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督公車私用的廣州市民區伯，去世了。
區伯曾是媒體寵兒。十幾年前，廣州不少媒體記者在沒新聞選題可做時，會在周末黃昏時分約上區伯，到飯店蹲點；十幾年後，他去世的消息，在廣州的眾多官媒上，連一條邊欄豆腐塊都找不到。
區伯與廣州那個媒體時代，一同在人間消失。
人們仍在追憶這位監督公車私用的老頭，並頻繁使用「公民精神」的修辭。在我看來，這恐怕是浪漫化的想像。我們的確可以將區伯監督公車私用的行為認定為「公民行動」，畢竟這是公民批評公權的正當權利，但事實上它很難與「公民精神」聯繫起來。
此前媒體報導有多次提到，區伯之所以會「盯上」公車私用，其實完全是一個意外。他因病住院，在醫院裡散步時，與一位公職人員發生了衝突，原因是這位公職人員駕駛的汽車差點撞到了他。之後他向該公職人員所在單位投訴，沒想到最後得到的答覆是，該公職人員因公車私用受到了處罰。
很多人沒注意到，在此之前，還發生過一件事：區伯所住的地方叫聚德花苑，聚德花苑是廣州的一個國宅、廉租房小區。作為低保戶，區伯住在裡面的廉租房。因小區多年的煤氣管道問題，有媒體記者到現場採訪，「愛管閒事」的區伯當起了嚮導。煤氣管道問題因媒體介入很快得到解決，小區裡的人以為是區伯找來的記者，而對他讚譽有加。
這是58歲之前的區伯人生少有的榮光時刻。見識了媒體威力的區伯，當把監督公車私用與媒體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時候，他開始抓到命運的「救命齒輪」。
已經被公開的信息顯示，1990年，區伯被廣州市精神病院臨床診斷為「精神分裂症」，殘疾人證件顯示他屬精神類二級殘疾；區伯同時還被指患有癲癇，年輕的時候對妻子家暴，曾用跳樓自殺的極端行為迫使妻子就範；因打架被勞改，與妻子離婚後，包括他的子女，一直拒絕與他相認。
還有什麼比這更不幸的城市底層無產者的人生？性格或精神狀態的缺陷，前科經歷、生理疾病以及糟糕的家庭關係。長期的歧視導致了區伯內心的壓抑與敏感，所以許多與區伯有過接觸的媒體人員，哪怕最委婉的表達都會認為區伯的性格很偏執。
區伯並非沒有掙扎過努力過，但他失敗了，哪怕是在2003年與2007年兩次獲得見義勇為嘉獎，都不足以改變他的生存狀況。
如果不是媒體、網際網路，區伯很可能在廉租房裡默默結束他被歧視與羞辱的一生。命運還是垂青了這位偏執的老頭。當時間到了2011年，已經58歲的他，很快成為「網紅」，被媒體聚焦於鎂光燈下，在各色人群的簇擁下衣著光鮮進出高檔酒樓，子女甚至同意在周末帶來孫子，與他在公園裡嬉戲享受天倫之樂。
這是他做夢都不敢想的！
區伯為什麼「愛管閒事」、「愛出風頭」？實際上任何被壓抑被歧視的人，會更渴望被認同。從這種意義上，監督公車私用於他而言，與阿Q喊出那兩個字無異，它是可以滿足自尊的。
包括區伯自己，諸多媒體在之前報導區伯的時候，用了「公車私用監督第一人」的定義。實際上，這個定義多少是有問題的。
呂建福，河南電視台攝影記者，在河南各處堵著車門拍攝數千張公車私用照片，2007年1月「智取奧迪A8的故事」是他的成名之作，那個時候區伯還只知道在廣州街頭抓歹徒見義勇為。
在區伯註冊微博曝光公車私用之前，廣州有一幫年輕人，他們或單獨行動或結伴，在廣州各大高檔消費場所門口拍攝軍車。他們活躍在微博上，曝光這些私用的特權車，同時分享經驗，並時不時交流如何加強體能訓練或提高搏擊技巧，以幫助在拍攝時能全身而退。
只是，他們是匿名的，從不接受媒體採訪，也從未聽說當時有媒體想去採訪他們。
我相信，無論是這些年輕人還是媒體，內心都很清楚做這事的「風險」。
大概在2010年底至2011年初，在監督公車私用行動受到媒體關注後，區伯很快讓廣州日報旗下大洋網的一位評論員幫他註冊了微博帳號。
區伯爆得大名後，前面提到的那幫年輕人幾乎同時間逐漸在微博上消失。後來我見過區伯身邊有幾位幫他出謀劃策的年輕人，當時想這會不會就是微博上的那些年輕人。不知道為什麼，一直就是沒問。
風險與挑戰接踵而來。
當監督公車私用成為一種「現象」後，儘管連央視也曾專程到廣州採訪區伯（不知什麼原因，報導沒播出），對他有組織、大規模的攻擊，開始出現。
當時微博上有所謂「反區大聯盟」，他們拿區伯的私生活、生理疾病來羞辱區伯，幾乎所有為區伯說過話的人，都遭到他們的謾罵。
著名的「長沙事件」是最高潮，同時也成為終結點。
