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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群:文革中第一個自殺的「筆桿子」鄧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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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958年,鄧拓擔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近十年。這十年,毛髮動了一系列整人的政治運動,包括批《武訓傳》,批《紅樓夢》,批胡適,批「胡風反革命集團」,批「饒潘揚反黨集團」,批右派等,《人民日報》發表了大量批判文章,作為《人民日報》負責人,鄧拓也是這個整人機器中的一環。文革爆發前後,鄧拓成為挨整對象。

烏雲籠罩的北京天安門

1966年5月16日,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這標誌著禍害中國人民達十年之久的文革正式開始。

就在這一天,包括《人民日報》在內的全國各大報紙同時轉載戚本禹發表在《紅旗》雜誌第7期的文章《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文章點名說:「鄧拓是一個什麼人?現在已經查明,他是一個叛徒。」

鄧拓當時是分管文教的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少數幾個省部級的中共「筆桿子」之一。

戚本禹何許人也?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的秘書是也。對中共高層政治敏感的鄧拓馬上意識到,戚本禹的文章,是代表毛澤東的。毛已經把他劃到「敵人」一邊去了,他的政治生命也就到頭了。

1966年5月17日深夜,鄧拓在家中自縊身亡,時年54歲。

臨死前,他留下兩封遺書,一封是寫給北京市委的,另一封是寫給妻子丁一嵐。

在給妻子的信中,他寫道:「你們永遠不要想起我,永遠忘掉我吧。我害得你們夠苦了,今後你們永遠解除了我所給予你們的精神創傷。」

鄧拓為什麼自殺?

第一,鄧拓認為,他不僅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而且一直對黨忠心耿耿,更不是什麼叛徒,但現在黨這麼定性他,他感到沒有活路了。

鄧拓在寫給北京市委的遺書中,用了不少篇幅,分析自己寫《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時的背景與不足,竭力表白自己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

鄧拓還以較長篇幅詳細敘述了他歷史上兩次被捕和出獄的情況,並總結說:我不認為自己是「混進黨內,偽裝積極,騙取了黨和人民的信任」,我認為自己一直是在黨的領導下,為革命事業而不顧一切地在努力奮鬥。

最後,他寫到:「我要離開你們的時候,讓我們再一次高呼: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囯共產黨萬歲!我們敬愛領袖毛主席萬歲!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在全世界的勝利萬歲!」

第二,毛澤東批他「書生辦報」,「死人辦報」。

鄧拓,生於1912年,福建閩侯人,曾在上海光華大學、上海法政學院、河南大學學習過;1930年加入中共;1938年開始新聞生涯,主辦《晉察冀日報》十年。1949年後,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10年。

早在1942年,鄧拓執筆撰寫的《晉察冀日報》社論中,就提出了「毛澤東主義」這個說法,之後,他一直是「毛澤東思想」的忠實宣傳者。1944年,他主編出版了中共史上第一套五卷本的《毛澤東選集》。他還寫了不少宣傳毛思想的理論文章、散文和詩歌等。

但是,中共建政後,毛的思想越來越左,鄧拓越來越跟不上毛的步調了。

1957年2月,毛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希望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

毛的真實意圖是,「引蛇出洞」,把對中共有不同意見和反對意見的人都引出來,然後,一網打盡。

毛講話後,民主黨派辦的報紙紛紛響應毛的號召,刊登給黨和政府提意見的文章,《人民日報》的表現卻很「保守」。

鄧拓特別規定,對來稿要嚴格把關,在保持作者原意不變的前提下,刪改激烈語言再發表,並且要加編者按語以緩和火氣。

1957年4月開始,《文匯報》、《光明日報》大量發表大鳴大放的文章,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毛多次公開表揚這兩張報紙,指示鳴放要「加溫再加溫」。對於《人民日報》的不溫不火,毛很生氣。

1957年4月10日,毛在他的臥室召見《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和副總編輯胡績偉等,嚴厲批評說:最高國務會議和宣傳會議已經開過一個月,共產黨的報紙沒有聲音。你們按兵不動,反而讓非黨的報紙拿了我們的旗幟整我們。過去說你們是書生辦報,不對,應當說是死人辦報。你們多半是同中央的方針唱反調,是牴觸、反對中央的方針,不贊成中央的方針。

胡績偉回憶說:「談話中,毛澤東對鄧拓的批評,簡直是『破口大罵』,這也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毛罵鄧拓:「你不要占著茅坑不拉屎。中央開了很多會,你參加了,不寫,只使板凳增加了折舊費。」「你養尊處優,只知道汽車進汽車出。我看你很像漢元帝,優柔寡斷。你當了皇帝非亡國不可!」

鄧拓幾次想解釋都被頂回,最後他說:「我不知道自己像不像漢元帝,不過我實在是感到能力不夠,難以勝任,希望主席撤掉我的職務。我幾次誠心誠意提出過這個請求。」毛說他是「假辭職」。

胡績偉講,毛對鄧拓的責難毫無道理。第一,鄧拓是按中央定的規矩辦事,沒有錯;第二,鄧拓的頂頭上司是毛的大秘、替毛管《人民日報》的胡喬木。即便有錯,責任在胡喬木,不在鄧拓。

