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計署催促下，香港公共圖書館大手禁書，以維護國家安全之名，厲行思想控制，結果不但「敏感」題目的異議書籍全數下架，甚至把一些「敏感」作者的其他作品，也格殺勿論。
其實禁書不單違反思想自由言論開放的文明原則，操作上也必定十分兒戲。《明報》調查發現，過去兩年至少有195項涉及政治議題及人物的資料或書籍下架，不過有多少項經過仔細研究，指出問題所在再徵詢法律意見，相信絕無僅有。不過，審查者就算沒有認真從頭到尾看過作品，單憑標題和作者便作決定，也完全可以理解。試想，先來一個讀書報告才決定是否禁書或移走錄影資料，功夫非常繁重，近乎不可能的任務，更何況整個過程不用交代也不受監察。
嚴格來說，公共圖書館館員需要看過每一頁藏書、每一格錄影，才有把握可以刪除一切直線曲線或軟的硬的「反動」資料，甚至需要定期再審，追上政治形勢的需要，才算盡職審查保障國家安全。但香港公立圖書館共藏有超過一千五百萬項資料或書籍，單從人手看，註定是馬夫行事，只有根據一些關鍵字詞來做決定，「有殺錯無放過」。
不過，寧枉毋縱丶寧濫無缺下，特區當局製造又一個一塌糊塗的香港故事。今次的審查擺明因人廢言，例如鄺俊宇的愛情文集丶黃照達的親子漫畫丶吳靄儀的生活小品、彭志銘的粵語研究丶尊子負責插圖的書籍等等，都一概遭殃，完全言不成理。反而其中部分書籍可以在大陸城市的圖書館找得到，偏偏在這個國際都會，卻為了「國家安全」而一律下架，難道說好大陸故事比香港的更重要？
可見眼下的香港，不但收緊政治尺度，扼殺言論自由，公共行政更是紊亂不堪。首先是觀念不清。特首李家超解釋，圖書館有責任確保館藏符合「香港利益」，但何謂「香港利益」，從來沒有界定，但沒有界定不等於沒有責任，因為被下架的書籍或錄影製作便等於不符合「香港利益」，作者和出版商若認為有損聲譽，大可控告政府誹謗，以鄺俊宇的《有一種幸福叫守護》或者區家麟《潮池》散文集為例，若政府指明或暗示不符合「香港利益」而下架，誹謗官司肯定不勝無歸。
其次是整個禁書過程竟然純屬康文署的行政決定。有份負責國安法的保全局不知是沒有提供專業意見，還是沒有專業意見提供，一直置身事外，而康文署亦從不徵詢公共圖書館諮詢委員會的意見，無疑可免去向公眾交代，但沒有壓力下，一切隨隨便便，沒有一套有理有據的審查準則，也沒有可以交代的工作程序，到了公眾質疑，又可以怎樣招架？
特首一味說館藏符合「香港利益」，但連禁書有何具體標準和程序也拖泥帶水，正好說明，特首施政目的不在乎服眾，不在乎效率，而只在乎自己也不能說清楚的「香港利益」，當政策出了問題，也純屬你的問題，因為施政和他自己既然為了「香港利益」，當然沒有錯，錯的永遠是香港人。
這套信念已經成為李家超辯護政策的萬能鎖匙。例如香港與大陸設立器官移植互助機制，近五個月來衛生署收到近六千宗器官捐贈人士取消登記，其中過半未曾登記捐贈。在他看來，互助機制有「香港利益」更有「國家利益」，所以香港人不會真心退出的，因此李家超對大批人退捐深表懷疑，甚至認為有人在「破壞整個系統」，需要追究，卻連基本情況也未搞清楚，例如登記系統設計有什麼問題丶器官移植互助機制有何可疑之處等，便破口大罵。
同樣，長者乘車優惠計劃由65歲降至60歲，必定吸引更多長者使用公共運輸工具，不少乘客為求方便，短途旅程卻搭乘車資較高的長程車，反正車費都是兩元，政府因此須付出較多的津貼。其實問題不在於乘客，而在於津貼的規則。一來沒有規定公共運輸工具必須分段收費，二來津貼額不是按車費的比例計，而是一律兩元。政府覺得津貼付多了，首先要檢討現行津貼規則是否出了問題，而不是如特首那樣錯誤指責受惠者濫用優惠計劃，因為他們不過依規則行事。
一個特首隻須開口「國家安全」，埋口「香港利益」，但可以不著邊際丶不講程序丶不理民意丶不顧實際丶不用問責，而一切政策卻可堅持錯誤到底，正是目中無人因此施政如入無人之境的新香港。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