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打著「解放全中國」、「解放全人類」的幌子，唱著「為人民服務」的調子，在「馬列主義」的「紅袍」掩飾下大行暴君之政，將歷史車輪拉回到封建奴隸制時代。
「新中國」成立以來，毛澤東強加給中國人民的一場場政治災難，不僅以鐵的事實證明了他在此前宣示的一切民主自由承諾全屬謊言外，還在中國歷史上寫下了一頁頁永遠磨滅不掉的人間慘史。其中，1957年那場「反右鬥爭」堪稱最不光彩的一頁。
我也是一個從國難中僥倖生還的倖存者，儘管我個人的劫難在遍體鱗傷的民族軀體上僅是一道很不起眼的「微痕」，但在毛氏遺孽「強迫遺忘」的強壓下，把它記載下來，留給歷史，還是很有必要的。如果每個受害者都隱忍不語，豈不是還要替他掩蓋罪行嗎？
風暴席捲在劫難逃
1948年，「山那邊呀好地方」的歌聲傳遍城鄉，給絕望的人間帶來幾分清新氣息。這年，一直在香港太古輪船公司工作的大哥李炳衡，突然西裝革履、洋氣十足地出現在昆明普賢村（後改名和平村）15號的家中庭院裡。母親驚奇地問他：「怎麼回來也不事先告訴一聲？」哥說：「因為太想念母親，想給阿媽一個驚喜。」
不幾天，穿著粗服麻鞋土裡土氣的他又回了家，他對母親說：「我現在在縣上教書，不回香港了。」他還把一個姓康的賣雪花膏的貨郎弄到我家院裡來住，把鄰居崔少珩等青年也介紹到羅茨去工作（實際是打游擊）。後經詢問方知，他是受莊田（原邊縱司令員，後任廣西軍區司令員）的指派，從香港回昆，到羅茨一帶參與組織游擊隊的地下工作者。
當時謠傳：「朱毛是匪，他們來了，會攪得天下大亂。」大哥連說No，No，No，No。
"解放後"，當上軍官的大哥，因忙於清匪、征糧等工作，無暇顧及家庭和個人問題。後來，幾經親友介紹，談好一個對象，可在申請結婚時，上級卻以「女方的階級出身有問題」為由，把他調到雲南省委黨校任教員。
1953年我從學校畢業，分配到剛掛牌一年的雲南人民出版社任美術編輯。這時，我們一家都被融入到「新中國」的幸福大家庭中，所有人都各得其所，笑逐顏開。
可是好景不長，1955年，全國掀起了「肅反」運動，大哥被冠以「英國間諜」的罪名而受審查，並被整死。父親從國外趕回來，無可奈何地說：「沒辦法，相信政府吧！」母親則要求黨校賠還兒子。黨校的領導說我父親擁護人民政府，說我母親無理取鬧。
家裡的人抱著大哥留下的不到一歲的女孩，泣不成聲：「蒼天啊！怎麼一個受黨安排，為解放中國而投身於地下工作的人，轉眼之間就成了英國間諜？」
我把此事報告給出版社書記，書記說：「要大義滅親啊！」
與此同時，出版社也在「肅反」。編輯部主任、資深的地下工作者梁展自盡身亡。
1957年，毛澤東使出「陽謀」，又發動「反右」運動，強勁的政治風暴霎時席捲全國，雲南省也一樣陰雲密布。機關、學校、文化、新聞出版界……從「和風細雨」變為「殺氣騰騰」，恐怖萬分。省委組織部的楊蔭啟、宣傳部的謝家林等領導坐鎮雲南人民出版社，指導挖「反黨小集團」和「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的工作。他們鬥張健，說她講過「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鬥王嵐、陳銘安，說她們搞「小圈子」，組織「反黨小集團」；批龐文會、批馬達、批喻翔生……一時間，連炊事員和勤雜在內總共只有五十幾人的出版社，50%的人都在被整之列，最後都被冠以「反革命」、「歷史反革命」、「壞份子」、「右派分子」等罪名而受到懲處，連借反右之風積極整人的副總編張仁堅，也遭到同樣的下場。
