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蔣介石《日記》的公布，以及與此相關的史料如《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蔣中正「總統」五記》等書的出版，揭露出蔣氏的公私生活與內心世界，也使我們得以觀察到以往不為人知的歷史面向。這一批史料尤其顯示了蔣氏在「私領域」與「公領域」之間的種種思考與行止。其中，《蔣中正「總統」五記》一書中的「省克記」收錄了蔣氏日記之中關於自我反省的記載，這部分史料可以讓我們了解到蔣介石如何修身，並思考其修身與治國之間的關係。
「省克」即《論語·學而》所謂「吾日三省吾身」中的自我反省，省克二字為宋明理學的專有詞彙，指省察與克治，亦即：反省與體察關於自我行為中的過失，通過檢討與修正的動態過程，以達到個人境界的提升。蔣氏省克觀念主要源於王陽明學說，不過他在信仰基督教之後，又將理學之修身與基督教之信仰綰合為一，是以蔣氏省克思想同時包括傳統理學與西方基督教兩方面的淵源。本文將依賴蔣氏《日記》《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與《蔣中正「總統」五記》中的「省克記」、「學記」等材料，對蔣氏的省克生活作一描述與分析，並進而思考其歷史意義。
一蔣氏省克思想的淵源：理學與基督教
蔣介石的省克生活主要奠基於其自幼所研習的宋明理學，尤其是其中的陽明學說。對蔣介石來說，它是王陽明心學「致良知」與「知行合一」之人生哲學的一個環節。王陽明思想首揭「致良知」，以良知作為行為準繩。良知之於人，如「舟之有舵」，能引導吾人朝正確之方向前進。根據陽明哲學，在人們決定「致良知」的人生方向之後，接著有三個「行」方面的功夫：第一是「居敬存養」，按照王陽明的解釋，「居敬」便是存養工夫，以敬來存養其心，亦即「存養此心之天理」；第二是「省察克治」(簡稱省克)，指在道德修養上先要求自我反省，識得病根所在，然後再做真實切己的「克己」工夫，以克除人慾，這也就是王陽明所說的「破心中賊」；第三是事上磨鍊，指道德情感和道德意識的培養必須在具體的實踐中得到運用和體認。在上述修身理念之中，「存養」是積極的做法，以「立其大者」，而「省察克治」則是消極的做法，重點在於檢討生活的缺失。最後存養與省克的工夫必須落實於具體的生活與事功之上，才算達成了修身之目的。
蔣介石的省克思想雖受傳統理學觀念之啟迪，不過也有一些新的成分。蔣介石的陽明學在近代思想史上是接續了梁啓超所開創的一種結合了傳統的「江右王學」與日本明治時代作為近代國家倫理基礎的近代陽明學的思想系統。因此，宋明理學，尤以梁啓超所開創的近代中國陽明學，奠定了蔣氏以修身為基礎、進而以日本明治時代為典範，建立一個以倫理思想為根基的現代國家的思想。［1－2］在此情況下，梁、蔣兩人採取類似的修身方式，就不足為怪了。梁啓超於1902年出版的《德育鑒》一書中，即有「存養」與「省克」兩章。他在「存養」篇指出：「修證之功有三，曰存養，曰省察，曰克治，三者一貫」；在「省克」篇亦曾說明：「克治與省察相緣，非省察無所施其克治，不克治又何取於省察？既能存養以立其大，其枝節則隨時檢點而改善之，則緝熙光明矣。」［3］可見存養、省察與克治三者是分不開的。蔣介石的想法與此相同，他所謂的省克，正是結合了存養、省察與克治三者。在其私人生活之中，省克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也是蔣介石每天的例行工作。
