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國家從來沒有像今天一樣擔心孩子越來越少的問題。
2022年，中國出現了60年來首次的人口負成長。近期，新聞報導稱，發表在《英國醫學雜誌》的一項研究顯示，2020年中國49歲女性的終身無孩率達到了5.16%，即每20名女性中有一人一生未育。
社交網絡中，一條對該研究的簡單粗暴的截面式總結——「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終身無孩率越高」上了熱搜。
然而，這種簡單歸因，卻並非研究者本意。熱搜的背後，中國的終身無孩率與其他低生育國家相比，究竟處於什麼水平？這將帶來怎樣的個體風險和社會後果？我們究竟該如何看待這些數據並予以應對？
相關課題組在發表的《中國無孩率上升趨勢：基於2010年和2020年人口普查數據的社會和區域差異分析》中寫到，研究希望：「觀察生育意願與無活產子女結局的演變軌跡，以及有子女的生育意願如何最終轉變為無子女的現實結局」，從而「發現導致生育意願最終難以實現的社會性和制度性障礙，提出針對性政策對策建議」。
終身無孩率，中國不算高，趨勢卻令人擔憂
5月26日，《英國醫學雜誌》上，來自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和西安交通大學的多位中國學者發表了他們基於2010年和2020年的第六、第七兩次人口普查數據分析得到的中國女性終身無孩率的變化，這是利用普查數據對中國女性終身無孩水平變化趨勢和相關驅動因素的最新呈現。
衡量一個社會的生育水平，通常使用的指標是總和生育率，即：平均每位育齡婦女一生中的生育子女總數。根據聯合國的定義，2.1的總和生育率是維持代際更替、人口穩定的基本條件。國際社會公認的警戒線為1.5，低於此數值有跌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可能。而在中國，2019年的總和生育率為1.52；到了2021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只有1.15，全球倒數。
晚生、少生與不生都會影響總和生育率。上述文章的作者們聚焦的便是之前較少關注的一種現象：未生育的女性在逐漸增多。
終身無孩的標準，研究中定義為女性至49歲仍未有過活產經歷。這也是國際通行的定義，因為通常情況下，49歲時女性生育期已經結束，49歲仍未生育便可以定義為終身無子女。
分析中，研究者發現：1960-1964、1965-1969、1970-1974這三個時間段出生的女性在達到49歲時，無子女的比例呈逐年上升趨勢。2020年49歲女性的無子女比例達5.16%，是2010年同年齡女性無子女率（1.29%）的4倍。
比較2010年和2020年的數據會發現：2020年20-30歲的女性未生育的比例比2010年同年齡組增加了10個以上百分點；在35歲的女性人群中，未生育者占比增加了5個百分點左右；在40歲的女性中，未生育者從2.66%增加到了7.85%。
「較低年齡段上無活產子女的女性占比增加，反映了生育的推遲；而高年齡段無活產子女比例的升高，則是女性生育水平下降和終身不育現象增加的結果」，作者總結道。
課題組利用上述數據的進一步模擬預測顯示，1985年出生的女性，當她們到了49歲時，其無子女比例可能會達12.41%（95%的置信區間）。
終身無孩，既包括由於生理原因、婚姻狀態、家庭變故等因素導致的客觀未育（involuntarilychildlessness），也包括個人或夫妻的主動選擇（voluntarychildlessness或稱childfree）。「終身無孩率的上升是推動已開發國家低生育進程的原因之一，更是影響東亞極低生育水平形成的重要因素」，而中國終身無孩率上升的勢頭正在初顯，作者在文中說。
隨著現代化的進程，由於生活方式、生育觀念發生轉變，不結婚或不生育的群體規模逐漸擴大。在一些歐洲國家，育齡期結束時無子女的女性比例通常在20%左右。2010年，中國香港，1960年代末出生的女性中約有1/3沒有孩子；在新加坡，這個數值是21%；在韓國，這個數值大約有19%。而在已幾乎成為了全球隊列生育率最低、終身無孩率最高的國家之一的日本，1978年出生的婦女中，27%的人尚無子女。
與歐美國家及日韓等亞洲國家相比，中國的終身無孩率並不高，終身無孩率上升的勢頭也剛剛顯現，但婚姻推遲、晚生、少生甚至不生的發展趨勢需要引起關注，這種上升趨勢在城市女性和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中更加明顯。
哪些群體更可能沒有子女？
多項國外研究顯示，終身無孩風險具有顯著的群體異質性，例如：未婚人群、高教育水平群體、城市群體、家庭規模較小的群體、無宗教信仰的婦女，無孩率更高。與教育程度低的婦女相比，受過高等教育的婦女更可能沒有子女。
而本次研究中，中國的數據同樣顯示了類似的特徵。2020年，49歲的女性中，無子女比例在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女性中為4.42%左右，在高中文化程度的女性中為7%左右，而在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女性中，比例為8%左右。接受教育時間的延長客觀上導致了婚姻和生育行為的推遲，而且也會對人們的婚育觀念產生著重大影響。受過本科及以上教育的女性中，不生育傾向都有著比較明顯的上升，對女性生育必要性的認同度也大幅下降。
2020年分省45-49歲無子女比例（圖源：參考文獻[1]）
除了教育差異，無子女比例也存在顯著的城鄉差異，35歲時，城市女性無子女比例為13.78%，鄉鎮女性為7.29%，鄉村女性為9.09%。49歲這一比例分別為6.29%、5.50%和3.72%。作者解釋：「城鄉之間的無子女比例差異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其中包括中國城鄉二元體製造成的社會經濟和文化鴻溝導致的婚育觀念差異。」