之後,鄧拓再次提出辭職。不久,毛派吳冷西任《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任社長。

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上,毛舊事重提,以尖刻的語言,當著所有與會者的面,再次批評鄧拓。當鄧拓走進會場時,毛說:「一說曹操,曹操就到。人民日報、革命黨不革命。我在2月27日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民主黨派拿我的文章各取所需,人民日報聞風不動……我給你們講,你們又不執行,為什麼又不辭職?……鄧拓就是無能。我說他是教授辦報,書生辦報,又說過他是死人辦報。」

毛再次批評鄧拓兩年前發表的《人民日報》社論《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冒進情緒》「是反馬列主義的。社論的提法同魏忠賢的辦法一樣:『東林雖有君子,然亦有小人。』這是魏忠賢的筆法,其實是說東林皆小人……形式上兩面反,實為反左」。

這篇社論是當時的中共第二號人物劉少奇授意發表的。劉的本意是想反左傾反冒進,但顧慮毛的左傾態度,就在標題中既講了反右,也講了反左。社論送毛審閱時,毛批示「我不看了」。鄧拓發了這篇社論,毛一直記恨在心。

南寧會議後,鄧拓再次提出辭職。1958年8月,他被調到北京市委當管文教的書記。

第三,鄧拓是毛忌恨的文化人。

鄧拓文革遭難,首先源於他寫《燕山夜話》,以及他與吳晗、廖沫沙輪流寫《三家村札記》。

1961年3月9日,鄧拓受邀在《北京晚報》副刊《五色土》開闢「燕山夜話」專欄。到1962年,共寫149篇。

「三家村札記」是1961年9月北京市委機關刊物《前線》雜誌開闢的一個專欄,由鄧拓、吳晗、廖沫沙輪流寫稿,共寫了60多篇。

鄧拓寫的這些文章,就日常所見的各種問題,旁徵博引,借古喻今,文筆生動,吸引了不少讀者。

總的來說,這些短文都是在中共黨文化的框框內寫的,但一些文章也講了一些真話,對毛髮動的大躍進做了含蓄的批評,迂迴地為當時被打倒的中共元帥彭德懷辯護。

比如,在《為李三才辯護》一文中,他描述明朝大臣李三才,在朝廷上勇敢揭發宦官的罪惡而被罷官,李一再上書,要求皇上親自審問,但被拒絕。這個情節被認為是影射毛拒絕聽彭德懷的真話而罷了彭的官。

鄧拓還以古代直言進諫的學者自詡,稱讚「雜家」,屢次舉明末的清流東林黨人積極參政的例子。他還幾次在舊體詩中稱讚東林黨人是「東林一代好男兒,力抗權奸志不移,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

文革後擔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的胡績偉後來寫道:「我讀了鄧拓作品以後,使我比較大徹大悟的是,毛澤東所發動的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要『革文化的命』,要革掉的是整個中國的優秀文化。毛澤東那樣忌恨鄧拓,早就下決心要『革他的命『」。

第四,毛要抓鄧拓背後的人——彭真、劉少奇、鄧小平

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在杭州同他的妻子江青等作了三次談話,指責北京市委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要解散。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並說吳晗、翦伯贊是學閥,上面還有包庇他們的大黨閥(指彭真)。毛還點名批評《三家村札記》和《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

4月6日至4月11日,北京市委組織了對鄧拓的第一次批判會。從這天起,鄧拓被停止工作,專事檢查。

此後,全國各大黨報等對鄧拓的批判逐步升級。最後,鄧拓的問題被上升到「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一場反社會主義大進攻」,必須挖出「最深的根子」。

「最深的根子」是誰呢?鄧拓在北京市委的頂頭上司,北京市委書記彭真。彭真還是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與中共第二把手劉少奇,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關係很密切。

毛拿鄧拓開刀,就是要砸爛北京市委,鬥倒北京市委書記彭真,最後摧毀所謂的「劉少奇鄧小平修正主義的反革命司令部」。

結語

1949-1958年,鄧拓擔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近十年。這十年,毛髮動了一系列整人的政治運動,包括批《武訓傳》,批《紅樓夢》,批胡適,批「胡風反革命集團」,批「饒潘揚反黨集團」,批右派等,《人民日報》發表了大量批判文章,作為《人民日報》負責人,鄧拓也是這個整人機器中的一環。

文革爆發前後,鄧拓成為挨整對象。

鄧拓至死都不明白,他一生忠心耿耿為黨,最後為什麼竟然被黨定性為「叛徒」。

2004年大紀元發表的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揭開了謎底:中共本質上是一個反天、反地、反人類、反神佛的邪黨。

鄧拓在《燕山夜話》中有一篇《不怕天》,強調「革命的人民是一切都不怕的,首先是不怕天」,「天不可怕,人能勝天」。

自古以來,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是敬畏天地神明,順天而行。

鄧拓提倡不敬天,不畏天,還要戰勝天,這還了得?

 

責任編輯: 李安達  來源:大紀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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