蔣氏省克思想的基礎雖在陽明學，然後來他接受基督教信仰，又使他的思想發生重大變化。1930年10月24日他受洗成為基督徒。受洗當日，他曾表示：「在上海受洗禮後，曰：人慾至今，橫流已極，幾無止境，欲防微杜漸，亦無其道，惟有使人人精神上，受一種高尚和平之信仰，克自戒勉，或足挽救世道人心於萬一。余為革命黨員，今又受耶教洗禮，故三民主義為余政治行動之信仰，耶穌教義乃余精神惟一之信仰，從此以後，以基督為余模範救人救己，永矢忽怠！」［4］(P．48)此後，他的省克理念便出現了一個轉折。大致上說，蔣氏早年採取傳統理學式的修養工夫，以日記寫作、靜坐與讀書等為主(如朱熹即主張「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受洗之後，蔣氏之修身在形式上則采基督教之禱告。「省克記」一開始即記載：
公少秉母教，母教嚴，時時自儆惕，不敢少縱。少長，知先世有四勿居士，而以「勿欺心」為首。及十九歲，從鄞顧清廉先生游，見顧先生治性理之學，尤重變化氣質，益知省察、克治、存養之功，乃為人所必不可少者也。［4］(P．1)
由此可見自年輕時開始接觸的「性理之學」對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蔣介石在1930年受洗為基督教徒之後，又將理學工夫與基督教徒堅信上帝啟示的「靈修」結合在一起。他強調從「宗教的靈性、精神的修持和思維的追索」來建立「對宗教的信心」［5］，這時禱告開始成為蔣氏省克生活的重要部分。1945年4月1日，他在日記中記載：「本日為耶蘇復活節，朝午夕禱告五六次，耶蘇神靈復現於吾前，殊為驚喜。」總之，在蔣介石一生中，靜坐與禱告並行，而他從來不曾感覺到兩者之間的衝突。
然而如進一步分析理學與基督教對蔣氏的影響，我們將發現蔣氏的自我反省雖在形式上結合了理學與基督教，其理論基礎仍是傳統的宋明理學，而不在基督教。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黎安友(AndrewNathan)教授曾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觀點，他採取吳百益的說法［6］，認為蔣氏的省克活動是承襲了傳統中國「自訟」的方式。這種自我批判雖然是憑藉本身所寫的文字，發抒內心的自我聲音，卻是從外在的觀點(或說外部審判者的聲音)來批評自己。這種方式與西方大多數日記從內在深沉的罪惡感來作自我批判，形成一個明顯的對比。［7］的確，如果我們參考王汎森有關明末清初士大夫「修身日記」的研究，可以發現這一傳統雖受到通俗宗教「功過格」觀念的影響，卻仍屬於儒家正統的修身方式之一。這尤其體現在中國士人對於「罪的拔除」的看法之上。傳統佛、道兩教均有拔除罪惡的方式，功過格之中也有功罪相抵的精密計算，然而，晚明以來士人的修身日記卻缺乏「罪的拔除」的儀式性安排，這使得士人依賴日記修身並無法獲得罪惡感的抒解，因而使罪過永遠跟著自己，而必須做永無止境的反省。［8］所以墨子刻(ThomasA．Metzger)在討論宋明理學與近代中國政治文化時，談到中國士人有難以消解的「待罪倫理」(「probationaryeth-ic」)。［9］蔣介石的省克生活很明顯地是跟隨著此一傳統。換言之，如果借用WolframEberhard的說法［10］，在蔣介石的身上，基督教的「罪感」始終未能完全改變、轉化從宋明理學而來的「恥感」。「雪恥」(意指消除外人給你的羞辱)，成為蔣氏日記中最常看到的用語，而在蔣氏著作中幾乎看不到他強調基督教「原罪」的觀念，並非偶然。
蔣氏的「恥感」來自一種自我的責任感，而此種責任感主要源自於「天地父母生我」與「總理期我」兩大原因。其中，為了報父母恩而避免不孝、毋忝所生，是最為關鍵性的因素。蔣介石將不孝與「恥」相結合，最清楚地表現在1934年2月19日的日記之上，他在「雪恥」一欄中寫到：「不能盡孝於親，為一生最大之恥辱。」可見蔣介石省過的基礎在於儒家的孝道觀念，是以個人透過父母與宇宙聯結所產生的責任感與宗教感，來力求消除自身之缺點。這樣的想法無疑屬於傳統儒家式的修身。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中俄三十年經曆紀要》一書中所寫過的一個短序。這本書英文版的副標題是《七十自述》(A Summing-upat Seventy)。1956年12月1日，蔣介石寫道：