轟轟烈烈的「反右」搞得人人自危。作為書記、社長兼總編輯的王起，為了避免傷害更多的人，曾悄悄地對我說：「小李，有人想把你劃為右派，你趕快在會上作個檢查，我好表態呀……。」不明真相的我，為了避免「階級敵人」的厄運而聽信了王起的勸告，決定作個檢討。那時，我年雖21歲，但仍不諳世事。當編輯雖已四年，畫的都是《把餘糧賣給國家》、《走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保衛祖國，保衛邊疆》等緊跟時局、奉命創作的宣傳畫（雲南人民出版社50周年，彙編歷年出版總書目中，卻將我那時畫的畫均署名為「本社編繪」），編的、寫的均無問題。平時又從未議論過國家大事，更沒有講過什麼不利於團結和工作的話，拿什麼去作檢討呢？想來想去，想到編輯部主任劉以曾批評我「不問政治，搞單純技術」的話，於是就檢查自己不問政治的危害。
我作檢查時，副總編張仁堅到會，編輯部主任劉以主持會場。劉以作結論的話使我十分反感。他說：「你反對黨的出版事業，對年門畫的單線平塗都有意見，還用毛主席說的『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導下普及』來詆毀出版社；你目中無人，畫得好就驕傲，只搞單純技術，不問政治，和黨離心離德；這不但是右派言論，甚至是反革命言論！」
我認為這種批判根本不是什麼「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善意批評，單扣帽子，不擺事實。一時火起，便把筆電往桌上一甩，憤憤地說：「那就隨你們把我怎麼劃吧！」
檢討會沒有開下去，社內的大字報、小字報我不看，批鬥別人的會上我不吭聲，每天跟著大會小會熬，總擔心著不知何時輪到自己。哪知幾個月過去，卻沒動我一下。快到年底的一天突然通知我：「你也是右派，不准回家了。」就這樣，我被戴上「右派」帽子，成為被侮辱、殘害了21年的「無產階級專政」對象，給我的心靈和肉體留下了終身難以消解、不可挽回的創傷。
戴帽流放遙遙無期
1958年1月，社裡開大會，首先當場逮捕了美術編輯嚴濬。會上，宣布對我的處分是「保留公職，撤職下放，監督生產。」我的母親，也因大兒子是「英國間諜」，二兒子是「右派分子」的關係，被發配到會澤縣勞動，飽嘗了家破人亡的滋味。
當月28日，我同部分省級機關所劃「右派」數百人，一起被遣送到彌勒縣那片乾旱荒涼、豺狼出沒的南鄉垻——原先的勞改農場，後改稱彌勒東風農場——監督勞動，領受20世紀中共的現代流放。
我所在的生產隊在一個大水塘下方的荒坡地旁，水塘是原來勞改隊築了個小土壩蓄起來的水，時有野鴨飛來水中及雜草叢生的岸邊活動，當地人給它取名為「長塘子」，因此，這個生產隊就叫做長塘子生產隊。我們在垻下坡腳的荒地上割來茅草、砍來松樹和雜木條，搭起幾間茅草棚作為棲身之所。21年難以想像的折磨，就從這裡開始。
在這個農場，除了每天10多小時超體力的繁重勞動外，最嚴酷的是吃不飽飯。當年未到年底，就只能吃稀飯了。此後連續三年大饑荒，農場和附近寨子不斷有人餓死，經常見到地邊坡腳躺著屍體，看到偷食者被打死，還聽到沙鍋寨有家農民煮孩而食。那時，死了人不敢哭；受了罪不敢叫。若哭若叫，就會被戴上這樣那樣的政治帽子橫加懲處。
多數「右派分子」患上了水腫病。原來標緻壯實的男男女女，有的瘦得形同枯槁，有的腫得像大頭鬼，得不到食物補充，就這樣生生餓死。
有個名叫邱培祖的「右派」，因患水腫病無力支撐行動而跌進雞街鋪的糞塘里淹死，據說他是我國最早的女子桌球世界冠軍邱鍾惠的父親。
餓死、病死的，被抬到小吊井亂葬崗草草掩埋。活著的人，想方設法把山上、地下能搞來填肚子的都搞來吃，甚至垃圾堆也有人盯著，尋覓到一丁點認為可吃的東西便趴下去，使出僅有的力氣往嘴裡塞。
農村為了顯示人民公社的優越性，推廣公共食堂，還說什麼「人民公社是天堂，公共食堂是橋樑」。結果，家家戶戶炊煙盡滅，公共食堂給多少吃多少。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全部下地勞動。睡覺不分老幼，男的和男的睡一塊，女的和女的滾一堆，幾乎是吃、喝、拉、撒都統一行動。沒有吃上幾天，糧食沒了，最後連代食品、包穀骨頭、紅薯藤等都被吃光，依舊緩解不了嚴重的饑荒。
