界代表就一再要求把男女平等的內容寫入《約法》當中，以確保女人和男人具有相同的參政權利。當時，孫中山對婦女代表們也表示過口頭支持。但到了後來，男女平等這一條款還是被剔除到了憲法之外。在辛亥女傑們看來，當初革命時，女人和男人同樣地出生入死、流血流汗，革命黨也把男女平等內容寫進了黨綱，等到革命成功了，手握大權的男性革命者居然玩起了過河拆橋的把戲。你叫受到欺騙的沈佩貞如何不飛腳踹人？
接下來在北京的湖廣會館，沈佩貞再次氣得動起手來。
1912年8月25日，同盟會改組大會在湖廣會館舉行，會議的主題是吸納四個小黨，成立一個大的政黨——國民黨，進而實現組閣的目標。接下來的事情給了女子參政代表們當頭一棒。當秘書長宋教仁用湖南話念完國民黨新黨章時，黨章里根本沒有任何關於「男女平權」的條款，只有一條：不接受任何女性加入。唐群英當即站起來大聲質問，但男人們的鼓譟聲完全淹沒了她的聲音。
沈佩貞見狀，不由分說拉起唐群英就衝上了主席台，扭住宋教仁就打。據當時的媒體描述，那場景是「舉手抓其額，扭其胡」，「以縴手亂批宋頰，清脆之聲震於屋瓦」。
媒體的這種描述明顯帶有誇張成分，試想那樣亂鬨鬨的場面，以縴手掌摑耳光的聲音，如何能像打雷一樣聲震屋瓦？
繼湖廣會館打宋教仁耳光之後，沈佩貞、唐群英專門謁見孫中山，陳述婦女意見，說到悲憤處，沈佩貞放聲大哭，揮淚訴說辛亥女革命者們把生死置之度外，建立炸彈隊、行動隊、暗殺隊……志在救國，目的就是為了爭取自由平等，使日後女同胞人人享有幸福。可是沒想到「國基已定，所要求者既不能達到其目的，則從前之盡瘁何為」？面對這樣的責問，孫中山也無法回答。
1912年9月1日，女子參政同盟會在北京爛熳胡同女工傳習所召開聯合大會，宣布該會現以「先實行男女平等、繼實行女子參政為宗旨」。其宗旨之所以有此變更，乃是因為現實中女子的處境進一步惡化。
1912年9月2日，在女子參政運動「進」、「退」關鍵時刻，孫中山致函唐群英，信中不無難處地說：「黨綱刪去男女平權之條，乃多數男人之公意，非少數可能挽回。」他勸唐群英，不如先通過提倡教育、普及知識的方式來大力發展女子團體，然後再來與男子爭權，而不是眼下依賴男子代為出力。
此時，在參議院擬定的《國會選舉法》中，只規定男子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而女子全然沒有。唐群英等人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將捍衛女權的要求與全國上下正在興起的「討袁」運動結合起來：「凡反對女子參政者將來必有最後之對待方法，即袁大總統不贊成女子參政權，亦不必承認袁者為大總統。」
為此，還創辦了以參政為主要內容的《女子白話報》，揭露現實社會：「欺壓女界實在太甚，所訂的議院選舉權，沒有女子的選舉權，便是將吾二萬多同胞一概抹煞了」。呼籲婦女一次爭不到，二次再爭，二次爭不到，三次四次，乃至無數次，不達目的絕不罷休。
此舉激怒了袁世凱，在下令解散國民黨之後，女子參政同盟會也在1913年11月被袁氏政府強令解散。高壓之下，各種婦女參政團體也開始煙消雲散，大批領袖人物迫於形勢迅速分化瓦解。唐群英不得已離開北京，回到湖南辦學、辦報，宣傳男女平權。形勢發展至此，中國婦女史上首次具有獨立意義的參政運動，最終以失敗告終。
事已至此，無力回天，曾經處於浪潮前列的女權運動者，她們中有的墮胎亡海外繼續鬥爭；有的則悲觀失望，從此消沉；有的人憤而自殺，或抑鬱而死；有的遁入空門，或淪為妓女。最令人驚訝的莫過沈佩貞，竟然一變而為「總統門生」。
1915年，袁世凱復辟前，沈佩貞印製了一張名片，正面一行大字是「大總統門生沈佩貞」。此說的依據，來自她年少時曾在北洋學堂就讀，袁世凱是這所學校的創辦人，稱袁世凱為老師並非無中生有。有人說袁世凱也收到過這張名片，未加否認，等同於默認了。袁世凱一開始時對沈佩貞是禮遇有加的，不但聘她為總統府顧問，還一度派她去綏遠擔任將軍府高級參議。
推測沈佩貞的這種轉變，應該是經歷了多次阻撓和打壓之後，而被迫作出的調整：既然不能改變環境，那就適應環境。
從政後的沈佩貞做事非常潑辣，有一次抓賭，率京城警廳闖入某豪門，抓到交通總長、參謀次長、財政次長各一名，關押一小時才予以釋放。像這樣類似的行動多了，得罪的人也多了，為此招致不少人切齒痛恨。