歲月如矢，革命未成。今年已是我七十初度，今日又是我夫婦結婚三十年紀念。我夫婦於此共同檢討已往之工作。其間最感惶恐而不能安於心者，就是對我二位先慈報國救民之遺訓未能實現其一二……，其將何以慰國人喁喁之望，而報慈親鞠育之恩？茲將所著《蘇俄在中國》之手稿首獻於二位先慈蔣母王太夫人、宋母倪太夫人靈前，自矢其不敢有負遺訓，勉為毋忝所生而已。中正敬志。［11］(書後插圖)
12月7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又提到：「後天即為先慈九十三歲誕辰，將如何紀念，惟有以《蘇俄在中國：中俄三十年經曆紀要》奉獻於靈前以慰之，然而亦不能補償我不孝之罪耶！」由此可見，擔心自己的「不孝之罪」是蔣氏不斷自我檢討的原動力。
他常常閱讀《孝經》也與此一精神有很密切的關係。例如，他在1934年5月13日寫道：「晚誦《孝經》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12］又如6月14日為其母王太夫人忌辰，他手寫《孝經》開宗明義章，曰：「甚思遺留後人，使其孝弟立業，以補吾過也。」［13］(P．67)1943年7月4日寫道：「本周誦讀《孝經》，更有心得，可見經書在晚年誦讀，更能領會聖人作書之要旨也。」［13］(P．299)由此可見，孝是蔣介石思想中的一個核心觀念，並影響到他的省克生活。
蔣介石省克思想的基礎雖是儒家的孝道，然亦受到來自基督教的影響。對蔣氏來說，基督教雖未能使他產生一種類似西方式的「罪感」(即「原罪意識」)，卻對他有兩個比較重要的影響，幫助他在精神上的修煉。首先是使他能夠面對橫逆、困境而能堅忍不拔，這一點與《孟子·告子下》所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精神是配合的。1935年3月，蔣介石在這一個月中幾乎每天都抄寫《聖經》保羅之言，藉此鼓舞自己。例如他曾抄寫「無論是患難困苦逼迫飢餓赤貧危險刀劍槍炮，皆不能動搖我們的信心」。［13］(P．81)1943年，在抗戰最艱難的時刻，他每日晚禱之前，都會閱讀考門夫人所編的基督教見證選集《荒漠甘泉》。這一本書的主調是：喬納的信息(themes-sageofJonah)?瑏瑦，鼓勵人們在面對災禍、悲劇、侮辱和失敗之時都應該堅忍不拔。蔣介石在鼓舞人心的信息與故事旁，用筆寫下自己的感想。［14］將挫折視為上帝對成就事業者所做之考驗，是蔣介石自《聖經》中所得到的最重要的啟示之一。
基督教的第二點重要影響是讓他重新思考「人定勝天」的原則。此一想法可能與近代嚴復譯、赫胥黎著之《天演論》鼓舞人們在物競天擇的世界中發憤圖強之意念有關係。蔣介石於1930年之前的日記中常常寫下「人定勝天」，如1930年1月1日：「早起，記雪恥之道，曰：『立志養氣，立品修行，人定勝天』。自是日始，每日書此三語以自儆。」［4］(P．35)後來，在接受基督教信仰之後，便不再書寫此四字。換言之，蔣氏過去「戡天役物」的豪情，在基督教影響之下轉為對上帝的崇敬與接受上帝之啟示。不過蔣氏企圖成為「完人」、「聖人」、「豪傑」的道德理想並未完全被泯除，儒家成聖成賢的觀念仍深植其心，並與接受上帝之啟示的想法相融合在一起。總之，蔣氏省克思想的基礎是儒家孝道觀念與基督教靈修，這樣的想法使他努力接受上帝的啟示，不斷改善自己，冀望能夠成聖成賢而毋忝所生。
二蔣氏省克生活之實踐：反省內容
在理學與基督教的雙重教誨之下，蔣介石几乎每日都進行對於個人道德、知識缺失的反省活動。他所反省的對象首先是生活舉止、個性脾氣與情慾抒發等方面的缺失；其次則包括知識不足、處事不當等。蔣氏一生都不斷試圖與個人的種種缺點對抗，期望能成為一個聖賢。1931年3月21日，他曾感嘆地說：「憶少時聞人稱道古人，如孔孟朱王之學術，周公文武之事業，常自思念，可惜已前有古人矣，否則，此學術，此事業，由我而始，豈不壯哉！常存不能做自古以來第一聖賢豪傑之嘆。」［4］(P．51)由此可見，透過自我反省希望能夠成為聖賢、豪傑之志向長存其心。