在農場，人們獲得生命所需的唯一依靠就是食堂。一年365天，每天都在隊裡的食堂打飯吃。口糧標準一降再降。人們此時最最崇高的理想只是吃上一頓飽飯，哪裡還有人去做那虛無縹渺的「共產主義」天堂夢！
1960年初，宣布摘掉我頭上的「右派」帽子，不幸噩耗又來：弟弟李紀衡為逃避災難，利用出差之便，到越南投靠父親，誰料竟不明不白地浮屍於河內的還劍湖中。
三年饑荒挺過來後，這批慘遭愚弄備受折磨的「右派」們，一個個都伸長脖頸在那裡盼啊盼，盼望著春風吹來的那一天。可是「春風不度玉門關」，盼來的卻是更深的苦難……
混沌歲月冤案迭起
在那看不到盡頭的悲慘歲月里，每一個人都是命懸一線。一言一行必須小心翼翼，否則殺身之禍就會臨頭。被批判、鬥爭、捆、綁、吊、打，更是司空見慣。
1962年，政治風雲變幻，彌勒東風農場把所有「右派」分子按摘帽與未摘帽分別編隊集訓學習，一部分摘了帽子的集中到長塘子，上午學習，下午勞動，據說是為分配工作作準備。這時，「右派」們才依稀看到了一線希望。
集訓的集體宿舍是大雜混，亂鬨鬨的。用木材邊皮搭成的凸凹不平的床，滿噹噹擠在一間屋裡，成了我們唯一的活動場所。除了上廁所，幹什麼都在這裡。晚上，有的睡大頭覺，有的抓緊時間學習。點燃豆大火苗的墨水瓶煤油燈，伏在床上，不是看書、寫字、畫畫，就是互相吹吹有關分配工作或黨對「右派」政策的「小道消息」。
搞文學的藍芒每天坐在床邊，寫他的《游擊世家》——記載彌勒西山游擊隊的長篇小說。我呢，一有空就畫畫：用土紙畫《白菜蕃茄營養多》，畫《母親寄來的解放鞋》，用挖「神仙土」挑揀出來的泥巴作顏料，畫風景，畫民族人物，畫一草一木……
誰知這些勞動之餘的寫作和繪畫也會招來橫禍：一天，張祿生拿一張用油畫棒畫在32開紙上的畫給我看，說是他畫的。畫面有兩個農民在寒風中披著蓑衣，冷嗖嗖地直打顫。灰色的格調，寒氣逼人。這位不是專業學畫的人，用筆、用色、形態都像個樣，能畫到這個水平實屬不易，但也使人敏感到，在這種時候畫這種題材的畫，不擔心橫生枝節嗎？所以我說：「畫得好，但是不要畫這種畫。」張祿生不以為然地說：「這怕什麼？那天，我經過普龍（村名），看到兩個農民就是這模樣嘛。」他叫我幫他改，我說：「別改了」。說實在的，我也無從改起。誰料這張畫後來果然成了所謂「反革命」事件的罪證。經過別有用心的人檢舉、揭發，使那個心毒手辣、素有「滿閻王」之稱的長塘子生產隊支書滿廷富喜出望外，他把這張《寒流》和不知是誰書寫的古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利於我何有焉？」以及四個摘帽右派大學生崔學義、朱祥亨、唐宗碧、候宗培拼湊的詩：「長塘，長塘，寂寞又淒涼；吃的爛白菜，住的茅草房。」通通作為反革命罪證，以「摘帽右派組織貝多芬反革命俱樂部」為名，向農場政治處主任張致澤和黨委副書記余鵬輝報案。
報案之前，連滿庭富自己都搞不清「貝多芬」和「裴多菲」為何物，就張冠李戴、「不是也是」地報了上去。在以「階級鬥爭為綱」那個時代，余鵬輝、張致澤等怕的是你不報，只要你報，哪有不信之理。至於名稱的正誤，他們則可以裝糊塗，於是又將此案報到了縣武裝部和警局。
縣武裝部和警局派人來場，首先對我進行恐嚇審訊，說我是「貝多芬反革命俱樂部」的急先鋒和組織者。指控我畫《寒流》是「影射反右運動」；寫古詩是「借古諷今」；拼湊詩是「對現實不滿」。一句話：都是為右派翻案，是攻擊黨，攻擊毛主席，攻擊社會主義，攻擊人民公社、大躍進，搞反革命活動。
經過一個多月的審訊，縣武裝部部長和警局來人交談幾句後對我說：「經過調查，這個『貝多芬反革命俱樂部』並不存在。但是，你不要把我們的話對任何人說，也不能告訴農場黨委和其它領導。這是很嚴肅的事，你能不能做到？」
