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以色列友好的國家紛紛譴責哈瑪斯暴行並針進行人道救助，但這些國家當中卻不見中國的身影。
最近以色列被哈馬斯襲擊後，與以色列友好的國家紛紛透過外交管道譴責哈馬斯的暴行，並針對受到傷害的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難民進行人道救助。但在這些國家當中，卻不見中國的身影，就如同他們一年前針對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時的態度，中國這次選擇幫哈馬斯說話，並表示因為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和伊斯蘭教徒過於殘酷，才迫使哈馬斯拿起武器反抗。
雖然我們都知道中國所說出的事情與事實不符，但回顧中國在面對各地區的武力衝突時，其立場大多數站在與西方盟國對立的一方，尤其是站在反對美國的那一方。若要深究其原因，除了探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基本國策外，也必須深入理解中國共產黨在對外關係上的思考邏輯，畢竟在常人的觀念中，應當在理性上首要選擇普世價值，於是無法理解為何中國總是以意識形態為優先的選項。
那麼中國在思考對外關係上，真的一切以意識形態為優先考量嗎？或是有其他因素參雜在內？
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何是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基本國策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重要的目標是要讓中華民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能恢復過往中華帝國的權威還有國際影響力，不只是成為稱霸一方的區域霸權，它更希望能取代美國，成為新一代國際秩序的維護者，畢竟在中國過往的歷史教育中，不斷強調中國曾經擁有「天朝」的輝煌，無論代表政府是誰，都必須宣傳自己是「奉天承運」的統治者。
與西方文化中的「君權神授」相仿，中國歷代統治者為強調自身政權正統性，總會強調自己的統治權是領受於「天命」，無論是異民族或華夏民族的政權，都無法脫離這條軌跡，畢竟受到「天命說」影響的不只是被統治階級，還包含協助統治的文官集團，這些文官集團遠從秦代組成中央集權政府開始，就已經在為統治者服務，即便頂頭上司換人，只要統治者證明自己是「領受天命」，文官集團就會立刻轉換自己宣示忠誠的對象。
但這所謂的「天命」是什麼？較為相近的說法是西方文明中的「羅馬治世」，簡單來說是要讓人民感受到自己身為「帝國一分子」的榮耀，除了擁有廣闊的領土外，更重要的是能維持此一區域的秩序，並能讓語言不通的異民族臣服，換另外一種較為抽象的說法，則是讓百姓感受到自己身為「世界中心之國民」的榮耀。
這與過去希特勒提出的日耳曼民族「生存空間」極為相似，但不同的地方在於，「天命說」的主體是意在維持中央政權的統治正當性，而對外文化輸出和領土擴張則是用來證明當今執政者是「領受天命」的行動，其地位相當於是對內使用的精神鎮定劑和興奮劑，以避免民眾對執政者的任何統治行為產生懷疑。
這也是為何中國共產黨在1997年的十五大後，要提出「中華民族偉大振興」，當時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逝世，同時香港主權也回歸，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此一時間點中國的國力已經開始恢復，但為了維持對內統治的安定，且避免重蹈1980年代各種民運風起雲湧的覆轍，進而影響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必須讓民眾認知到：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統治下，中國才能重回世界大國之列，並與其他大國競爭，最終成為統御世界的唯一強權。
隨後於2002年，「中華民族偉大振興」計劃進一步升級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並在2012年成為習近平喊出「中國夢」的基礎，對中國共產黨來說，重建大國榮耀、改變歷史現狀不只是基本國策，同時也是宿命與詛咒，也是他們追尋永續統治中國所使用的唯一解藥。
中共基本國策與其對外關係的邏輯
所以這邊回到一個基本問題，為何中國共產黨在歷次的對外關係表態上，幾乎與主流意見站到對立面？又為何在科索沃戰爭時中途轉換立場？還有為何在九一一事件後的第二次海灣戰爭中與美國站在一起？
