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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信自己的常識和良知認清中共謊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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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今半市場化權貴共產極權政權統治下的中國大陸社會,一個人要從中共當局層出不窮的、似是而非的、無所不在的欺騙、隱瞞、歪曲伎倆之中洞穿事物的真相、本質,使自己徹底覺醒過來,其實並不需要具備多麼高深的理論、多麼淵博的學識,只要你在任何情況之下都堅信自己的常識和良知,你就能做到這一點。 謹以此文敬獻給我那些在中共當局的隱瞞、欺騙、誤導和洗腦之下良知未泯的尚未覺醒和正在覺醒的同胞。

中共將55萬知識份子打成右派批鬥,並株連其親屬。(網絡圖片)

接上文:堅信自己的常識和良知認清中共謊言(上)(https://tw.aboluowang.com/2023/0531/1908311.html)

一九五七年全國開展針對知識份子的「反右運動」,我念書的中學也不例外。當時報紙上、廣播上以及學校召開的大會上都大力宣揚號召知識份子和全國各界民眾幫助共產黨整風,鼓勵他們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開展大鳴大放大字報運動,共產黨則保證做到「言者無罪、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教師們都信以為真,紛紛在鳴放會上或寫大字報向黨和學校領導提出各種改進教育工作的意見。在鳴放會上你不發言、不提意見、不寫大字報也不行,會被認為對大鳴大放、對整風運動消極抵抗也要遭到批判。

到這年6月份風向開始突然轉變,《人民日報》以社論、評論的方式號召全黨、全國人民動員起來反擊資產階級右派份子向黨和人民發動的猖狂進攻。自此開始,中共當局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右運動」。

我們中學那些學識淵博、人品高尚深受學生敬愛的教師、職員幾乎無一倖免,紛紛被劃成「右派份子」,他們或被送去蹲監獄勞動改造;或被處以「勞動教養」;或被降職降薪取消教師資格被當作「反面教員」留在學校從事一些雜務。

看到「反右運動」中平日深受我們敬愛的品學兼優的老師、職工一個一個被打成右派份子(當時完全沒有意識到這將給他們和他們的家庭帶來多麼深重的苦難),而一些平日不學無術人品低下的教職工都成了「反右運動」的積極份子,他們有的入黨,有的被提拔為學校的領導。這使我想到:一個如此英明偉大的政黨和它的領袖怎麼能這樣良莠倒置地對待它的人民,特別是知識份子呢?

這一切都背離我的常識和良知,面對當局的種種蠱惑人心、似是而非的欺騙宣傳,我也曾猶豫過,我也曾彷徨過。我有時也想,是不是我看問題的階級立場錯啦?是不是我的思想意識錯了?但是我的常識和良知告訴我:不論是站在哪個階級、哪個政黨、哪個主義的立場;無論是以何種思想觀點來思考分析問題,反正對民眾進行欺騙愚弄、對事實真相進行隱瞞和歪曲都是不對的,對好人好事進行打擊懲處,對壞人壞事進行鼓勵、宣揚和獎賞都是不對的。

這樣,到「反右運動」以後,我對毛澤東和中共當局的英明偉大、對社會主義體制的優越性、對我們的報紙廣播電影和宣傳的真實性的信念已開始崩潰。

到1958年毛和中共發動的瘋狂的「大躍進運動」和接踵而來的餓死三、四千萬人的所謂「三年困難時期」之後,我對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共的「英明偉大」、「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人民謀幸福」的謊言已徹底識破,對「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美好信仰已徹底崩潰。

因為在這段時間內,毛澤東和中共當局的種種倒行逆施都與我的常識和良知相違背。

諸如:1、大煉鋼鐵,要在一年內使鋼鐵產量翻一番,從1957年的535萬噸/年達到1958年的1070萬噸/年。常識告訴我在一年時間內,鋼鐵廠的生產能力是不可能翻一番的,鐵礦石、焦炭、生鐵的產量都不可能在一年內翻一番,那麼鋼產量也就絕無可能在一年的時間內增加一倍。所以當1958年底中共當局通過報紙、廣播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宣布已提前多少天完成鋼產量一年內翻一番的「宏偉」目標時,我就知道那全是欺騙民眾的鬼話。

1958年,《人民日報》頭版刊登畝產三萬多斤的虛假新聞。(網絡圖片)

2、糧食畝產由幾百斤浮誇到幾千斤、幾萬斤最高達到十三萬多斤(據1958年《人民日報》報導:廣西環江縣紅旗人民公社在一畝多的稻田裡水稻平均畝產達到130434斤)。根據我以前從鄉下來的農民和農村同學那裡以及書本上獲得的常識知道:當時水稻年成差的時候畝產只有三、四百斤甚至更低;平常年成畝產四、五百斤;即使遇到風調雨順的大豐收畝產也不過五、六百斤。我的常識告訴我,在水稻品種改良和耕作技術未取得重大突破的情況之下,要達到畝產上千斤都是不可能的,更何況達到畝產數萬斤和十三萬多斤。

