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拜登日前邀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與南韓總統尹錫悅於華府近郊「大衛營」舉行三國領袖峰會，共同研擬安全合作方針，峰會後聯名發表三份文件，同意擴大三國安全和經濟關係，重申台海和平是國際社會安全繁榮要素，美日韓由此確定「聯手抗中」，然而其重要歷史意義恐被低估。
美日韓三國領袖8月18日在美國總統度假勝地大衛營（Camp David）舉行峰會，中國與北韓威脅是會議焦點，會後發表「大衛營原則」（Camp David Principles）、「大衛營精神」（Spirit of Camp David）與「協商承諾」（Commitment to Consult）等三份文件，內容涉及台海安全、經濟合作、南海危機、國際事務協調、北韓挑釁與核武發展、三邊飛彈防禦、軍事技術合作、東南亞和太平洋島國合作等議題。
大衛營峰會聯合發表三文件
這是美日韓三國領袖首次單獨舉行聯合峰會（而非場邊會議），也是拜登上任來首度在大衛營接待外國領袖，拜登對此重視可見一斑。
聯合聲明中，三國明指中國「在南海支持非法聲索海權的危險性，以及咄咄逼人的行為」，重申反對片面改變印太海域現狀之企圖，尤其指責在島礁填海造陸以及進行軍事化、涉嫌利用海警和民兵船隻進行脅迫行動，有別以往經常刻意避免指涉或者直接論及中國；在聯合聲明的「協商承諾」文件，三國承諾太平洋地區一旦發生安全威脅，將迅速協調共同應對，等於聯手強化對中共之嚇阻力道。
除了展示美日韓「聯手抗中」，本次峰會重大意義有二：其一，日韓兩國雖為美國在亞洲重要盟友，但是長期以來仍然存在歷史嫌隙，韓國民意對於日本二十世紀初從殖民到二戰時期的嚴酷統治遺恨仍難釋懷，對日本當局多次致歉之誠意也不甚滿意，凡此向來是美國鞏固亞洲布局難以擺平之弱點，也是中共分化挑撥美日韓關係的重點，而在這次峰會，岸田文雄與尹錫悅在拜登面前雙雙再度展現合作誠意，在日韓兩國民意壓力之下並不容易。
其二，峰會選在大衛營舉行，象徵拜登不僅表現理解當前嚴峻形勢之態度，並且誠摯邀請日韓共同邁開合作步伐，彰顯三國聯盟關係的重要歷史意義。
大衛營曾經見證多次重要外交事件，最著名的是1978年《大衛營協議》（Camp David Accords）峰會。當年《大衛營協議》是攸關中東和平問題的重要協議，會議地點就在大衛營。1978年9月6日，在當時美國總統卡特（Jimmy Carter）邀請下，與埃及總統沙達特（Muhammad Anwar el-Sadat）和以色列總理比金（Menaḥem Begin）等領袖舉行峰會，在長達12天會議之後，9月17日以埃雙方簽署《關於實現中東和平的綱要》與《關於簽訂一項埃及同以色列之間的和平條約綱要》的兩份文件，統稱為《大衛營協議》。
和平之路來之不易
和平之路來之不易，以埃雖然暫時和解，卻導致埃及不被其他阿拉伯國家諒解，只能與巴勒維（Mohammad Reza Pahlavi）主政的伊朗維持外交，1979年巴勒維被推翻後流亡埃及，沙達特備受壓力，埃及則被取消阿拉伯聯盟資格，沙達特更於1981年遭到暗殺，自此以阿和平再陷僵局，直至1988年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宣布《阿拉伯獨立宣言》方得緩和，距離《大衛營協議》已有十年。
由上可見，拜登政府應是花了不少心思與努力，加上日韓領袖的政治勇氣，方能促成這次空前的大衛營三國峰會，而張羅這些功夫的最主要的焦點，就是團結應對中共赤化與威脅。
美日韓聯盟的力量，不僅表現在軍事安全布局上，也表現在經濟發展現實上，例如韓國青瓦台強調，三國合作的經濟實力展現在共同創造全球三分之一的GDP和貿易額。韓國總統經濟事務高級助理崔尚木（Choi Sang-mok）表示，美日韓三國供應了全球八成的半導體製造設備，光是日本就占有晶片核心材料超過全球五成的供應量，三國強化聯盟關係之後，也將嘗試啟動共同供應鏈中斷預警系統。
美日韓在大衛營峰會展示聯手抗中，是反共歷史重要里程碑，對飽受中共脅迫而且壓力激增的台灣而言，是相對受到保障的利害關係者，應屬重中之重，然而台灣輿論甚受大選碎片化消息紛擾所困，甚至自我設限、故步自封，相關新聞報導與討論不成比例地少，成為「被低估的里程碑」，相當可惜。
8月21日台灣國策研究院舉辦座談，與會學者分析美日韓大衛營峰會是「亞洲小北約」雛型，或為「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AUKUS）的東北亞版本，也特別提醒台灣應該把握經濟安全領域「抗中」局勢變化，在關鍵地位基礎上扮演更重要角色，誠哉斯言，然而從認知局勢到付諸行動、具體落實，還有相當距離，國人的認知與共識，亟待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