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好像變成了一個敏感詞。」尤加說。恐懼一度溢出，傳染到其他社群的海外行動者。一些社群原本有定期的線下聚會，也因《莽莽》的安全事件取消。
白紙運動促使政治站隊變得大膽而公開，大家在看到彼此的同時，亦加劇了恐懼和警覺。缺乏安全感的交流，也難以在人與人之間建立真實的連結。身處美國的行動者胖丁說，以前大家參加活動還願意添加彼此的微信，現在都用 Signal、Telegram或 Whatsapp等相對更安全的社交軟體。線上群組中，也更傾向使用匿名。胖丁在海外參與運動已有四五年，關注女權、種族、社會動員等議題。四通橋事件後，紐約在地組織「不粉紅」成立，胖丁加入其中做志願者。
「我不覺得在海外就安全，家人還在國內。我知道他們（政權）會做什麼，如果暴露了，一定會牽連到家人。」航星20多歲，正在日本留學。曾將政權視為「慈祥的父親」的她，少時使用母親的VPN翻牆出去，了解到六四的歷史：「原來慈父不僅家暴、還會撒謊。」
剛到日本時，她不信任身邊所有中國人，甚至假設所有人都和秘密警察有關係，自己隨時可能被舉報。「秘密警察算是我最大的恐懼。我不知道話說到什麼份上是不可以的，不知道在哪裡說有可能會被聽見。」
為了參加在日華人組織的白紙運動，航星做足了偽裝。除了口罩，她也戴上帽子包住染成亮藍色的頭髮，連耳朵也不落下，並專門購入優衣庫當季熱銷衣裝——穿得愈普通愈安心。背上日常使用的背包時，航星也會取下掛飾、徽章。2022年參加港人在日本舉辦的六四集會時，航星甚至戴了兩層口罩，因為擔心現場有衝突，會被人扯下口罩。
恐懼是「雞生蛋、蛋生雞」。「特別是在簡中媒體上，過度渲染海外遊行的衝突、抗議者的暴力破壞。讓大家害怕暴亂、肢體衝突、警察抓人等，也就降低了出去參加身邊事情的動力。」胖丁觀察到，這種恐懼被一定程度放大，有參與者要求組織者創造一個絕對的安全空間，比如英國的女權脫口秀要求「全女環境」。
港區國安法落地後，順財認定，在政府時常擔憂「剿匪不力」的「新香港」，做行動要建立比「打壓已相對制度化」的大陸更嚴格的自我保護，比如，保持匿名和使用安全的手機軟體。順財也在日常人際關係中練習區分人——哪些人不會舉報我？哪些人的安全措施做得夠好？
「2019年之後，大家都知道安全水平線大概在什麼地方。又經過2020年，看了那麼多的case（法庭案件），知道怎麼去做區分。」順財20歲出頭，她一度以為自己能踩住安全線。
但這套區分系統被現實擊得粉碎。年中，在港大陸學生曾雨璇被控煽動罪。曾雨璇2022年來港後參加白紙運動，又於2023年1月和6月兩次被捕，第一次涉及悼念2021年「七一刺警案」的涉案者梁健輝，被保釋後，又因試圖於六四前夕進行紀念活動再度被捕。曾雨璇認罪後被判刑6個月，是第一位被判「煽動罪」罪成的港漂。她刑滿後被香港政府遣返中國，隨後音訊全無。
曾雨璇案披露的證據包括：她與八九民運人士、傳媒記者、朋友等人的對話記錄，以及手機備忘錄寫下的注意事項和緊急聯絡人等。相關證據被法官接納，寫入判詞。
旁聽曾雨璇案後，順財的恐懼被推至最高點：「感覺距離很近。好像你和朋友之間的聊天就可以被定罪。」她開始失眠，脾氣變得暴躁，「無差別攻擊」親近的人，有一兩次甚至在公共場合崩潰大哭。順財忍不住想洗白自己，把國安法講座轉發到微信朋友圈，清理社交媒體帳號里的行動相片，退出活動群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