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血腥鎮壓民運34年,最不能忘懷的是行兇者自己,因此用盡一切方法杜絕悼念活動,也就毫不意外了。
再過34年也好,調動軍隊鎮壓民主運動,都無法自圓其說,常人也無法原諒。一個高齡長者,無論怎樣德高望重,以至一個革命政黨,憑什麼可以決定動用軍隊,以槍炮結束示威民眾的生命,以正常社會秩序不容的方法來回復社會秩序?是否憑靠四九年結束內戰、建立政權的革命權威?抱歉,一個文化大革命已經消耗殆盡。難道是打倒四人幫,開啟改革開放年代所贏來的威信?隨著八十年代貪污腐化官倒橫行,也敗得一乾二淨。人民不外以和平的群眾運動,要求當局直面社會問題,主張政治民主,執政者可以不同意,但怎能反控他們搞動亂,並且以屠殺結束民怨呢?難道是犧牲一批人的性命在所不計,因為可以換回往後數十年經濟持續增長,再而大國崛起,再而偉大民族復興?果如是,官方也應該先承認殺人之罪,再追認當年的死難者是烈士,為國犧牲,又怎會對死難者家屬如臨大敵呢?更何況,歷史沒有如果。殺傷大量市民,若不能換來經濟繁榮,誰負責?以和平方法解決官民衝突,以至推行民主,誰能說中國的經濟成就不會比現在好?
一個國家不能好好面對歷史問題,確切承認自己的責任,只反映問題仍未過去,危險依然存在。試想,如果德國不願意面對過去納粹主義的超級罪行,日本拒絕承認軍國主義的野蠻侵略,以至俄羅斯堅持武力入侵烏克蘭理所當然,可以嗎?問題就不只是無視自己的責任,更令人擔心這些歷史錯誤有一天會捲土重來。
同樣,六四事件不單是歷史問題,更是活生生的政治問題。眼下中國,正走向毛澤東年代一人當政的強人政治,民眾受到先進裝備的嚴密監視,社會運動也許會消失於萌芽階段,不會出現八九年天安門的震撼場面。不過,隨著中國憲法廢除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習近平打破規矩,第三度出任總書記,過去毛澤東年代的三大政治特色,即終身制、領袖獨裁、個人崇拜已經重臨國土,比起當年垂簾聽政的鄧小平權力更大。決定有錯的話,更難挽回,傷害也可以更大。
例如:「清零」政策始亂終棄,耗用資源,塗炭生靈,誰可以制止?經濟上「國進民退」,大大窒礙企業家精神,也削弱科技巨企的力量,會否回到經濟計劃年代的歪路?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卻一直宣示中俄無止境的夥伴關係,可有考慮會令中國外交更形孤立、中歐之間更疏離?高調主張武力統一台灣,並且不斷軍事演習,換來是美、日、歐、韓、澳、印、英等國家軍事結盟,對抗中國,不利和平發展,但又有何機制改變最高領導人的決策?
一人當政的中國,也必須面對毛澤東晚年權力繼承問題所引起的政局不穩定。獨裁者選定繼承人有先天的困難,人選太弱太強都不成——太弱則不成體統,沒有能力駕馭大局,繼承其正統,確保其權威可以傳承下去;但太強的話,又怕提早變成跛腳鴨,稍有差池,更有被迫宮下台的機會。有研究更指出,獨裁領袖被迫下台一年內,超過四成不是流亡,就是被囚禁或者死亡,因此絕對不能選錯人。
不容有失之下,反而頗難善始善終。由毛年代的劉少奇和林彪,到鄧年代的胡耀邦和趙紫陽,莫不如此。結果蜀中無大將,毛最後揀定華國鋒,他戰勝四人幫,也逃不過被鄧小平淘汰的命運。鄧小平較聰明,揀了地方諸侯當總書記,還預先定下十年後的接班人選,保住往後二十年的政治穩定,只是十年換班的規矩難逃一劫,敵不過手握一切權力的最高領導人,中國又回到最初的起點,面對權力繼承的難題。
記得支聯會五大訴求最後一點,正是「建設民主中國」。當年提出,固然是繼承民主運動未竟之志,但細心回想,民主制度更可以免去權力繼承問題,切斷獨裁之患,那年那日的慘痛苦難或可避過,更可根絕悲劇的重演。
六四是苦難日,顯露罪惡深淵,也展現救贖方向。今日香港時局艱難,支聯會遭瓦解,維園燭光給撲滅,不過六四悼念苦難,不論什麼形式,心念始終如一:六四來臨,行兇者必須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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