蔣介石常常檢討的第一類過錯是個人生活習慣與個性方面的問題。其一是懶惰。他常常擔心自己因失眠而晚起，或睡過了頭(他稱為「濡滯」)。在「省克記」之中，反省這方面之缺失的材料甚多：因病不能如常早起，自責曰：「懷安偷惰，以待來年，德業其能長進乎！」［4］(PP．11－12)三日晨，為友人催醒起床，甚惶歉，曰：「誓此後至遲六時起床。」［4］(PP．11－12)
晨起較晚，來賓已滿座矣，因甚歉惶，曰：「以後應早起，不得少渝［逾］六時起床之常規也！」［4］(P．19)
為了能有規律的生活，蔣氏決定每日都應該晚上十點睡覺、早上六時起床。對蔣介石來說，無法安眠或是因體力漸衰，或是因修養不到家，而使諸事煩心、心神有愧所致，故應儘量避免。1943年5月19日，戰事正急之時，他寫道：「內外危急，余能夜間酣睡，天君泰然，蓋已盡其在我，至於成敗得失，聽之於天，此修養已有進步乎？」［4］(P．234)可見對蔣介石來說，睡眠與心性修養之間有十分密切的關係。
此外，蔣介石也擔心夜晚失眠將是一個凶兆，或是代表心神衰退，或是顯示禍患將至。1940年他到廣西柳州柳江羊角山，準備在此召開「桂南會戰檢討會」。日軍獲得情報，派飛機來轟炸，使他險遭不測。這一時段，他有兩周的時間幾乎天天失眠：
昨夜失眠，直至今晨四時以後，方得睡去，然未到五時半又醒，為從來所未有也，豈體力心神已衰退至此乎？抑為禍患之預兆乎？可不敬畏自製以免天罰乎？［4］(P．166)
十日來之失眠不安，其或即今日被炸禍患之預兆乎？天之未喪斯文也，倭寇其如予何，雖然，今日之危，間不容髮，餘生平行動太大意，應切戒之！［4］(PP．166－167)
兩周以來，惟昨夜睡足六小時，失眠之症，從此或能脫卻乎？勉之！［4］(P．167)
蔣介石檢討的第二種生活上的過錯是舉止失態，或因驕矜、暴戾與急躁而發怒罵人(如「暴怒形諸口舌」、「擲杯撕卷」)，甚至動手打人。第三種過錯是奢侈無度與好名之念。第四種是情慾方面的困擾，包括思邪心蕩、狹邪之行、手淫等。蔣氏在1918年12月30日的日記中記載：「近日朝醒，色念甚濃。」1919年的日記中提到自己「荒淫無度」、「淫慾難制」、「邪僻又起」。1919－1920
年的日記中更是反覆地記載有關放縱與自製的糾纏：「世間最下流而恥垢者，惟好色一事。如何能打破此關，則茫茫塵海中，無若我之高尚人格者，尚何為眾所鄙之虞！」(1920年8月7日)［15］關於色慾方面的問題，在蔣氏與宋美齡結婚之後似乎較為收斂，大約在四十七八歲之後，色慾即不再是困擾著他的嚴重問題(如1935年2月2日，他曾說「色慾漸減，修養到不動心地步，自信可能也」；［4］(P．93)1935年12月31日「本身性質之變化，形而上者為多，忍耐公正，日有增進，躁急雖未全改，而私慾色慾，已滅絕矣」［4］(P．107))。
除了個人修養方面的過錯之外，他亦反省自己知識不足、用人處事之不當與戰事失敗等。1948－1949年之際，因國共內戰失敗、國民黨退守台灣，此時蔣介石反覆反省的，就是此一問題。針對1949年的大敗退，他曾在私下與公共場合，進行多方面的檢討，其中軍事方面包括「國軍」在組織、宣傳、諜報戰等方面不如「共軍」；黨務方面包括國民黨派系傾軋、黨紀敗壞(如幹部腐化墮落)、不能貫徹總理遺教等；以及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因而開始全面的改造。［16－17］整體而言，他所反省的過錯主要是儒家傳統之中所謂「尊德行」、「道問學」與「經世」等三方面的個人表現。
三蔣氏省克生活之實踐：記憶與省克