所以無論中共當局的廣播、報紙如何吹噓、宣傳;無論郭沫若之類的無恥文人如何出面進行吹捧;無論錢學森之流的無恥科學家出來怎樣論證,我都認為水稻畝產達到數萬斤,甚至十三萬多斤是完全不可能的,是騙人的鬼話。

3、對大專院校、科研單位的專家、教授進行醜化、批判,把他們說成是一批滿腦子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不學無術的寄生蟲。實際上在我與學校的老師、專家、教授們的接觸之中,感覺到他們當中的大多數都是品德高尚、有真才實學的,理應得到國家和民眾尊重的寶貴人才。對專家教授的醜化、貶低和批判嚴重損傷了他們原先滿懷的建設新中國的熱情。我校化工系留法歸國的教授鍾鈴先生(國內好幾家化工廠都是由鍾教授設計的)因不堪忍受當局鼓動的師生們對他的醜化、批判,寫出大字報要求學校當局批准他回廣東農村老家務農,以表達他對個人前途的絕望,以及對當局的不滿和抵制。

4、大辦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拆散社員的家庭(毛澤東和中共當局認為家庭是產生私心和一切非無產階級想的源泉),把男女社員分別組織到各級民兵組織之中,實行集體生活、集體勞動、集體進行民兵訓練,小孩大的住進學校,小的住進幼兒園。許多地方為此把社員家的房子也拆掉了,把社員家裡煮飯用的鍋盆碗筷都收走了,以斷絕社員們對家庭生活的眷戀。人類社會初期由於生產力低下,為抵抗自然災害和收集、獵取食物,只能過著群居生活,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出現了私有財產,才產生了穩定的家庭,從此人類才由群居生活進步到分散的家庭生活,從此家庭成了人類社會最基本的組成單元,家庭是延續人類種群、傳承人類文明、撫育後代、對後代進行倫理道德教育、建立人的良知和價值標準不可替代的社會基本單元。由家庭回歸群體生活豈不是逆社會進步的潮流的倒退行為麼?

5、把人分為農村戶口和城市戶口、禁止民眾的自由遷徙和流動。成為城市戶口的居民享有許多農村戶口居民沒有的待遇,諸如:可招工招干、可享受各種不同級別的免費醫療待遇、由國家計劃供應糧油,在物資困難時期由國家發給購買各種物資的票證……這些都是持農村戶口的農民們享受不到的待遇,一個自稱追求平等、一個自稱為廣大農民謀福利、一個自稱由工人和農民一起當家作主的政黨和它的政府,怎能如此在民眾中製造社會不公呢?怎能如此踐踏農民的權益呢?怎能如此違背自己過去宣揚的諾言呢?

6、到1958年時,中共當局已完善了把人分成享有不同權利和生活待遇的等級制度:黨中央主席、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省部(軍)級幹部、地市(師)級幹部、縣(團)級幹部……等中高級幹部都分別享有與其職務相當的各種特權和生活福利待遇,下面的基層幹部,黨員、軍人、團員、工人、貧下中農、城市貧民、普通民眾、知識份子、資產階級……都享有不同的政治和生活待遇。處在社會低層的是起義投誠人員、原國民政府的一般工作人員、國軍士兵、勞改勞教釋放人員……。處在社會最底層的是「五類份子」(地富反壞右),他們的家屬和子弟處在這個社會的倒數第二層。「五類份子」及其家屬子弟成為這個社會任人欺凌的賤民。

我的常識和良知告訴我人類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消除歷史上形成的等級制度實現人人平等,毛澤東和中共當局在奪取中國大陸政權之前不是也宣稱實現平等是他們追求的主要目標之一嗎?怎麼他們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不僅沒有兌現實現人人平等的諾言,反而建立並完善了我國歷史上(也許是人類歷史上)最嚴密、最慘無人性的等級制度,這不僅違背了他們過去許下的諾言,而且也與人類社會進步的方向背道而馳,這不是反動是什麼?

7、「大躍進」造成整個國民經濟瀕臨崩潰,致使日用工業品和食品供應緊張,中共當局不得不採取憑票計劃供應的辦法來應對,除早已有的布票、糧票、食油票之外,煤票、煤油票、香菸票、棉花票、肉票、火柴票、白行車票、手錶票、收音機票、縫紉機票……等多種票證(注)也應運而生,這些票證供應的數量遠不能滿足民眾日常生活的正常需要。

責任編輯: 李廣松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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