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白紙運動的能量是否被延續？轉移到了哪裡？這是端傳媒「白紙周年」專題關注的核心問題。我們推出系列報導，關注行動者在被恐懼裹挾中如何艱難前行；關注白紙能量轉移到海外後的具體困境；關注運動留給中國大陸行動者的巨大創傷；以及，海內外的白紙親歷者們想說給你們聽的話。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艾歌害怕敲門聲，害怕陌生來電，即使如今已身處海外，聽到遊行喊口號、看到遊行中警車燈光晃過來，她仍會全身發抖、心跳加快。恐懼是如此日常、具體、隨處可見，催生出或戰或逃的應激反應。柏莉總會隨手攥住一串鑰匙，手指穿過鑰匙扣，在腦中模擬遇到突發危險時、一拳擊中施暴者太陽穴的畫面。順財則試圖「洗白」自己，在朋友圈轉發港區國安法的講座，她想「做個好人」。
一年前的白紙抗議，讓他們在恐懼中向前邁出一步，但緊隨而來的是更猛烈的打擊——被捕、被連夜審問、被拘留、被扣上「尋釁滋事」的罪名。一些人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反覆被問話；一些人被送回戶籍所在地，不允許離開；還有一些人在關押四個月後取保候審。
溝通變成一件很可怕的事，無論是和他人還是和這個世界。在微信里詢問一個朋友是否安全，是很不安全的行為。沉默安撫了恐懼，也切斷了人與人的連結。被警察沒收又退還到自己手中的電腦和手機，好像內置了一雙監視的眼睛，盯得人喘不過氣。獲釋後的幾個月，艾歌不敢聯絡朋友，不敢翻牆，不敢搜索新聞。
在廣州和上海，街上巡邏的警車比以往頻密，地鐵里檢查手機的警察也變多了。每每遇到，寶榮都會加速繞著走，並在心裡默誦警察不可隨便查看公民手機的法律條文。獲釋後，羊艮將手機從靜音調整為鈴聲模式，以防錯過有關部門的電話。她想，要是漏了接聽，警察找上房東或父母，可就更麻煩了。每當警車從身邊呼嘯而過，羊艮腦海中就會出現去年自己被警察拉走的畫面——這一情形，也發生在艾歌和她的朋友們身上。
疫病感染高峰隨著那個冬天的終結逐漸回落，有關白紙的記憶——與無人統計的感染病逝者一樣，陷入失語。但恐懼留了下來。事實上，恐懼從未消失，它潛伏在每一個親歷者、見證者的身上，不時發作。恐懼成為他們共同面對的課題，連結了彼此的經歷和感受。一些人嘗試回答這樣一個問題：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來抵制恐懼？
我們都曾被恐懼擊倒
恐懼穿牆而來。
3月，海外獨立雜誌《莽莽》的幾位成員暴露在危險中——有人受到有關部門施壓，被要求停止活動、透露成員信息，也有成員的家人被騷擾，被詢問孩子是否參加反華活動。
2022年末在歐洲掀起的抗議浪潮，始於10月的北京四通橋事件。一些海外留學生組織了柏林集會，結束後，幾位參與者決定做一本中文雜誌。11月12日，《莽莽》初創團隊成立。
《莽莽》的創刊介紹中寫到，這是一本不受審查的中文獨立雜誌，「書寫大離散時代中的行動、連結和歷史」，「令華語創作在審查的高牆之外野蠻生長」。
隨後到來的白紙運動成為第一期主題，這群書寫白紙的人很快遭受到來自官方的壓力。據創刊成員傅梓說，到今年10月，在德國被國安找過的至少有8人，其中也包括和雜誌無關的人士。傅梓20多歲，兩年前來到歐洲留學。
幾乎是一夜之間，《莽莽》的工作群組全數解散。
「當時就想縮起來。」傅梓把兩三年來積累的海外群組資源全部切斷。
由於不知道有多少成員的信息被掌握，所有人都陷入未知的恐懼。很快，有人退出、切割，或再無法聯絡。《莽莽》初創成員尤加去探望其他成員，「我清清楚楚看到焦慮，愁眉苦臉」。大家都在擔心：未來還能回國麼？家人會不會被找？
尤加想起雜誌第一期出爐時，成員們帶著雜誌、搭地鐵去聚會的地方。在途中，尤加想要一本看看，一位成員把雜誌抱在胸前、如視珍寶，說抵達酒吧後大家再一起看。「沒想到過了兩個月，這位成員就『半死不活』，沒有力氣了，就因為這個恐懼。」尤加說。他20多歲，在歐洲留學。
信任感正從日常生活中流失。和朋友聊正事，尤加總是將手機開啟飛行模式，把微信從後台關掉——萬一會被監聽呢？去到其他國家，手機上蹦出陌生來電，雖然心裡知道那大概率是詐騙電話，仍會想像那是公權力的觸手。倘若在外地留宿，傳來預期之外的敲門聲，亦會讓尤加膽戰心驚。
傅梓在恐懼中感受到孤獨。身邊的外國同學每天快樂地喝酒、玩樂、積極討論問題，他卻憂心安全。「每天活得很抽離，好像夾在歐洲和中國之間某個不知名的地方。兩邊都在施壓，把我擠在中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