地域方面，在北京、上海，45-49歲女性無子女比例為11.92%和8.18%。然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如東北三省，吉林、黑龍江和遼寧的無子女比例分別為8.59%、7.9%和7.11%，遠高於全國水平。而這些省份的總和生育率已多年連續低於1.0。
不同於歐美國家婚外生育普遍、多孩占比較高（20％以上）的多元化生育特徵，中國婚外生育較少、多孩占比較低，終身無孩率一旦持續上升，對中國出生人口數量和生育水平的負向抑制將更加強烈，且難以通過其他機製得到補償。如何平抑終身無孩率快速升高趨勢，是當前中國適度生育水平實現面臨的重要挑戰。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雜誌《人口與健康》上發了該中心主任賀丹撰寫的《建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注重加強一孩生育支持》一文，文章也強調了一孩生育支持政策的重要性，並分析到「一孩生育的萎靡和推遲是拉低生育水平的主要原因」。
婚姻家庭觀與終身不育
圖說：越年輕的女性隊列，未婚對無孩率的貢獻在上升。（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隨著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女性婚育年齡推遲，以及，主動不生育的女性人數增多，這幾乎是個不爭的事實，也是世界各國正在發生的情況。除了接受這個事實，各國也都在對其國民終身不育的原因進行詳細地分析。
在《歐洲人口學》雜誌上的一篇《Life-Course Trajectories of Childless Women: Country-Specific orUniversal?》中，作者用薈萃分析的方法綜合了美國、德國、義大利和波蘭這四國研究者，對他們國家無子女女性選擇放棄生育的原因。
該研究發現，雖然單身、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占未生育女性比例較高，但就業困難和長期失業等生命歷程中的重大變化也會增加女性放棄生育的機率，而這一點，在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女性中尤為明顯。
在美國，一部分無子女的女性是「15歲時未完成學業就開始工作的女性」；而在德國，無子女女性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包括一些「受教育時間很長，但進入勞動市場時並不順利」的女性。根據那份分析，與義大利和波蘭相比，德國和美國的無子女女性中，有伴侶但沒有孩子的比例更高，文章認為這與後兩國的文化和對婚姻的態度有關。
理論上，終身無孩水平的變動由未婚未育和已婚未育兩個部分變動決定，一項針對東亞和西方無子女女性的研究則顯示，「在西方，隨著同居和非婚生育的興起，婚姻與生育的關係變得不那麼緊密，而在（以日本為代表的）東亞，婚姻仍然與生育密切相關。」在法國超60%的生育是婚外生育，而在日本，永久單身女性幾乎與永久無子女女性幾乎是同一條曲線。東亞社會較高的無孩率與較大比例的適齡群體推遲進入或不進入婚姻緊密相關，也部分由已婚女性無孩率持續上升導致。
在本次的研究中，研究者們同樣關注到了「未婚」對中國女性年齡別無孩率升高的影響：與2010年普查相比，2020年同一年齡別女性的無孩率升高中，未婚無孩和婚後無孩的升高都較為顯著，而越年輕的女性，未婚無孩的比例升高幅度更為顯著。
如何令較高水平的無子女現象與適度生育水平並存？
終身無孩，是影響整個國家生育率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同樣的女性終身無孩率，造成的整個國家生育率卻仍有差別。
一項針對義大利和英國無子女情況的研究中發現，儘管兩國的無子女水平接近，最終造成的生育率卻有所差異，義大利的生育率幾乎是歐洲最低，英國的生育率雖然也低，卻沒那麼糟糕。
研究發現：在義大利，「無子女水平的上升主要是由於女性在公共領域尤其是勞動力市場的角色的結構性變化挑戰了傳統的性別角色和家庭範式」。現代女性一方面面臨著更多的經濟責任和壓力，另一方面卻仍需履行傳統的家庭角色規範，她們不得不推遲婚姻和生育，同時育兒服務相關制度的缺失以及傾向無子女的文化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而在英國，人們更坦然地接受了無子女的生活方式，同時，由於公域和私域的性別角色之間沒有那麼明顯的脫節，使得多子女家庭的比例較高，因而較高水平的無子女現象與總體較高的生育率並存——換句話說，多子女家庭的廣泛存在平衡了高無孩率拉低生育水平的負面影響。
論文作者之一，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翠玲向《知識分子》解釋：「終身無孩率僅僅是觀察低生育率的一個視角，要全面認識目前的低生育率，需要結合更多維度來看，多個中央文件均提到要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尊重生育主體、尊重選擇、尊重多元，包容多元生育行為，並提供綜合全面支持」。
這群研究中國終身無子女問題的學者們希望：「通過考察終身未生育群體的特徵，更好地分析導致最終無子女的客觀因素和主觀因素，發現導致生育意願難以實現的社會性和制度性障礙，提出針對性政策對策建議，並借鑑國際經驗，通過家庭政策建設，微觀上促進那些有生育意願的個人和家庭實現生育願望，滿足他們對家庭組建的嚮往，宏觀上力爭使中國終身不育率維持在一定水平，推動適度生育水平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