倉庫位於黃浦江的一個小碼頭附近。江面七八條艦上的探照燈，不停地沖著江面和沿岸來回照射。王兆槐等人駕著駁船，巧妙地躲過敵人的探照燈，悄悄地駛到倉庫附近的碼頭，並摸掉守護倉庫的日軍崗哨，溜到倉庫門前。倉庫門上的大鐵鎖，是有大拇指那麼粗的鎖環。為了不驚動別處的崗哨，他們用濕毛巾將鎖環裹住，輪流地用鋼鋸鋸銼鎖環，其他人均分布在倉庫四周的隱蔽處，監視著敵人的動靜。幾乎每一個人都緊張得汗流浹背。他們都知道，萬一被敵人發現，他們將腹背受敵，無路可逃。
足足花了半個多小時，倉庫門鎖才被鋸斷。庫房裡果然堆滿了各式各樣的槍枝彈藥。40多個人一刻不敢鬆懈。他們連背帶扛地搶運武器。敵人的探照燈掃過來時，他們立即匍匐在地上，探照燈一過，他們又跳起來，一路小跑地搬運。
自從王兆槐等人走後，戴笠就坐立不安地在楓林橋住所內等候著消息。前來與戴笠商量別動隊成立短期技術訓練班的余樂醒，見其心神不寧的樣子，也只好獨自擬訂了別動隊短期輪流培訓計劃，放在戴笠面前，請他審批。余樂醒告辭走後，戴笠仍無法專心研究培訓計劃。他清楚，王兆槐等人如果不能順利地把武器搶運過來，別動隊即使成立，也無法馬上投人戰鬥。
一萬多人的武器裝備，要想完全靠中央批撥是不可能的。這批武器等於是他這支特工武裝的命根子啊！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了。深夜已過了一點鐘，兩點鐘，南市白雲觀的偵緝大隊仍沒有電話來報告情況。戴笠忍不住又打電話過去詢問，得到的仍是：人還沒回來！
直到凌晨4點，戴笠靠在沙發上剛剛要進入夢鄉。電話鈴急驟地響了起來。戴笠猛地從沙發上跳起來，抓過電話筒。他一下就聽出了王兆槐那疲憊但很興奮的聲音：「戴先生，貨全運回來啦！足有五六千支！」
「太好啦！沒有遇到麻煩？」戴笠睡意全消。
「沒有！很順利！」
「一定要保管好！你們先休息吧！」戴笠說完放下話筒，興奮地搓著雙手，高興得不能自己。他走進浴室，痛痛快快地洗了個熱水澡，便開始研究余樂醒擬訂的培訓計劃。他邊看邊想，這次一定要幹個樣子給人們瞧瞧，我戴某並不光是會收集情報，打起仗來，照樣不含糊！
僅一個來月的時間，一萬多人的「蘇浙別動隊」正式成立。蔣介石親自頒發了「蘇浙別動隊」的番號。戴笠親自擔任別動隊委員會的書記長。別動隊的總指揮則由杜月笙推薦的早年擔任過軍長的老友劉志陸承擔。該別動隊共分五個支隊和一個特務大隊。第一支隊隊長何天風，主要成員都是杜月笙的門徒；第二、三支隊隊長分別為陸京士等，主要成員為上海各廠家、企業的工人；第四、五支隊隊長分別為張業、陶一珊，主要成員是戴笠在京滬地區的部屬和被招入特訓班的年輕學生。特務大隊，隊長王兆槐，成員都是原警備司令部偵緝大隊的人馬。
與此同時，他又分別在青浦、余山和松江成立了技術訓練班，讓別動隊員分批分期地去戰地短期訓練，然後分赴前線，配合正規部隊作戰。
總算有一支自己的武裝了，戴笠的神氣勁就別提了。
中日間諜戰
淞滬戰爭期間，戴笠在上海組建蘇浙行動委員會及別動隊等，這還都是公開或半公開的特工活動。除此以外，他還秘密領導了一場與日本特工之間進行的間諜與反間諜，這完全是一場高水平的鬥智鬥勇的較量。
較量首先是從與上海日本東亞同文書院的間諜鬥爭開始的。
1937年9月中旬，章乃器向戴笠推薦了兩名上海大學畢業的高材生程克祥、彭壽，並說程、彭兩人願意為反間諜鬥爭作出貢獻。