上述的各種過錯是蔣介石每日反省的對象。為了能改正這些缺點，蔣介石常常通過「靜坐省過」、做「朝課」與「晚課」、禱告等途徑來自我檢討，並利用傳統「功過格」的方式將自己所犯的錯誤予以記過，以自我警惕。蔣氏在日記之中常常會規劃「課程表」，每日早上六時至八時即是「朝課」時間，其內容包括體操、讀經、靜坐、禱告等四項。同時，每日的日記有「雪恥」一欄，記載當日最重要的注意事項。對他而言，雪恥即是對於過錯的反省，也是自我追求道德提升的重要方法。
為達成有效的自我反省，蔣介石仰賴一套特殊的記憶術，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自己，要吸取失敗經驗以悔過自新。其做法不但源自儒家以日記、抄書來修身的傳統背景，也很可能受到基督教的影響。在基督教中，記憶是悔罪傳統中相當關鍵的一部分，明末清初來華傳教士利瑪竇即擅長記憶術，其有《記法》一書，即以教導中國士大夫建立一所「記憶之宮殿」來悔罪反省、充實知識而有名於時。［18］
蔣介石運用記憶術來省過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勤寫日記
他長期維持日記書寫的習慣，並要求屬下以不同形式摘錄、抄寫、整理其內容以備隨時參考。蔣介石不但在《日記》之中記載自己的過錯與悔悟的細節，並在一定期間(每星期、每月、每年都要做回顧性的反省)還會加以整理、審閱。如「是日公擬將作一文，曰：擬將去年經過之錯誤與缺點敘述一篇，以為今年之借鏡補過之資」，「朝課後審閱舊日記」。蔣介石還規定自己，「以後當日記治軍、用人、看書三者各一則，以自課也」。［4］(P．31)對他來說，《日記》既然如此重要，那麼不記日記就是一件很嚴重的過錯。1928年9月14日，他寫到：「不記日記已有十日，如此弛懈荒落，尚何論雪恥？更何論革命？」繼而「捶胸自責良久」，並「補記之」。［4］(P．28)蔣介石還鼓勵軍校學生效法以日記省過的做法，「誥誡軍校第三期畢業生，關於省察之方，曰：『各位關於自己在校歷史，要從頭回想，未進校前，曾做何事？進校後又做何事？前之思想、習慣、行動如何？後又如何？一一筆記之，暇時取觀，最得警悟之方！如見有思想、習慣、行動不是處，即改之；若過且過，苟且敷衍，為人無根據，無把握，其必潦倒一生，無所成矣！』」［4］(P．6)總之，對蔣氏來說，撰寫日記最重要的目的即是為了自我反省。
(二)反覆閱讀日記
蔣介石認為日記不但須日日書寫，且需要反覆閱讀。對他來說，閱讀自己的日記甚至要比觀覽其他史書更有價值。1951年的總反省中，他提到：「本年修養與學業自覺無進步而且漸有倒退之象，對於過去之妄念邪思亦時起時落，未能消除盡淨，殊足慚愧，寸心內疚無已，應切戒之。腿痛雖痊而目疾閃光始終未愈，但舊日記自卅三年至卅七年各冊皆已審閱完畢，可說最有補益於我，此比閱覽任何歷史所不能得者。」
(三)靜坐默禱，或抄寫、背誦聖賢與經典之佳句和《聖經》的篇章例如1917至1918年間，他每晚默念以下的句子：「近三年來，每晚靜坐時所默念以自儆者：一、孟子養氣章；二、曾文正主靜箴；三、綿綿穆穆之條；四、研幾之條；五、一陽初動，萬物資始之條；六、靈明無著之條。」「民國七年，公年三十二，是年每晚靜坐默念自儆者：一、萬象森然，沖漠無朕；二、去人慾，存天理；三、心體、意動、致知、格物四句要訣；四、靜坐收心之條；五、紛雜思慮之條」。［4］(PP．1－2)1949年10月6日，蔣介石面對美國公布白皮書等困境，以默念聖人箴言來自我勉勵：「余自八月初受艾其生白皮書之侮蔑，九月間復遭康納利在其議會之污衊，可謂極人也未有之枉屈與侮辱。余惟有以自反來接受其誣陷，毫不予之計較。此乃每日朝餐默誦『不愧不作』與『自反而縮』、『何憂何懼』箴言之效歟？」
(四)作曲唱歌
在這方面有幾條史料：1928年11月21日，「晨六時，船過懷遠，起床四眺，念及濟南慘案，因作歌曰：『五月三日是國讎，國亡豈許你悠遊？驕傲懶惰無廉恥，不懼大禍來臨頭！親愛精誠，團結一致，共同來奮鬥！革命革命，犧牲犧牲，黑鐵赤血，求我國家獨立平等又自由！又曰：『北伐雖完，志未酬，男兒壯志報國讎，革命革命報國讎，國讎未報死不休』！歌畢，曰：『苟不以此自勉勉人，非夫也』！」［4］(P．30)此外，蔣介石喜歡唱岳飛作詞的《滿江紅》以自勉。