廣州知名網民「廈門浪」將這個「反區大聯盟」稱為「糞桶軍」，他們的惡臭和下作，直接導致廣州不少本地名流不堪其擾不勝其煩，而不得不與區伯相關的話題保持距離；「長沙事件」則似乎挑戰了不少人的道德潔癖，進而對區伯本人頗有微詞，以致我多次聽到區伯在不少公開場合屢屢強調「長沙事件」之後他得到了天文數字的賠償。
很明顯，那個時候區伯並不是在炫耀，他只是想證明自己的無辜與清白。但很明顯可以感受得到，更多的人在疏遠他。
當然，在此之前的區伯，早已成為各方競逐的對象。我曾參加過一兩次這樣的場合，各色人等可以說是各有所圖、各懷鬼胎。但對區伯而言，他幾乎來者不拒。當然以他的識見，他根本無法去甄別這其中的複雜，同時問題也恰恰在於，對於區伯而言，他根本就不需要甄別。
這一點可以解釋「長沙事件」為什麼會發生。
當時我就聽過不少抱怨，稱區伯浪費及濫用他的影響力。同時認為區伯膨脹了，聽不進一點不同的意見。
我當時的回答是，並不是區伯膨脹，而是在心理上，他根本就不需要。他需要的，除了認同還是認同。立場與意見，從來就不是他監督公車私用的目的。
儘管有人一直試圖在道德上摧垮區伯，從精神病、勞改犯（強姦犯）、假離婚、騙低保以及最後的「長沙事件」，雖然如前所述會導致一些本來支持區伯的人對他的疏離，但最後人們驚訝地發現，道德上的污名化，對區伯似乎一點也不管用。
理解這一點並不難。
不難設想，如果連強姦犯、精神病等的指控都無法擊倒區伯，個人私生活的不檢點算得了什麼？
作為底層無產者，除了被歧視嘲笑甚至羞辱，他本來就一無所有，有什麼可以失去？
因此他肯定不需要道德。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得以看到，他在監督公車私用時誇張的肢體語言和聲調，在被停低保後大鬧廣州民政局、上街乞討的行為藝術。
對他而言，道德污名化策略根本不管用。
肉體上的打擊，也不管用。2012年初前後，區伯接連被打，當時就有網友建議給區伯捐款找保鏢，廣州有媒體甚至門組織了一場「區伯是否該歇歇」的討論。但人們忽略了，作為一直被歧視與羞辱的城市底層，監督公車私用給區伯帶來的「效益」，無論是尊嚴還是家庭，都已超越其肉體與道德本身，它已經成為區伯生命的意義與價值本身。
所以在那個時候，區伯多次公開宣稱，為了監督公車私用，哪怕用生命作為代價，他也毫不在乎。在當時與區伯私下的接觸中，我能深切感受到，他的確是真實、真誠的，甚至他內心會幾乎是直覺般地渴望，如果能因監督公車私用行動而付出生命，對他來說會是一種「成全」。
實際上，換個角度設想，如果不是「腦子」有問題，如果不是不怕死，有誰能在被長期有組織的圍攻與羞辱，在接連被打之後，仍愈戰愈勇？
但區伯為什麼會逐漸淡出？
是那些關於他個人隱私的證件、行政處罰書，究竟是從什麼地方得到並流傳出來的等問題，得不到回答；
是媒體不再像以往一樣將他視為新聞富礦，甚至開始對他避而遠之；
更是區伯對公車私用的監督，遭遇了類似「領導批准」的體制性阻擊。
當事情變成了一個人孤獨的纏鬥，落寞並隱退，是必然的結局。
這是一位公民掙扎的故事，同時也是一位城市底層無產者逆襲的故事：面對著公車私用及體制性阻擊，區伯是大戰風車的堂吉訶德，作為公民，他慘敗了；但面對著自己的人生，區伯在他生命最後十幾年，抓住網際網路時代的風口，主宰了自己的命運，他贏得了尊嚴，贏回了家庭。
監督公車私用，於區伯而言，它源於直覺，之後由情緒與利益所驅動。在被歧視羞辱幾乎一輩子之後，他用自己孤注一擲的行動，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軌跡。
在我看來，討論個人道德、個人私生活、性格甚至動機，一點都不重要，沒有公共價值。
我們之所以感念區伯、感謝區伯，是因為他替我們走在前面，我們從他身上的遭遇，看到公民普遍的困境、不幸與掙扎；
我們悼念這位也許滿身都是缺點的老頭的全部理由是：他用自身的行動，證明了公車私用問題的嚴重性，以及那些聲稱有效的監督體系的形同虛設。
區伯幾乎是不可複製的。但更讓人沮喪的是，區伯之後，城市的小市民，不會再有他的幸運！
然而區伯的故事並非只有沮喪。自尊與激情是時間無法剝去的，死亡也不能。各種哲學像沙子一樣垮掉了，各種王朝接二連三地像秋天的樹葉般凋零，而自尊與激情是恆久的財富，永不熄滅。
以此紀念區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