特工戰線本是一個風雲詭譎、變幻莫測的戰場，以戴笠之精明和謹慎，當然不會僅僅依靠一位學者先生的判斷和推薦，就吸收運用兩個素不相識的反間諜人材。於是，戴笠指令由文強當面去法租界拉都路章乃器先生寓所與程、彭二學生洽談，意在對其進行考察。文強經過了解，得知程、彭與章乃器先生是師生關係，因出於愛國心，願意利用與東亞同文書院中某教授的特殊關係，打入同文書院及虹口地區和日本海軍俱樂部，搜集日方情報，貢獻給國民政府，支持淞滬抗戰。
東亞同文書院是一個以日本陸軍為後台的日諜巢穴，成立於1887年，原名叫日清貿易研究所，其實是打著「研究」的旗號，開展以軍事目的為出發點的情報調查活動。內容一是調查中國市場和經濟，二是調查中國的地理、政治、軍事等問題。調查的項目非常細緻，僅以地理而言，包括主要公路的長度、寬度、路面結構；橋樑的長度、建築材料、載重量；渡口的運量及河面的寬度等都要一一調查清楚。在其繪製的地圖上，不僅精確到村莊，甚至連村有多少眼井，都一一標了出來。調查材料分別登載在該書院辦的；苧嚴研究》雜誌和《支那省別全書》、《兵要地誌》等書中，送日本陸軍統帥部參考掌握。
調查人員以日本留學生為主，並有一些軍事人員參與。當時日本首相近衛文磨的大兒子近衛文隆受其父的派遣，在同文書院任職，在中國各界高層人物中收買漢奸。他們的足跡遍及全國，甚至雲貴等省的邊遠鄉村也去，足見其調查情報之深入。
程克祥、彭壽本是東亞同文書院的雇員，但淞滬戰起，兩人激於尚未泯滅的愛國心理，更受恩師章乃器的教誨和影響，決定利用與東亞同文書院的關係，搜集一些日方的情報，為抗日救國做些工作。其意亦有腳踏兩隻船的想法，想藉此了解一些中方抗戰的活動，提供給緊迫不舍的東亞同文書院。此二人無疑是一種雙重間諜。
為達到這一目的，程、彭向文強提出：需成立一個取其「以文會友」之義的「文友社」組織，以作掩護，由程、彭分別任社長經理，聘用男女記者五六人，並相應地租用了一座獨立的三層樓房，備用金三萬元法幣，小轎車一部及司機等。
戴笠聽取了文強的匯報，經過一番深思，對文強說：「此事惟恐章乃器這位書生學者上當，我們也得謹防反間之計，看情況只能將計就計，反正在租界上，諒也跳不出我們的手心。」於是，戴笠當即批准了程、彭所提的全部條件。
淞滬抗戰期間，戴笠時間的計算完全不以「天」為單位，而是以「小時」、甚至「分鐘」來計算的。他限令文強連夜將「文友社」的編制預算定下來，上報備案。又限其三日內將「文友社」這支反間諜網絡布置起來，開展活動。然後戴笠、文強設計一步一步地與程、彭二人鬥智，逼其就範。
第一步，文友社成立後，戴笠、文強設計如何將特務處的特工人員不露任何痕跡地打進去，以控制這座反間諜機關的主動權。
首先，戴、文決定派遣黃埔六期出身的特工、杭州警察局指導員王樹人當一名文友社的看門人兼收發，實際是這座機關的戴方特工總負責。
因王是跛腳，處處又裝出一副無所作為、任人訓斥笑罵的昏閽模樣，不但文友社的程、彭和日方間諜毫不起疑，就是戴笠派進文友社的特工人員也沒有識破王樹人是他們的頂頭上司。平時，王對他們的指示都是用約定的不直接接觸的方式進行聯絡。
接著，文友社聘用記者，程克祥引來了三名日方間諜，戴笠決定派兩名女特工打進去工作。為了不使程、彭和日方起疑，戴笠叫文強通知程、彭，對聘用記者進行當場考試，合格則用，不合格則不用。而戴笠安排的兩名女特務，一名安占江，東北人；一名吳憶梅，曾任《上海晚報》記者。兩個人不但年輕貌美，能說會寫，善繪畫，懂照相，而且都受過大專教育，又分別在北平警高和中央警校受過嚴格的女警官訓練，騎馬、射箭、打槍等樣樣皆精，是兩位特工全能人才。戴笠、文強還預先對她們訓練一番，既不能太露，以顯出馬腳，又不能裝得太「笨」，反不被錄取。果然是一試就中，又沒有令程、彭和日方間諜起疑。