(五)設立座右銘
蔣介石常作箴對聯或自儆，有時並請孫中山先生書寫置於座右。例如：「民國八年，公年三十三，是年公益嚴克制，凡事必自反，勇於改過。書選己德性之所欠缺者四字，曰：『靜敬澹一』。乞總理書之，並自為文加以說明，揭於座右。」［4］(P．2)此後，這四個字(或作「靜敬澹定」)成為蔣介石自省時非常重要的警語。又如，「民國十二年，公年三十七，春初，在福州軍幕，作箴自儆曰：『父母期我，克成完人，小子今日，遇惡滿身，曷不痛矣？日新又新；而今而後，庶葆天真』。」［4］(P．3)「記六語以自勵，曰：立志養氣，求才任能，沉機觀變，謹言慎行，懲忿窒欲，務實求真」。［4］(P．12)在對聯方面，蔣介石曾撰寫過幾個非常有名的對聯。1923年「游鼓山時，嘗撰一聯曰：『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返上海，請總理書之。又自撰二聯，其一，曰：『從容乎疆場之上，沉潛於仁義之中』。其二，曰：『窮理於事物始生之處，研幾於心意初動之時』。亦請總理書而懸諸座右，以自儆焉」。［4］(P．3)此外，最為人熟知的對聯還有「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寫於1972年)等。
(六)旁人提醒、規勸
蔣介石身邊的侍從人員、部屬偶爾會提醒他一些應注意之事，但真正能規勸他的人可能只有宋美齡。1930年12月9日，蔣在日記中提到他身邊無論愛他或怕他的人都想利用他，而「誠意愛輔我者」只有他的妻子宋美齡。他在日記中常會提到「美妹規我」，然有時亦記載兩人吵架，顯示蔣介石不願接受她的看法。
四夙夜匪懈：蔣氏的省克生活與夢境
蔣介石除了靠記憶術來自省之外，夢境也與自我反省有關係。對他來說，睡眠與夢境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應該予以管制。誠如上述，他認為失眠就是修養不夠的表現，同樣地，晚上做噩夢也是智德不足的反映，因此，在起床之後皆需立刻檢點。例如：「晨起言曰：心神不安，夢魘號乘，自反不縮，能無愧怍！」［4］(P．17)「九日晨起，曰：昨夜夢中驚覺，念及軍隊散漫，國家雜亂，一至於此，不禁為之汗出沾枕！嗚呼！此由余智德不足，事事不能徹底，所以陷害國家也，能不悔悟奮發乎！」［4］(P．81)「夜之所夢，必為日之所思，所思未能誠正，而且有目下之趨勢，此人生之至危也，應如何戒懼而改之！」［4］(P．231)蔣氏所反省的不只是自責式的夢境，還有先輩之教誨與具督促性質的夢境。例如，他曾夢到孫中山與廖仲愷等革命前輩，表示他一直掛念著總理對他的期許：「昨夜夢見總理與廖仲愷，一如生時討論革命方略，總理意亟欲收復南京，余告以軍事準備未成，尚需略待也。」
除了針對現實人事與先人期許的反省外，蔣介石還有一些近似預言式的夢境，很值得注意。例如，他認為有些夢境的出現代表治國失誤之警訊，應予以警惕。1951年2月8日，他在午覺時做了一個夢，醒來後加以解釋，認為是空軍逃機事件之兆。
此外有些夢境則是上帝保佑的象徵或為事業成功之佳兆。例如，「夢中有老人在余頭上抹油，惡其無禮，醒後思之，此乃耶和華佑予之兆也」；「夜夢渡過危橋，到達彼岸，此為近來所未有之佳兆也，應益勉之！」［4］(P．184)「今晨初醒之前，夢斬長蛇，分為數段，猶見其能活動，本歸於死；最初另見一人，甚魁梧，活動甚力，不易捕捉，最後為余所獲，其量甚重，努力提視，乃知其為傀儡，余即棄擲於地，醒後頗以為奇，此或倭寇與傀儡，今年必敗之朕兆乎？余當益自勉焉！」［4］(P．230)這一個夢可能源自《史記·高祖本紀》所記載劉邦醉斬白蛇的故事，象徵蔣氏的帝王氣魄與力戰日軍的企圖。