聽他這一說，我這個在生活道路上剛起步就被絆倒的人，根本不可能去仔細揣摩這話的真正意思是什麼，只能下意識地感到此案就此了結，於是堅定地回答：「做得到。」
這位武裝部長接著說：「現在將你的畫還給你，我們都看了，畫得不錯，繼續努力吧！你一定要相信共產黨，以後還會用你的。」
令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農場黨委副書記余鵬輝、政治處主任張致澤等，卻利用這個根本不存在的假案，在各直屬隊開展了一場大抓「貝多芬反革命俱樂部組織」的「運動」。
這時，場部又把長塘子的「撤處人員」（指「摘帽右派」）集中到場部旁邊的黃家莊集訓，我再次受到圍剿。組織者把我交給李相東作臨時組長的那個小組，在堆草的牛棚里日夜接受「批判鬥爭」。他們依然口口聲聲說我是「貝多芬反革命俱樂部」的「急先鋒」，還採取疲勞轟炸的戰術，要我交出「貝多芬反革命俱樂部」的成員名單。
幾天幾夜的連續批鬥，翻來復去都是那些話。積極分子們一個個凶神惡煞、義憤填膺的樣子，仿佛要將我咬碎！他們要我盤腿坐在牛棚的壓條上挨鬥，體力、精力消耗太大，把我弄得昏昏沉沉，不知所云。有一次，竟完全昏迷過去。組長匯報上去，上面指示：「不讓他裝死，一定要把反革命集團揪出來。」農場煞有介事，大小頭目日夜奮戰，要抓「大魚」，要一查到底，宣稱「不獲全勝絕不收兵」。
面對夜以繼日的批鬥，我心中雖然坦然，但是無力以對，又不能把縣武裝部部長的話端出來。即便端出來，倘若遭到否認，豈不是「罪上加罪」？處在那時的我，思維極度混亂：分不清那位武裝部長的話是真是假，是何用意；更不能用違心和違背事實的話來逃脫這一劫。一天，我上廁所出來，見余鵬輝從那裡經過，就快步追上前去請求道：「余書記，我想找你談談。」他竟滿面怒色地訓斥道：「不談，你只有老實交代，才有出路。」說罷揚長而去，使我這個階下囚無可奈何。
後不久，在場部召開的一千多人的大會上，余鵬輝又以一副不可一世的姿態、高高在上的派頭、殺氣騰騰地吼道：「右派分子是敵我矛盾，把你們當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已經是寬大無邊了。俗話說『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可是像雲南人民出版社右派分子李澤衡（我已摘帽，仍被稱為右派分子）那樣的人，連頭都不想回，怎麼能靠岸？」……
經過那場「運動」，農場掌權者們硬是在其它生產隊將幾名已經摘掉帽子的「右派」強行打成「貝多芬反革命俱樂部」的組織者和參與者，給他們重新戴上「右派」帽子，送去勞動教養。送走之前，還押到各生產隊進行現場批鬥，捆綁吊打，週遊示眾。
有人一直認為「抓貝多芬反革命俱樂部」的真相我最清楚。其實，當時我只是一再被鬥，且被鬥得死去活來的「受害者」之一罷了。最清楚的應該是余鵬輝、張致澤等幕後策劃者和操刀者。試想：當初那位武裝部長當面對我說這個案子「並不存在」的同時，為什麼又要嚴肅地告誡我：「不要把我們的話對任何人說，也不能告訴農場黨委和其它領導」？現在看來可以認定：在那位部長說出此話之前，余鵬輝、張致澤等人已經策劃了一個陰謀——要以「假案真辦」的架勢，通過開展一場全場性的「抓貝多芬反革命俱樂部」的「運動」，來整治他們早想整治而無從下手的眼中釘、肉中刺，藉以達到「殺雞嚇猴」，將所有「右派」通通「改造」成馴服奴隸的罪惡目的。縣武裝部和警局知道這一陰謀，但不參與，也不反對，所以才告誡我：「不要把我們的話對任何人說，也不能告訴農場黨委和其它領導」。而要把這個假案辦得像真的一樣，當然要讓我照樣挨鬥。所以，被鬥的我和往死處鬥我的人們，都上了余鵬輝、張致澤等人的當，成了這一陰謀的受害者。除此而外，我還成了被人認為「真相最清楚」一說的「替罪羊」。其用心之狠毒，實在令人毛骨悚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