第二步，戴笠、文強設計遏制企圖進入文友社的日方間諜，而對已經進入的則試圖趕走，這樣不給日諜在文友社以立足之地，以便於戴方特工人員的活動。程克祥介紹的三名日方間諜，文強提出須進行考試、審查資歷，有可靠的保證人和保證金，以便確定工資待遇為藉口，使三名日方特工知難而退，主動提出不汁報酬，只為「愛國」盡義務。
文友社的汽車司機也是程克祥引來的日方間諜，且十分狡猾，很難對付。安占江提出用以毒攻毒的辦法，在日方特工中煽風點火，散布流言，說這個司機很驕傲，看不起中國人，要對付他。結果日諜作賊心虛，把這名司機以自動辭職為名調走。隨後，戴笠指示文強暗中商請朱學范介紹了一位司機陳阿毛應聘，與王樹人配合，可謂珠聯璧合。
第三步，戴笠、文強繼續通過章乃器先生、胡子嬰夫婦對程、彭施加影響，促使他們堅定地站在戴的一邊。程、彭受當時抗戰大潮的影響，也逐漸和戴笠、文強一方靠攏，最終成了一邊倒，文友社也完全成了不文不友的反間諜機關。
安占江、吳憶梅則以文友社記者為掩護，深入到同文書院和日本海軍俱樂部內，調查搜集各種情報資料，每天向文強、戴笠匯報，甚至把日諜的行蹤及其在租界和上海近郊的聯絡點、關係人等重大情報，都基本上調查清楚。
安、吳二人還按照戴笠的指令，將同文書院內以教授面目偽裝的日諜上尉福田信一引誘出來，綁架到南京警察所關押了起來。
中日之間高水平的間諜鬥爭是在戴笠與日方一流特工高手南本實隆少將之間展開的。
上海是中國經濟的中心和重要工業基地，擁有發展軍工生產的巨大潛力，同時也是遠東的國際經濟中心之一。一方面，在中國最高統帥部來說，是志在必保，由此蔣介石把70萬國軍精銳投入戰場，甚至把「黃埔之花」毫無保留地全部調上前線，作拼死抵抗。另一方面，在日軍最高統帥部來說，也是志在必得，企圖通過迅速攻占上海，實施中央突破，打擊中國持久抗戰的決心和能力。
淞滬戰役打到9月底，戰場態勢進入相持階段，呈膠著狀態。蔣介石對戰場形勢憂心如焚，如果就此撤出淞滬戰場，國際國內對抗戰的信心都將動搖，抗戰前途殊難逆料。如果繼續拼下去，70萬精銳即使全部拼光能挽救頹勢嗎？後果亦不堪設想！
恰在這時，出自宋子文的謀略，依據《九國公約》，請歐美列強出面調停、干涉、制裁日本。所謂《九國公約》，是指1922年2月6日由美、英、法、日、意、比、荷、葡和中國北洋軍閥政府在華盛頓會議上簽訂的《九國間關於中國事件應適用各原則及政策之條約》，其主要內容是根據「中國之門戶開放」的「原則」，確定各締約國享有在中國通商貿易和開辦企業的「機會均等」權。
宋子文提出讓《九國公約》簽字國出面解決中日爭端，以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等人為首紛紛出面調停，使國民黨內一部分高層領袖人物歡聲雀起，認為是一著置日本於死地的好棋，就連戴笠也把《九國公約》看成救命符，認為上海有救，和談成功就是勝利。
但是，曾在杭州警校內與許多學者研究過日本問題多年的文強卻提醒戴笠：「要謹防中敵人緩兵之計。」戴笠是悟性極高的人，他略一思索，興奮地在文強肩上一拍，認為「謹防」二字說得好，他一定要在電話中向校長稟報。