在這些選擇的背後，主軸依然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但做出這些與西方主流相同意見的表態，多少與鄧小平提出的「韜光養晦」外交方針有關。
中共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在1990年提出的外交方針，全文是：「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決不當頭，有所作為」。站在現今中國做出的動作來解釋，就是告誡中國共產黨與其繼任者，在實力能與歐美等國一較高下前，不要強出頭與歐美等國相互競爭，在進行最後的決戰前，都要隱藏住自己的意圖與實力，並且欺騙敵人，與敵為友。
但西方國家對中國共產黨最大的誤解，則是將「韜光養晦」四個字解讀為中國共產黨已經放棄成為霸權國家的想法，並善意的解讀中國共產黨願意迎接普世價值，畢竟中國都已經開放市場了，認為只要進入世界貿易體系，從根改善中國基層的經濟狀況，就能養出足以改變中國政治體制的中產階級，並進一步讓中國共產黨放棄專制統治，因為同樣的經驗在應對東歐共產集團上曾使用過。
從實際結果看來，卻與西方國家所設想的相反，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的統治不但沒有因為經濟改善而鬆動，反而更加固共產黨統治的正當性，畢竟中國共產黨見識過華約集團崩潰的過程，於是他們將經濟成長的結果歸因於中國共產黨繼承「天命」，同時在宣傳系統中加以強調，就是為了要避免重蹈華約集團和蘇聯的覆轍。
但是「韜光養晦」對現在的中國來說，只是一個國策戰略上暫時的隱忍，不代表永遠不會改變，畢竟要實現「天命」，共產黨還是得走上稱霸之路，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習近平在外交立場上的轉變。
2017年之前，習近平表示中國應該參與形成全球新秩序。這一立場在2017年發生了變化，習近平提出了「兩個引導」：（一）中國要引導國際社會建設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二）中國要引導國際社會維護國際安全。
除此之外，習近平也在2023年探望參加政協會議的民建工商聯界委員期間提出「面對國際國內環境發生的深刻複雜變化，必須做到沉著冷靜、保持定力，穩中求進、積極作為，團結一致、敢於鬥爭。」這從根本上修改了鄧小平的外交方針。
種種跡象顯示，中國共產黨已經無法滿足於現狀，加上自從COVID疫情爆發後，中國經濟持續下行，如果要繼續維持對內的統治正當性，勢必要轉換對外的立場。
結論：中共眼中的「合理」外交判斷，並非建構合理交流
所以中國在執行這些外交策略時，是以意識形態在進行判斷，還是用理性去衡量利弊得失呢？嚴格來說，中國共產黨一直都非常理性在思考，何種決策能最佳化自身的統治利益。無論是譴責恐怖主義也好，或是批判西方國家干涉，它的思考邏輯並不脫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核心戰略目標，因為要達成這些戰略目標，在外交策略上適時的欺騙敵人，在中國共產黨策略使用上有其重要性。
但中國共產黨難道不會放棄或更改核心戰略目標嗎？我們在前面探討中國的基本國策時有提到，因為中國歷代的統治者在取得政權時，都會宣稱自己是「奉天承運」的天選之人，如果要證明自己是「承天命之人」，就必須透過對外擴展國家威權和實現經濟增長，來對內展示統治的正當性，畢竟這已經是根植於中國這塊土地上的文化，隨意更改有可能會動搖到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基礎。
那麼現階段中國受到各國貿易制裁，外資開始流出，難道不會影響到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基礎嗎？對中國共產黨來說不一定有所影響，他們反而會透過強化思想教育，還有各種言論管制來避免質疑的聲音出現。
就拿最近通過的「愛國主義教育法」和前陣子的「國安法」來說，就鼓勵民間自主行動杜絕反對共產黨統治的聲音，同時透過各類對外仇恨宣傳，轉移民眾對統治者的不滿。
就筆者的觀察來說，中國共產黨一直是個使用「合理」策略的統治者，它並不會隨便更改自己訂下的政治目標，畢竟隨意更改所面臨的，除了來自民間的反彈，還要面對黨內的批鬥，在如此背景下，鞏固政權，成為他們最重要的核心目標，所以對共產黨來說，對外關係的決策，從來都是為了最大化自身利益所下的決定。
（文章只代表作者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