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唯一的考慮，是如何鞏固自己的經濟地位和政治統治。他們的一切活動，都以特權階層的私利為轉移。」
「九評」學習甚至文革時，了解其含義的恐怕不多。文革之初，我在大禮堂前聽艾知生回答質詢說，我是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走資派即由此變化而來）。我心想：腦袋進水了？教了這麼些年聯共（布）黨史（艾曾兼過政治課教師），社會主義社會哪來的資產階級？不想文革鎩羽後這麼些年，走資派反倒被坐實了，鬥垮他們也成了大快人心的事兒了！
發揚大民主
大民主怎麼樣？官家不以為然。一些學者也認為文革中的大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更有斥之為群氓亂世的。不過他們也承認，大民主使一些人獲得一種形式和手段，可以對抗以前壓制他們的官僚——這就夠了！比如，誰家的地被強占了，房屋被強拆了；哪個農民工被欠薪了，就可以給有關單位或領導來個大民主——拉橫幅，貼大字報，將樁樁件件不合理的事實和要求公諸於眾。能不能解決，解決得可心不可心先甭說，至少沒人敢扣上一頂尋釁滋事的大帽子，就地把你法辦了！
實行巴黎公社原則
89春夏之交時，我正就讀北京法律業餘大學。兼課老師北大袁姓教授因同情「暴亂」被批判，其中一條罪名是宣揚文革謬論蠱惑青年學生。我翻開聽課筆記，上面確有袁教授對巴黎公社的三個評價：1）官僚制度將被擯棄。2）公權利再無私有化的可能。3）官員和公職人員不僅依靠選舉產生，而且可以由選民隨時撤換。假若一直強調公社原則並逐步付諸實施，還會有那麼多官倒嗎？！還會有那麼多人非正常見馬克思嗎！
以上三端均屬文革標誌性舉措，文革之為浩劫，它們「功不可沒」。然而斗轉星移，文革多少年後，它們又悄沒聲地成為打擊腐敗，匡扶正義和指點未來的閃爍星火。一些人懷念文革，一些人宣揚文革，更有「今日歡呼孫大聖」者。怎麼解釋這個悖論呢？不難。文革之初的階段性目的，是連人帶機構搞垮官僚體制，然後重建，所謂不破不立。搞垮走資派，發揚大民主付諸實踐後，立竿見影。至於按照巴黎公社原則重建，除了群眾組織或有實踐外，純粹是譁眾取寵——哪一個「三結合」與巴黎公社原則沾邊？！然而，當文革被徹底否定後，人們日漸感知，不公越盛，貪腐越重，經濟越遭盤剝，精神越被壓抑……環顧世界，遠水解不了近渴；回首家園，鬥垮走資派，發揚大民主，就近成了希冀。
再往深里想，官家否定文革，不就是奔這三端來的嗎？一則，這對他們有切膚之痛。再則，這三端最與專制為敵！奉行以專制為體，改革為用者，理所當然地要將其混入文革的污水中一併潑灑出去！
另者，此三端不過是軟性工具——怎麼用就取決於用它們的人了。打個比方：秦始皇臭不可聞吧，歷代帝王廟都不要他。可是他那個「書同文，車同軌，一法度衡石丈尺（統一度量衡）」卻飄香至今。
重提以上三端非為開拓文革之惡，蓋因其具有現實意義。中國政治轉型是必需的必然的，怎麼轉？蔣經國型，戈巴契夫·葉爾欽型都可接受。倘若是茉莉花型，代價就太大了。怎麼避免茉莉花開，公眾認知要有一個最大公約數，而上述三端或是最佳選項。它們於懷念毛者有幾分親切，於追求憲政者可以接受，唯權貴們或感躊躇，但他們畢竟不敢丟開尊神毛不是？當然，此三端太過原生態了，需要理論上的提煉，更需要法度化。特別是走資派學問深了去了，比如走資派的定義、分類，各類走資派的歷史作用（促進、促退），對各類走資派的政策（搞垮、扶持）等等。
4、文革之大惡是糟踐人
文化大革命長達十年之久，超過第二次國共戰爭的五年（1945－49），接近抗日戰爭的八年（1937－1945），相當於第一次國共戰爭的十年（1927－1937）。若就空間而論，第一次國共戰爭僅僅蘇區一點，長征一線；抗日戰爭，也就東南半壁；即便是第二次國共戰爭，尚有偏遠山寨游離於國共兩黨的硝煙之外。故而，文革的震撼力至今猶存。1981年（文革十五年後），官方嘰嘰歪歪地將文革定性為「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然而時至今日，對那場所謂的內亂依舊地眾說紛紜。文革亦猶如一本糊塗帳，甚而懷念者有之，敬仰者有之，「今日歡呼孫大聖」者亦不乏其人。
官方的定性為何形不成共識？蓋因其評價僅限於在政治路線上辨是非，而政治路線最是說不清道不白的。劉鄧路線之劉，「四清」的司令員，基層幹部盡成洪洞縣裡無好人，即劉所炮製。劉鄧路線之鄧，「反右」前敵總指揮，五十萬右派即出自其手。文革中劉鄧忽而墜山，人們也曾為之唏噓，但多是對他們遭受非人待遇的同情，而非出自政治路線的考量。你說鬥爭走資派是文革之大惡，可是如今腐敗者比比皆是，不正是「走資派」還在走嗎？你說批判文化部是帝王將相部，系亂扣帽子，可是如今充斥螢幕的不正是蟒袍玉帶，皇子格格嗎？就現實許多弊端而言，文革幾乎是切中時弊的。
