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適的朋友圈中，有許多比他小十幾歲的年輕人。1919年五四運動的時候，他們才十來歲，還不大懂事。到了1930年代胡適創辦《獨立評論》以後，他們恰好是風華正茂的年齡，其中的佼佼者——比如張佛泉和陳之邁，已經在思想界嶄露頭角，並且是《獨立評論》的作者了。
張佛泉學名張葆桓，1908年生於河北寶坻。他因為聰明好學，高中畢業後被保送到燕京大學哲學系。大學畢業後進入天津《大公報》擔任編輯，在此期間由他主編的《現代思潮》周刊在知識界影響很大。1932年《現代思潮》停刊後，他赴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留學，期間仍然非常關注國內思想言論界的動態。
1933年11月6日，胡適在《國聞周報》上看到張佛泉的文章——《民元以來我國在政制上的傳統錯誤》，曾在日記中紀錄該文要點，並指出「此文為近年政論中最有見地之文」。當時他們並不認識，因此胡適到處打聽張的情況。
1934年3月7日，胡適赴天津演講，兩天後他在日記中寫道：「十二點前，到南開中學，見喻傳鑒先生，見著祖望。」喻傳鑒是南開中學的教務長，當時胡適的兒子祖望正在那裡讀書。緊接著，胡適在日記中寫道：「十二點半，到大華飯店，赴胡政之、張季鸞約，會見《大公報》與《國聞周報》的一些年青朋友，去年我在《國聞》四十四期上見張佛泉先生一文，曾到處揄揚他，且寫信到哈佛托裘開明打聽此人。今日也見著了。他是《大公報》派出去的。《大公報》一班人有魄力，有遠見，可（所）以能造成這樣一個大勢力。」
胡適認識張佛泉以後，便邀請他到北京大學政治系任教。這時，胡適正在《獨立評論》發起「民主還是獨裁」的大討論。討論的核心內容是如何敦促國民黨儘快結束訓政實行憲政。參與討論的既有孟森、丁文江、陶孟和、張奚若、蔣廷黻、吳景超、錢端升、陶希聖、常燕生、張忠紱等「知識界巨子，言論界領袖」（陶孟和語），也有張佛泉、陳之邁等學界新秀。遺憾的是，老一代學者在這個問題上產生明顯分歧。許多人認為，因為中國人素質低下，所以要實行憲政需要幾十年的準備。對於這種觀點，胡適持反對意見。他認為所謂憲政，是一種「幼兒園的政治」。這種東西一學就會，不需要做任何準備。
站在胡適一邊的主要是20多歲的張佛泉和陳之邁。當時張佛泉在《獨立評論》上發過兩篇文章，一篇是《我們究竟要什麼樣的憲法》，另一篇是《論政治之制度化》。前一篇文章認為，民主憲政並不是高不可攀的理想，而是現代社會的一種生活方式。因此只要有一分可能，就應該實行一分民主政治。後一篇文章指出，由於城市的知識水平比鄉下高出許多，所以憲政應該先從城市開始，然後再逐步推廣到鄉下。
抗日戰爭爆發後，胡適棄學從政，以特命全權大使的身份遠赴美國，而張佛泉則在西南聯大擔任政治系主任。抗日戰爭勝利後，張佛泉和胡適先後返回北平，共同創辦了「獨立時論社」。由於時代的原因，許多人不了解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機構，因此在涉及這個問題時不是語焉不詳，就是有所誤判。其實，獨立時論社是一家新聞通訊機構，當時註冊一家新聞通訊社是很容易的事。
獨立時論社的主要業務是向全國各地的報館和電台提供本社成員的稿件。這樣一來，其成員（以北大、清華和南開的教授為主）的稿件就可以同時在全國許多報刊電台上發表，而作者的稿費收入就會有大幅度提高。另外，由於「獨立時論社」繼承了30年代《獨立評論》雜誌的公共關懷和批評精神，因此在當時影響很大。1947年，張佛泉和崔書琴在胡適的支持下，還成立了「平津市民治促進會」，目的是儘快在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實行市民自治。
1948年12月，就在北平政權即將易手的時候，張佛泉和胡適等人乘坐國民政府派來的飛機前往南京。隨後他離開大陸前往台灣，並參與《自由中國》雜誌的創辦工作。1954年，他出任台北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1956年又擔任台中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1961年獲得福特基金會資助前往美國，擔任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1965年又擔任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系教授，直到1977年退休。1994年，張佛泉在加拿大去世，享年86歲。
值得一提的是，在離開台灣之前，張佛泉先後出版過《民主與選舉》、《民權初步釋義》、《自由民主論叢》、《無法出讓的權利》、《自由與人權》等專著。人們普遍認為，他對自由主義的詮釋不僅奠定了戰後台灣自由民主理念的根基，而且對台灣的社會的轉型具有重要貢獻。十年前，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自由與權利：憲政的中國言說》，可惜在社會上影響不大。
2020-08-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