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紙後，在人人自危的恐懼下，海內外社群活動減少，聯繫也變淡了。傅梓有時覺得，「我們在社會浪潮之下，曾經有無數人站在身邊，像海浪一樣裹挾著沖向體制高牆。現在浪潮退下去了，我們留在沙灘上，進也不是，退也不是，好像被拋下了。」
共存
精神最緊繃的時期，羊艮依然在社交媒體轉發公共議題，發完又很害怕。她自嘲「膽小又覺得要發聲，發完就害怕，不發又做不到」。
傅梓也發現，局勢根本不允許自己縮起來。「因為身邊朋友一個個被找到。我們需要收集情況，我就承擔收集風險、了解具體情況的工作。」
他「受夠了活在恐懼中」，並做了最壞的打算——政治庇護。傅梓仔細研究所在地的政治庇護法律、程序運作，還跑去難民營了解生活，評估自己是否有能力踏上這條路。「基於安全考慮，必要的時候要下決心，另一方面還是有很多牽扯、顧慮，要完全和中國切斷聯繫還蠻遺憾的。」
但不管怎麼說，下定決心這個動作給了他勇氣。
「你把那個東西（恐懼）想像得比你還大，你覺得它傷害你，你解除了那個誤會，或把自己變強大，恐懼會消失。」柏莉曾是一名社會新聞記者，在北京工作數年，參加了在北京的白紙運動。
龐大的恐懼被拆解為細小的、可應對的解方。航星為自己打造了兩個身份，普通大學生和在日活動家。大多數人認識的航星，是一位大學生，過著上學、吃吃喝喝、與教授吵架的生活。在日活動家則會組織活動，營運女權相關的 Instagram帳號，在線下辦展覽。航星有意識地避免合照，以防兩個身份在社交媒體上相遇。
傅梓也有控制恐懼的方式。例如建立一套信任判斷的標準，「看大家做的事情，哪個刑期更重。如果刑期差不多，那就可以有信任的基礎。」在向不熟悉的人介紹自己時，他會優先展示不那麼敏感的身份，例如先介紹自己是讀者、或者向對方介紹某個平台；如果對方也是參與者，傅梓會考慮用行動者的身份介紹自己。
「你不踩線怎麼知道線在哪呢？」在香港參加過白紙運動的小錢認為，紅線是測出來的。「比如你看新聞和做行動就會知道，六四悼念是不行的，但是目前來看做女性（行動）還可以。」
一度徘徊在解體邊緣的《莽莽》決定繼續走下去。大家轉移了工作平台，更加注重資訊安全，日常採取信息「閱後即焚」的形式。
「我們自己也很感慨，分明是做文字的，但信息只能存在一天，24小時後就會準時刪除。」傅梓說。
被恐懼纏身數月後，改變發生在六月。傅梓在英國參加六四紀念，現場不同社群的行動者們向傅梓誇讚雜誌辦得不錯。他感受到還能在不同國家、社群之間做更多橫向連結，「重新找回未來行動的可能性」。
在連結中，恐懼衍生的孤獨會被切斷。隨著與更多NGO行動者接觸，傅梓了解到伊朗、阿富汗、俄羅斯的行動者也有相似處境，孤立感隨之減少。有一次，他和班上伊朗同學聊起安全問題，伊朗同學聳聳肩表示理解，然後緩緩從懷裡掏出兩個手機。傅梓很驚訝，也從懷裡掏出兩部手機。兩人打開手機，都開著VPN，一人在A國、一人在B國（註：均不是所在國），二人相視苦笑。
順財認為，與恐懼共存是一個不斷學習的過程。白紙過後，吸納和維繫社群成為面對恐懼的緩衝地帶。例如，小範圍做一些「人畜無害」的事，看電影、騎車、爬山。在這些不敏感的活動中，或許能發現聊得來的可靠朋友。通過建立和維繫社群，打開新的窗口，也能從中了解更多本地議題。「很多「正常」的途徑（遊行、集會）無法實現，個人的表達力量也很小，所以不得不去通過一個『社群』的方式做一些事情。」順財說。
這個秋天，為了接觸到更多真實的人，《莽莽》舉辦了第一次線下分享會。在確定做線下活動前，尤加花了些時間了解和認識當地社群，心裡有底後，才敢發布活動信息，「也沒法100%感到安心，發布信息的群里有許多人不認識。」為了控制風險，尤加拒絕參與者空降活動現場，必須提前報名。
不過，恐懼仍會在不經意中現身。活動前，尤加忙碌於準備分享內容，在現場接觸到讀者，也一度讓他將擔憂拋至腦後。但中途出現了小插曲——一位走錯門的人士突然開門、探進身子，尤加趕緊叫停線上成員的分享，氣氛一度凝滯。後來經過交涉，才知道對方不是秘密警察，僅是一位找錯地方的路人。
在上海，讓羊艮緊張的警車巡邏已成了一種常態，她發現自己沒有那麼害怕了。「你每次出門都可能會遇到，從恐懼慢慢變成習以為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