文革之惡不在政治路線孰是孰非，而是以糟踐人作為貫徹政治路線的手段！走資派盡可批，觸及靈魂，罷官奪權都是可以的。鄧路線改弦更張，走特色社會主義的路，不也要批判堅持「兩個凡是」的華路線嗎？不也要擠兌華下台嗎？只是文革中批走資派，採取了戴高帽，坐飛機，剪頭髮，抽皮鞭等踐踏人的做法。同樣，毛路線認為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均系腐朽的文化，將其連根拔掉則是堅持其純粹社會主義路線的應有之義。只是使用了秦始皇似的焚書坑儒的辦法，致使文物被毀，著作遭焚，傅雷懸樑，老舍投湖……由此看來，文革之惡，實在的惡在對人的糟踐！
文革集以往政治運動之大成，實現了對人的糟踐的系列化。
一是霸占人腦。主政者盡可宣傳自己的主義主張，那怕以法律的手段懲戒公然違抗者也屬在理。但採用「狠鬥私字一閃念」的方式窮追猛打腦子裡的思維，則實屬蠻不講理。因言獲罪已經有悖現代文明，因思得咎則更是野蠻。
二是糟蹋人格。人立於世，講的是自尊（尊嚴）、自珍（品格）、自譽（榮譽感），有此三自人格即輝。文革中為將對手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從狠打態度開始直到被打者自輕自賤……不僅毀了個人的人格，還造就了一代蠅營狗苟之輩。人格不立，談何國格？
三是草菅人命。砸爛狗頭，焚屍揚灰幾成口頭語。現實的恐怖勝過語言的恐怖。打死幾個走資派，殺掉幾個地富壞可以說是遍地開花。北京郊區大興縣，一夜殺掉325人都算不得駭人聽聞——各地武鬥遠不止這個數字。
對人如此糟踐而暢行無阻，源於人被分成三六九等。先是地、富，後添反、壞，再後右派入列。多少年來，地富反壞右是人而非人，對之糟踐，已成理所當然。同時，人淪入非人無章可循，僅隨革命需要變化無常。到了文革，更是人人自危，不知道什麼時候就被揪了出來。包括那些曾任意將人指認為非人的黨政領導，一夜之間自己被指為走資派，當即淪入非人行列，遂即遭受非人般的糟踐。文革時期，人淪為非人速度之快，數量之多，達到49年來登峰造極的地步。文革過去已近半個世紀，老幹部被坐飛機，小業主被剃陰陽頭，老紅衛兵皮鞭下的慘叫，兩派武鬥的槍聲……卻難以忘卻。
上樑不正下樑歪。對人如此糟踐而暢行無阻，源於主政者對人的輕視。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位封建老夫子的話，不僅成為古老中國的政治戒律——妄斷一命，天地不容，也為現代世界文明所接受。可十年文革，竟將此本末倒置，而且，民何止於輕——簡直被視為草芥！看看68·7·28那段君臣對話：
大統領：井岡山他們這個作法不好，我說的是蒯司令的井岡山，打死了四個人，打傷針織總廠五十個，就是這個社會影響。我也不是看一個人，損失就最小最小最小。
副統領：值得，損失最小。
大輔佐：副統領說得好，損失最小最小，成績最大最大。
都幹什麼哩，扮家家酒呢？四死五十傷，活蹦亂跳的人呀……文革就是這麼惡，誰盼它，接他們家去！
5、反右文革異同說
許久以來，文史研究者有的說，「反右是文革的序曲」，亦有的說「文革是反右的尾聲」。其實，既是同根生，基因無異，大模樣也差不了哪裡去。只不過，反右是常態，文革是特型而已。
說反右是常態至少有三層含義：一是，就本質而言，反右與文革都是反擊來自右側的所謂資本主義復辟。二是，就時間而言，這樣的反擊永遠處於進行時——即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時時講。三是就空間而言，涉及社會各行各業各階層。
57年反右運動，是首次集中的成規模的反右，其目標集中於民主黨派以及知識界。這些人被認為挑戰執政黨的領導權。至於分散的，涉及面相對較小的則連綿不斷：在此之前，有52年發生在大學裡的思想改造。在此之後相繼批判胡風、胡適、俞平伯……直到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觸發了文革。文革之後，如八十年代的反自由化，反精神污染，以及近些年的封殺《南方周末》、《炎黃春秋》與對所謂出格言論的噤聲與處罰，如任志強等，都是反右的新形式。
說文革是特型即它雖具有與反右相同的本質，但就時間而言，它屬於突發或偶發，而非隨時隨地。就空間而言，它起事於領導層繼而波及社會。
如果將文革置於CT機下，其肌體切片，幾乎都帶有反右的病變。(1966)六月工作組整治群眾，(1967)二月部隊鎮壓反革命，(1968)清理階級隊伍，無不是在反右！清華園內的反蒯，其形式與內容無異於反右，而那場對「紅教聯」的圍剿，連對壘的主將幾乎就是反右的原班人馬！
要警惕文革的再來，就必須認識和鑑別各種形式的反右並予抵制！
（選自《真話與懺悔——文革50周年清華校友討論集》，孫怒濤主編，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8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