《九國公約》簽字國出面干涉中日戰事，確使日本方面一時處於被動，不得不有所對策。於是，日軍統帥部急調原在華北的間諜老手南本實隆少將秘密潛赴上海，主持上海方面的特工活動，迅速竊取中國統帥部對日作戰的部署，並伺機暗殺動進行外交調停的核心人物宋子文。
南本潛赴上海的情報，很快被戴笠派遣打人日本軍方的諜工人員偵知，並迅速電告戴笠知悉。
南本實隆是位中國通，對中國社會有相當深入的研究，因久在平津一帶活動，能說出一口流利的略帶天津音的中國話，且外表忠厚至誠，樸實無華，內則奸詐陰險，詭計百出，應付各種險惡局面皆能從容不迫，鎮定自若，因而得以成為日軍大特務頭子土肥原、松室孝良的得力助手。南本在華北、內蒙和東北等地，曾多次破壞戴笠布置的特工組織，僅被其打死和逮捕的特務處特工人員就有數百之多。戴笠對其有切骨之恨，以至不呼南本之名而呼其為「毒蛇」，屢次設計要在華北將其幹掉，皆因南本以變幻莫測之功而滑掉。
南本潛赴上海之初，戴笠的計劃就是將其幹掉，以泄心頭之恨。他考慮到南本到達上海後，必定要在同文書院和日本虹口海軍俱樂部露面，戴笠已在這兩處日諜巢穴安排了內線，其行蹤將不難掌握。難的是派誰去執行這一極危險而極艱難的任務。戴笠先將當前集中在上海能夠充當這一殺手任務的特工逐一排隊，分析比較，最後選定由文強擔任。
戴笠考慮：文強是湖南長沙人，湖南人素有不怕死的硬漢作風，能臨危不懼，又是黃埔四期畢業；對校長和自己都很忠誠，不會臨陣變節，多年在浙警校特訓班和南京諜校參參加特訓班工作，對特工情報業務和行動技術熟悉，未出任過公開職務，不被日方注意；辦事機警幹練，極有頭腦，可謂有勇有謀，文武雙全。
接下來，戴笠考慮如何說服文強能愉快地接受這一任務。他歷來的觀點是，交代部下去完成危險的任務，宜智取，不宜強攻。戴笠首先打電話給文強，叫他到福履理路自己的寓所來一趟。這處地方本是戴笠保密最為嚴格的密室，除心腹親信毛人鳳外，即使文強這樣的親信大特務也不清楚。毛人風向文強指明地址，並交代只能坐自備汽車去，並且不能直開大門，須遠遠停下，步行前往。這是戴笠的慣用手法，未向部下交代任務，已經先聲奪人，在心理上讓他建立起一種已被受到高度信任的感覺。
文強來到戴笠在福履理路的密室，兩人先到內室共進早餐。然後戴笠才讓文強看了南本潛赴上海的電報，接下來就是一番鼓勵：「觀濤兄，你辛苦，文友社這齣戲唱得不錯，你還得再唱一出全武行的苦打戲，我考慮由你出馬最為妥當」。
戴笠介紹了南本各方面的情況，包括他的外貌，身材後，問道：「老兄有無左輪手槍？西服可多做幾套，配幾名得力助手給你，由你自己挑選，作好出馬的準備吧！」「希望老兄多動腦筋，為國誅患」。
說完，戴把準備好的一枝馬牌3號左輪，配有30發達姆彈，連同500元特別費一一推到文強的面前。這一連串的動作和氣勢已使文強感到毫無退路可走，但又不敢貿然接受。戴見他面有難色，已知其意。結果又是頂高帽子被戴到了文強頭上：「你的兼職多，事太忙，我很了解，再忙你也幹得下來；不必推辭，不要被一個難字擋住了前進的道路，要做關雲長，過五關斬六將。」這一番恰似戰前動員的思想鼓動工作，不但無絲毫霸氣、殺氣，而且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激之以義，不由得文強不生出一股豪氣，愉快地接受了任務，臨告辭出門，戴笠還叮囑文強說，這次談話不可告第二人，此間會見地點也不可告訴任何人，以後無他的親自電話，絕不要來。