對蔣介石來說，噩夢代表了自身道德的缺失，或是無法平心靜氣來面對困境，故需要加強反省。另一方面，好夢則成為他在總理或上帝的庇佑之下，努力實現理想的鼓勵。蔣介石在《日記》中對夢境的仔細記載顯示他自我省克的範疇不但包括白天有意識之下的種種作為，也包括夜晚(無意識或潛意識)做夢時心中的恐懼與期待。
五結論
整體觀之，蔣氏的省克生活具有以下特點：第一，蔣介石省克思想之淵源是宋明理學修身工夫與基督教靈修結合而成的一種理念。此一想法使蔣氏對自身過錯有強烈自責，並企圖改正過失，以符合父母、總理之期許，並跟隨著上帝之指示。第二，蔣氏省克之理論雖結合了理學與基督教，然主要是以「孝」為基礎的「恥感」，而非基督教中的「罪感」。換言之，基督教最核心的「原罪觀念」並未對蔣氏有所影響。第三，他所反省的內容包括日間的行為舉止，以及夜間睡眠時之夢境。夢境對他來說是日間思慮的結果、是未來的徵兆，也是神啟的表現。第四，蔣介石發展出一套很細緻而有效的記憶術，尤其環繞著日記書寫與反覆閱讀日記之內容，作為省過、悔悟的方法。上述這一套方法使蔣氏有效地管理自我之思想與行為。
上述的認識如何幫助我們給予蔣介石一個更適切的評價呢？在中國近代史上，蔣介石一直是一個評價懸殊的歷史人物，或尊為完人，或貶為獨夫。這兩種評價顯然都與事實不盡相符。的確，蔣介石不是完人，很多人都指出蔣氏有許多缺點，包括能力不足、脾氣暴烈、性格頑固、拙於反省等，因而導致許多重大的挫敗。例如徐復觀在1956年蔣氏七秩大壽前，曾應《自由中國》寫了一篇祝壽文章《我所了解的蔣「總統」的一面》。文中指出：
政治地位太高、權力太大、而又保持得太久的人，常常妨礙他與客觀環境事物作平等底接觸(在平等接觸中，始能了解客觀事物)，於是常常僅根據自己的直覺欲望來形成自己的意志，常常把由權力自身所發生的直接刺激反應，誤會為自己意志在客觀事物中所得到的效果……於是頑固代替了堅強，經常陷入於與客觀事物相對立不下的狀態……而蔣公自身似乎也不曾跳出這種格局。［19］
上述的觀察顯示蔣氏因地位太高，無法接觸客觀事物而作「平等底接觸」，因而形成了頑固而不知反省的個性。此一觀察固然有其價值，顯示出其他人所觀察到的蔣介石；不過我們不應忽略，蔣介石也有努力反省、力求改過的一面。從「省克記」的材料可見，蔣介石是一個具有反省能力、道德感很深、且責任心很重之人。他不斷地面對自身道德、知識與事功方面可能有的缺失，而力求改進。此一人格特質與思想傾向成為蔣介石能成就一生事業的重要因素。我們如果想要公允地評價蔣介石一生的功過，必須同時考慮其缺點與長處，而這兩方面不必然是矛盾的。
蔣介石的省克生活也反映出他對於倫理與宗教的重視，並對1949年之後，以傳統的「倫理」來搭配五四運動所揭櫫的「民主」與「科學」，作為其統治建構之基礎，有深遠的影響。1949年之後的蔣介石不但在教育上強調以人文精神為主的傳統倫理道德，也在社會生活上給予各種宗教活動以一定的滋長空間。20世紀60年代中期蔣介石又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強調不但要加強「內修自律的工夫」，而且要「把倫理道德涵泳於日常生活教育之中」，以使每一個人「自進於正人君子之域」。［20］這些政策都與蔣介石個人的想法和做法相互配合。
蔣氏此一思想傾向不但源於梁啓超所開創的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調適傳統」，同時也與20世紀50年代以後的新儒家思想有親近性。港台新儒家如唐君毅、牟宗三與錢穆等人對蔣氏的支持，即源自雙方在思想上的親近性。綜上所述，蔣介石的省克生活不但表現出以傳統理學為基礎，並加進中國與日本近代的陽明學，以及基督教信仰而摶成的思想特徵，更反映出1949年之後他以倫理、民主與科學三者作為治台基調的思想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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