但沈佩貞不管不顧，全無忌憚，視官場潛規則如同仇敵。當時的北京城魚龍混雜，蛇鼠成群，仇視沈佩貞不講情面的大有人在，於是小報配合這樣需求，時不時射出幾支冷箭，中傷詆毀不講情面的沈佩貞。1915年6月1日《神州日報》刊發了一條爆炸性八卦消息，指名道姓稱沈佩貞與步軍統領江朝宗，在京城醒春居酒樓「划拳喝酒嗅小腳」。
但事實真相是，沈佩貞、劉四奶奶、蔣淑婉、蔣良三等人在醒春居酒樓聚會時，蔣良三威逼沈佩貞遵行酒令，同意楊光甫嗅她的裸足。沈佩貞當場翻臉，掀席大罵而去。《神州日報》對此不從正面報到，卻流於低俗，津津樂道，描述詳盡，認為「可作一篇艷情小說觀」。
消息一連登了三天。這「嗅女人小腳」本是中國舊式文人的變態怪癖，《神州報》以此作為秘聞，罔顧事實，行攻擊之能事，明顯帶有政治意圖。有傳聞說《神州報》主編汪彭年，當時正在謀求議員一職，意欲積累資本，引起大眾關注。
這樣一篇歪曲事實的報導，引起了幾位女當事人的憤怒，沈佩貞更是反應強烈。沈佩貞個性剛強，對自身名節很是在乎，雖與男性多有交往，但風流韻事卻是絕對沒有。被人無端損毀名節，當然要以非常手段對付，她見報後勃然大怒，要求汪彭年登報導歉，並擺酒席謝罪，但汪彭年根本不予理睬。
文說不行，只好武力相逼，於是沈佩貞親率二十多名女將，還有幾十名衛士跟隨，一路闖進汪公館去。汪彭年一見來者不善，趕忙從後門開溜，留下姨太太出面應付。沈佩貞不和女流爭鬥，只是叫汪彭年出來說話，女將們隨聲附和，武裝士兵也從旁助威，高聲索人，群情激奮。
原本，當事者已經逃之夭夭，眾人找不著對手，吶喊一陣也就散去。偏偏這世上就有不明事理之人，硬要出頭攪事。眾議員郭同與汪彭年是同鄉，那些天正客居在汪公館，聽到外面有喧譁聲，便打開房門出來干涉，話剛出口，眾女將即一涌而上，以為此人就是汪彭年，便來拳腳相加，沈佩貞上前扭住郭同前胸，責問他如何污人清白。郭同也不辯白，只是破口大罵，揮拳抵抗。沈佩貞見郭同拒不認錯，飛起一腳，不料正踢到郭同襠部，郭同疼痛難忍，蹲地不起。沈佩貞見對手已經不能抵抗，便不再痛打落水狗，而轉身將室內家具物件砸了一通，方才率領眾人揚長而去。
沈佩貞大鬧汪宅，誤傷了眾議員郭同，郭同豈能咽下這口惡氣？他一紙訴狀告到法院。等到法院開庭審理那天，各大小報記者悉數到庭。沈佩貞怒打郭同時，雙方曾大打口水仗，污言穢語出口成章，這些話在法庭上由證人轉述時，聽得法官面紅耳赤，連連搖頭。但旁聽席上一干官員記者與閒雜人等，卻興奮得大呼小叫，感覺津津有味。
最終，法院經過審理，判決郭同勝訴，沈佩貞監禁三月，送京師第一監獄執行，並賠償郭同損壞之物折合大洋四十元。
在這場官司中，頗值得玩味的是報界充當的角色。沈佩貞等人在醒春居的行為舉止，最初由《神州日報》報導，整篇文字，香艷十足，多有憑空想像的成分。為了醜化當事人的形象，作者多處使用了小說筆法，語調下流。正如沈佩貞在訴訟中所指出的：「既憑空捏造以污人，又迭構穢詞以公眾。」而法院最終的判決，亦受到了媒體的誤導，未能體現法律的公正性。
原本，汪公館事件發生後，沈佩貞曾請託數位要人出面說項調停，郭同也一度表示諒解，「以為此等無知女子，本不足與之計較，彼果能知愧悔，亦無不可姑予優容」。但民眾輿論在媒體的引領下，卻不願就此罷休，且把批評的矛頭一致對準沈佩貞，並慫恿郭同以法律方式解決。北京的報界，甚至刺激郭同，嘲諷他作為大好男兒，為何竟屈服於英雌一擊之下？這些媒體，為擴大報紙銷量，不惜極盡挖苦，藉以煽風點火，挑起爭端，唯恐天下不亂。郭同處在政界追詰、輿論刺激的壓力之下，乃決定向地方檢察廳起訴。可以說，正是輿情的洶湧，裹挾了案件的走向，一邊倒地維護了男性議員的權益，卻對並非全錯的弱勢女性給予了毫不留情的懲處，使其成了媒體筆下群起而攻之的「女流氓」。
有些不良媒體，把自己墮落成了煽動刺激男權社會低級下流的集體狂歡情緒的女權殺手。客觀公正地說，沈氏本人亦是受害者，她不僅名譽被污，而且遭受了牢獄之災，最終陷於孤立無援的境地，讓她看到了社會的殘酷。據當時多家報刊介紹，沈佩貞在法庭上面對旁聽席上千的觀眾，痛哭流涕地控訴到：「若輩串同，有意陷害，致我身敗名裂。你們有意看些笑話，毫無天良。」
法庭下也有人略表同情，但立刻遭到旁人指責：「若不如此，我們何處看此熱鬧。」一語道破社會群眾及現代媒體內心的卑劣齷齪。
2023-04-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